新时代的精神构建与道德规范

党的十九大强调指出：面对新时代、新任务，各级干部必须要有新状态、新作为。由此而决定了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一刻不停顿。这是使命的要求，这是时代的必然，这是人民的期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世界观、人生观的“总开关”，虽然只有12个词24个字，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但却是一个精神、思想与道德的宝库，其内涵十分丰富，在理念上和实践中均有着最大的公约数和最高的指导值，需要我们在整个人生道路上和全部工作过程中持续不懈地加以体悟和践行，并以具体行动使之开出靓丽的精神花朵，结出丰硕的经济果实。

一、心存敬畏品自高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自然是有权的。但他每次外出考察或公务出行，却必定要由自己掏饭钱，就连茶叶也是随身自带的。偶或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忘了带茶叶，喝一杯清茶临走时也准要付费2角钱。巴菲特作为拥有500多亿美元资产的全美首富，但个人生活却节俭得惊人，不仅吃饭、穿衣皆极为大众化，而且至今仍住在位于奥马哈的一幢普通两层旧屋里。这幢房子还是50多年前用了3万多美元购买的，到现在的估价也不过几十万美元。

这真是“恪遵矩度品为贵，心存敬畏行自芳”。“恪遵矩度”，之所以能使人品质高贵；“心存敬畏”，之所以会让人行为美好，就在于此中不仅含有高度理性化、规制化遵奉与坚守的自觉，而且更含有认同、敬重、恭谨、佩服的心理呼应与情感契合。这也就是说，无论“恪遵”，抑或“敬畏”，虽然都具有因强制和惧怕而严格遵从与履行的意味和效能，但同时却也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升华与精神自觉。他们这样做，除了理性认知和规制要求之外，更是一种对自我精神境界和道德品位的高度净化与强力构建。

显然，在“恪遵”中，承诺是以心悦诚服和由衷敬佩为基础的。而在“敬畏”中，惧怕则始终都以敬重、恭谨和笃诚作为前提。正因为这样，举凡奉践“恪遵”与“敬畏”者，便自会由于“善怕”而“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善怕”与“惧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也有着天壤之差的内涵。前者是因敬佩和信服而怕，所以在工作中便唯恐做不到和做不好应做与该做的事情，在生活中则时时收敛欲望，处处知止而乐，总有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醒与谨慎。而后者则由于只是单纯的惧怕，所以便难免在工作中和生活上只是消极规避，绕开雷区，甚至是在同政策、规制、道义、良知“玩”着躲猫猫的游戏。坊间有言：若要你灭亡，先让你疯狂。而之所以会疯狂，则惟因失却敬畏之心而无视矩度之约。

“恪遵”和“敬畏”的基础与前提，始终都在于高度自觉的真诚、崇敬、感佩与奉献，而它们的灵魂则永远都凝聚在一个“善”字上。只有当这个“善”字切实焕化为意识底蕴、精神素养和理想追求时，才会使人进入生命与事业的最佳境界，也才能为人民和国家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古人说：“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薄冰上履过；思立揭地掀天的事业，定从烈火中炼来。”

无论历史和现实，都无时无处不在为这一人生至理与世事公约做着有力的佐证和详实的注解。司马光贵为大宋朝的宰相，做官40余年，但却仅有薄田三顷，陋舍数间，其妻去世时竟然无资发丧，只得典当田亩以置棺木。当然了，身为宰相的他，并不是由于俸银拮据乃至生计艰涩，而倒是他将所获俸银连同皇帝的赏赐，皆尽数捐为公用和周济穷人了。就是这样一个深信“俭能立名成业，侈必堕落自败”的仕途达人，却以其旷世之辛劳为我们留下了永放韶华的《资治通鉴》与《家范》，仅在《四库全书》中就收入了他的16种著作，计有457卷之多。另一位忧国恤民的文宗正公范仲淹，不仅节俭廉洁，奉民为天，而且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将勤谨奉献、事上惠下作为自己至高的心愿与终生的追求。当哥哥范仲温要他为侄子谋取职位时，他却在《与中舍书》的回信中对侄子的做人和进学提出了尤为酷苛的标准与要求。当侄子以优任事之后，他又立即严肃指出：“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莫营私利。”这其实也正是他和儿子范纯仁的为官之道与处世之则。一生勤勉奉公、廉洁从政的范仲淹，虽然自己因节俭而几于清贫，但却捐资助学，惠泽后世，真真切切地用全力践行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图誓愿。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国藩，一生均倡导和奉行“勤奋、俭朴、求学、务实”的仕宦之规与人生之理，他在写给女儿曾纪芬的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

其实，历史和现实不仅常常是相通的，而且往往是相似的。既然“恪遵矩度品为贵，心存敬畏行自芳”所体现和揭示的是一种法则，是一个规律，那它就必然会富有强大的社会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也一定能够成为时代的精神脉动与大众的人格冀求。这从50年前焦裕禄所亲自起草并带头执行的《干部十不准》，到50年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所制定公布的新的《兰考县党员干部“十不准”》中，便能清楚地看出来。诸如“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之类饱含挚意与至理、兼具刚性与柔情的话，在任何时候都是大众的期待与干部的遵从。特别是当79岁的兰考县葡萄架村老支书孙世忠从“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焦裕禄，说到今天一些“心里只有自己”的干部时，其所引发的就不仅是心中的惊澜，而更是深深的思考。

是呀，当“一律不准送戏票”，“十排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也赫然成为明文规定的时候；当焦裕禄的女儿要求食品厂的领导专门给自己安排最差的岗位，并说：“好单位干部子女不能去，俺爸规定的”时候；当双目失明的乡村老大娘在风雪之夜抓住握着她手的陌生人问道：“你是谁？”焦裕禄回答：“我是你儿子”的时候；当人们目睹焦裕禄生前用过的那生锈的锄头、带着窟窿的布鞋和缀着42个补丁的被子的时候，谁还能遏制住滂沱热泪的涌流，不从心底里大声呼喊“恪遵矩度品为贵，心存敬畏行自芳”呢！

二、德才兼备德为先

当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时候，当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始收获果实的时候，人们普遍有一个强烈的社会期待，那就是党风政风得到明显好转，驭权施政的效益和质量更上层楼、更有档次。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各级干部的素质、觉悟和能力的大幅提升，使命感、责任心与公仆意识的有效加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只有干部德才兼备，为政方能绩效皆优。

正因为如此，《大学》的开首之句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此可知，“德”的问题已然是一个很老的问题了，早在人类社会形成的初始阶段，对“德”的要求与评鉴就成为勘人治世的要略，并在实践中将之与“道”和“才”合而为一，共同构成贤能之人的必备条件与对之进行评鉴的基本标准。《论语》有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实际上是对“德”的内蕴的延伸与扩大，使“德”在同道、仁、艺的结合中实现升华，产生效能，形成善果。因为道是本，德是用，要通过德来落实道。至于“仁”和“艺”，那则是对“德”的放大、对“才”的聚纳了。

正由于“德”是对人的品质要求，“才”是对人的能力要求，所以德才兼备也就自然成为对人的全面要求了。不论这个命题多么古老，也不论社会发展到了何等阶段，对“人”的要求和评鉴都始终无法离开这两个标准，因为它们最为有效地代表了人的本质和本色，是人作为“人”的先决条件与特殊标识。人之所以“最为天下贵”，就在于人具有足以战胜自然、认知社会、运应规律、创造文明的意态和能力，而这意态与能力的直接体现，就是人所特秉的“德”与“才”，也即思想与知识、品格与能力、志向与方略、精神与智慧。任何历史的有效发展、时代的积极变革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其最本质的推动力量都是人民群众，而作为人民群众的中坚力量和引导力量，则无疑总是那些坚守在各自岗位上的不断创业、创绩、创优、创新的人们，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正是德才兼备，品能皆优，且由此而书写了民族的辉煌，铸就了历史的脊梁，成为后来者尊崇和效法的楷模与榜样。

作为人的至高标准和完美境界，德才兼备自然是令人向往、令人景仰、令人艳羡的，既无人敢于也无人能够对它有所排斥和否抑。其真正意义上的分歧，则往往表现在对这个标准的实际践行与具体评鉴上。正因为如此，才使这个古老命题得以常说常新，总有着挖不完的内涵和辩不尽的是非。曾任宰相之职的司马光从实践中得出结论：“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这，或许就是德才兼备之论的肇始，其意义和作用不言自明。至于对德才偏废的后果，司马光更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为什么呢？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特别是“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相比之下，愚者“虽欲为不善”，却终因“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而不得不作罢。这也就是说，德才兼备的人，既想做好事和爱做好事，又有能力把好事做好；无德有才的人，既想做坏事和爱做坏事，又有能力做成坏事。而无德无才的人，他即使不想做好事而想做坏事，也不具备相应的智慧和能力。显然，在司马光看来，堪为重用和堪当大任的人，只能是德才兼备的人。其次则是，宁肯用无德无才的“愚者”，也不可用有才无德的“小人”。因为“愚者”虽干不了事却也坏不了事，“小人”则往往有可能办坏大事和铸成大错。

我们的各级干部，不论官大官小、是官非官，都是人民的公仆，都是以竭诚为人民服务作为最高宗旨和最终追求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德才兼备、品能皆优，切实做到信真理、知责任，明大义、懂规矩，敢担当、勇创新，始终坚持正确对待权力、正确对待名利、正确对待群众，时时刻刻把“为民务实清廉”铭刻在灵魂里，落实在行动上，坚持用“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的标准履职任事，在工作实践中坚决做到“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真真正正用自己的行动让老百姓感到你就是他们自家人，只见公仆不见官。因为对于身处改革前沿和时代激流中的人民公仆来说，德才兼优的集中体现，就是政治坚定、信仰忠诚、目标远大、道路自信、思想明睿、精神振奋、勤谨敬业、勇于创新、廉洁守矩、竭诚服务、处事精干、关爱群众，用自己的无私奉献和卓越业绩将“中国梦”落实到行动上，把老百姓常装在心坎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答释我们用人的标准为什么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时，指出：因为德是首要、是方向，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因此，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永远都是崇德修身。是呀，共产党人就正是用“以德配天”的伟力和千磨万砺的才智赢得了人民的拥戴，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创造了人民的福祉。因此，作为人民公仆的广大干部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始终都必须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自己坚定的遵循与永远的追求。这既是我们的光荣传统，这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三、大有作为才是“官”

玉，向来被用作喻示美德；刚，一直被引为人格风范。而自然界则恰恰有一种三氧化二铝的矿物叫刚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红宝石或蓝宝石。它质地晶莹、坚密、抗压、耐磨、拒腐、防蛀，有着极强的承载性和支撑力，不仅贵为高档饰物，而且更有着广泛的工业用途。

正是由于刚玉在“刚”与“玉”的结合中所形成的透明性体、纯洁品格、坚密质地和广泛用途，才不禁让人想到了它与为政之德的相洽和相似。

政者，正也！其所崇尚、追求和遵奉的，便是这种“玉”的质地和“刚”的品格。玉，在中国文化中有着至美的形象和至高的喻义。以玉喻人，更是崇仰为怀、圣洁有加。至于“刚”，那则是对玉的绝佳匹配和天作之合，仅仅将这个字的意蕴略加引申，便可衍生出刚强、刚介、刚毅、刚正、刚直、刚耿等一系列令人振奋的辞令来，而所有这些辞令的深层寓义，又都恰为构成人品与政德的基石和魂魄。任何施政主体与官场达人，只要秉有了这样的精神资质和人格魅力，其政令、政风、政德和政绩，便自会与时有进，与世有得，与事有益，与民有惠。因为刚玉的资质和禀性，必然会使为政者既慎权慎微，又勇于开拓；既洁身自好，又敢于担当；既从严律已，又宽厚待人；既恭谨修持，又大胆进取。不但爱干事，干实事，能扛事，敢“亮剑”，而且深执“为官避事平生耻，击水破浪才英雄”之道。

毫无疑问，这既是为政的理想境界，又是政德的完美体现。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达臻这一境界，则必须在私德与公德两个方面同时修炼，同时进取，同时秉持，同时提升。任何时候，都不能发生畸变和偏废。也就是既要洁身自好、守身如玉，又要开拓进取、大有作为。对于一个担当管理职能和负有领导责任的为政者来说，独善其身是必要的和必须的，是基础和前提。但仅仅如此，却还是远远不够的。“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领导干部的责任首先是管理，是引导，是开拓进取、做好工作，以自己的能力、辛劳和政绩而不断地赢得群众喝彩，经济发展，事业进步，社会文明。也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才需要积极固本培元，持续而有效地为心灵输氧，替精神补钙，给信仰铸基，通过提升素质和能力以求做好工作，创造奇迹。而绝不是要尸位素餐、独善其身地当摆设，当木偶，当和事佬，当好好先生。这种独善其身，对于为政者来说，又何尝不是别一种形式的渎职与失德呢？不贪不占不揽权的童名谦之所以被起诉，就因为他不干实事和没有担当。在2012年的地方人大换届选举中，当三名花了钱却落选的企业老板在办公室堵住童名谦讨要说法时，身为衡阳市委书记的他竟然作出批示，要求将老板用作贿选的钱退还给老板本人。

多么荒唐，何等下作啊！这样的领导干部，形表上尚犹洁身自好，可骨子里却满满当当地装了一箩筐“私”字。他看似“好好先生”的行为，而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却是一种犯罪。因为不作为和胡作为的本身，就已将领导干部的天职啮食净尽，哪里还有一丝一毫政德可言呢？

政德乃为履政之德，分解到每一个践行者的身上，则自然会衍化为官德。不同的时代，官德当然也自会有所不同，但不论到了什么时候，其核心意蕴都总会是：精管理、勤疏导，干实事、订方略，革弊政、布良谋，聚贤能、纳忠告，净风气、修善果，察世情、恤民瘼。故此，历代官员的政德于今便大有借鉴之处和楷模之效。像汉朝文景时期的晁错和周亚夫，就都是为了人民福祉和国家利益而出良谋、弭兵祸的大功臣。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了国泰民安、社会进步，不仅勇于作为、敢于担当，而且全然不顾及个人的祸福得失。其他像唐宋时期的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等人，虽然皆以文名世，但他们同时却也都是锐意改革的朝政柱臣。正是为了改革的顺利实行和大力推进，他们全然不计个人恩怨和一己得失，始终都充满着实干的精神和进取的锐气，即便是一时遭遇政治雾霾而致被逐、被贬、被囚，也仍然信誓旦旦、矢志不移，一心扑在国家和人民的事业上。特别是司马光，当其晚年退出朝政之后，为了将自己的理政实践和政治见解总结出来，传诸后人，竟蜗居在洛阳郊外的一个地窝子里专心苦修《资治通鉴》。以待书成之日，他竟然几乎熬瞎了双眼。

人们都知道，秦国的强盛乃自商鞅变法始。明朝的中兴，源于张居正强力推行“一条鞭法”。可对于变法者本人来说，那又该付出了多么巨大的辛劳和牺牲啊？人民之所以拥戴他们，历史之所以礼赞他们，就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心血和汗水，为国家和人民干了实实在在、卓然有成的大事和好事，并由此而淬炼和彰显了他们自己的理政公德。在这方面，诸葛亮当然就更是一个为国家政事而尽瘁终生的典范了。对于此，从他始一“就业”，便已具有高度的行为自觉。当是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仅兵多将广，而且地盘很大。可刘备却只是个在政坛上刚刚起步的“氓流”，无权无势，萍踪浪迹，前途堪忧。但诸葛亮的政治选项却为什么不是曹操，而偏偏是刘备呢？就因为他深知一味贪吃现成的果子，那是永远也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励志创业，才能施展本领，打开局面，亲手干出一番大事业、兀自拓出一片新天地。事实上，如果诸葛亮从一开始就想吃现成饭，投了曹操，那安逸倒是安逸了，省心倒是省心了，可不过诸葛亮也就绝然不会是而今人们所认识、所崇仰的诸葛亮了，他很可能会是一个吃太平饭、饮休闲茶的庸官和冗官。

人们爱惜羽毛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只为爱惜羽毛而再也不去向高处奔跃、向远处飞翔了，那则注定会陷于平庸、浮泛与猥琐，“公仆”也就自然会由兹而衰变为“私童”了。

这显然有违官德、有伤民心，失却了刚玉的本色和本质。而每当政德一旦沉沦，施政者也就自然会为人所不齿，为世所不容。所以，风骨犹然品自贵，大有作为才是“官”。

（作者为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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