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立足新时代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就是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重大判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基本国情的新特点新内涵新变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一、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正确认识深化的过程，就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过程

事物是运动的，矛盾是发展的，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适时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确立党的发展理念、确定党的工作重点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是党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一条宝贵经验。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转变、不断深化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着手分析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要矛盾。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这里提到的“基本的矛盾”，指的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特地作了说明。1953年12月，在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沿用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此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分析了过渡时期国内主要矛盾两方面的关系性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以及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矛盾的可能性。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第一次明确阐述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基于主要矛盾的判断，同时还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整个八大决议内容都是围绕实现工业化、推进经济文化建设而展开的。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突出了实现工业化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任务，及时把握住了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转变，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历史证明其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可惜的是，党的八大之后，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发生了偏离。1957年“反右”开始以后，党对我国国内基本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并在其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遭遇重大挫折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错误判断，背离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由此在实践中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这样的教训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的重大影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认识、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正确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既创造了思想条件，也提供了认识前提。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完整而准确地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科学论断，确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论断把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地规范于需要与生产的关系范畴，既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判断，又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殊国情，成为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制定发展战略、推进改革发展和做出重大部署的基本依据，其在不断经受实践检验、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中，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步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强大理论支撑。

总结关于社会主要矛盾认识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形成正确认识并不断深化的过程，就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过程；而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上的任何失误，都会带来难于估价的发展代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经历近40年改革发展之后，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根据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以及近几年供给侧和需求侧变化总体状况、趋势明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判断和表述，科学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判断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直面党在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为新时代制定党的根本任务和发展战略奠定了科学基础，其对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胜利将产生的影响，越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就越会有更为显著的展现。

二、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为党正确确定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现实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本质上是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因主观好恶随意选择。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要科学理性、及时敏锐，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正是从这两方面的认识入手，分析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以及人民需求呈现的多样性变化，找到了社会主要矛盾定位的现实依据，明确指出：“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清晰地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依据。

首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从追求数量到追求品质的深刻变化。改革开放开始时，我国总体生产能力、生产水平以及技术水平比较低下，仅能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上世纪80年代末人民生活水平才达到实现温饱的程度，到20世纪末刚刚步入小康社会。邓小平当年对小康社会的界定就是“不穷也不富，日子比较好过”。这种“日子比较好过”的阶段，仍然是物质和文化需求的基本保障阶段，只是相对于温饱阶段有钱能够买到所需要的物质与精神产品而已。改革开放在经历近40年发展后，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总体生产能力和科技水平已经显著提高，为社会提供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越来越丰富，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也进入了可选择性的阶段。人们已不再满足于消费的数量，而是在数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消费的品质。显而易见，在社会整体性生产已经出现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质的变化，生产也由满足于单纯的数量扩张或规模经济向注重产品的品质、注重个性化需求的方向转变。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党中央确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大背景做出的战略转变。

其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从单一性需求到全面性需求的深刻变化。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社会文明的进程上说，人们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保障之后，会沿着一个不断上升的需求层级发生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多数群众的基本需求大多停留在基本保障性的生存需求阶段，人们为了温饱和追求相对稳定的生活奔波忙碌。而经历近40年发展后，中国已经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态，普通群众除了满足基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以外，对获取社会性的参与性需求、保障性需求、权益性需求、尊重性需求等，具有更为强烈的要求，更多地享有社会发展的获得感，更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更多地享受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以及更加看重社会安全和环境保护，成为他们更具全面性、更高层次性的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倡导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建立和完善生态文明体制，加强军队建设，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全等，一系列举措，都是适应人民需求多样性变化而进行的体制机制改革。

第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从供需不平衡到供需不匹配的深刻变化。从供给的角度看，在改革开放相当长的发展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供给层面主要表现的是供给不足的问题，即物质和文化产品供给普遍的匮乏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呈现整体比较落后的局面。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物质财富比较丰富，贫困人口只占极少数。供求不平衡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供求不匹配的问题相对突出。例如，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民生领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满足不了各类人群的需求，另外，即便是有此类产品的供给，也存在着因产品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食品药品安全质量问题而不能尽如人意。过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生产规模与人们物质需求的不匹配，现在则转向为生产质量、服务领域与人们需求的不匹配。这是从温饱社会迈入小康社会，进而向共同富裕社会前进的国情使然，解决这一矛盾正是党和国家今后的奋斗目标。

第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从侧重追求效率到更强调实现公平的深刻变化。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发展时期，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是主要目标，更多地侧重对效率的追求也就成为发展的必然性选择。而当经济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如何在进一步提高效率的基础上，更多地把解决公平问题摆在突出的地位，就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关注。从现实的发展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生产，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获得社会产品、享受社会权益和得到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的不平衡与不充分状况。在经历近40年的改革发展之后，如果继续忽视社会的公平问题，不仅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还会由于收入差距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因此，更多地注重平衡式发展、公平性分配，建立利益均衡机制与利益保障机制将成为今后解决矛盾的工作重点。

三、新时代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对全面深化改革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十九大报告的这一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目标，也是我们党安身立命，推进改革发展的立足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致力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只有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改革才能不偏离方向，发展才不能走样，才能使改革凝聚更多的共识，形成磅礴的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就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着眼于改善人民生活的社会环境，脚踏实地为人民谋福利，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已经从需求侧转到供给侧，生活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需求日益多样化、对质量标准日益挑剔，对产品供给质量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这些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集中解决产品的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的问题，多样化、高质量、精准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最重要是解决结构性失衡问题和新动能培育问题，其中特别是要把解决供过于求、供需错配、供不对路、发展短板、创新不足和制度供给的问题作为重点，按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的要求，通过创新供给、体制机制改革，整体性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分配制度改革。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公平公正的分配体制机制是必然之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正处于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这客观上要求发展的重点应更多关注如何公平地分配“蛋糕”，重视发展的公平性对培育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作用，必须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结合起来去谋划，在推进改革发展中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放到优先位置，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第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注重体制改革在协同配套上的创新和供给。我国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会更加侧重于高层级的权益性和尊重性等需求方面，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对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着的这些需求影响重大，而相关性矛盾与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往往与高质量的制度供给不足、创新不足直接关联。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予以体制改革在协同配套上的创新和供给，促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生态管理体制的改革完善和创新，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的不断满足之上。

（作者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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