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
新时期的开创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先导的。“两个凡是”，就是要将历史在“过去方针”中定格。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率先反对“两个凡是”，提出要“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事业的主张。邓小平强调：“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他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即与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呼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旨在解放人们的思想，突破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和“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从而拉开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理论工作者也力图对多年来指导思想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给予哲学上的澄清。1978年5月，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也遭到了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的非议、责难和压制，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站出来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支持。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指出，那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要求不要再“下通知”“划禁区”。在邓小平等的支持下，真理标准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并很快超出了思想理论界的范围，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曾指出：真理标准讨论是“基本建设”。这场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的开创是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很快，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国际间的竞争向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支柱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转移，相互间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改变着世界的政治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1978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外贸，我们的管理，我们的经济政策，都受这些思想（指“两个凡是”）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现在亚洲有的国家经济发展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是空的。在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面前，邓小平以大战略家的敏锐，认识到这是我们融入世界、振兴民族的极好机会，并积极推动了这个进程，使之成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有利条件。
新时期的开创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反思的结果。在致力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同时，邓小平还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天津等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视察。他先后发表了六次重要谈话，核心内容是冲破禁区，破除僵化，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次历史性的“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新时期前夜的理论思考。他一路“到处点火”，深刻地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是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和体制改革的任务。邓小平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要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北方谈话”实际上是邓小平不久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先声，对实现历史转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前后，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还就改革和开放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问题、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历史重大是非问题等提出重要意见，这些都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和讨论的重要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78年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已经逐步在党内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成为拨乱反正的会议；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正如邓小平所说，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历史转折的实现，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的，全会作出了重要的机构和人事变动，选举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以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为主要成员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这是人民的愿望，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选择。
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在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建树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确地解决了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重大课题，从而做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邓小平曾这样概括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新时期的工作：“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进入新时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我们党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反了包括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各项政策。1979年，经过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报告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要历史是非进行了初步的清理，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和探索下进行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