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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构建成都产业大生态圈

杨继瑞

2018年03月12日10:01    来源:先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因此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经济高质量稳健发展的改革方略。

一、如何深刻认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引领新常态的重大变革。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的结构性分化已显露端倪并趋于明显。为适应这种变化,在正视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迫切需要改善供给侧环境、优化供给侧结构与机制,通过改革制度供给和创新,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增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正因为如此,2015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强调,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契合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革命性变革。

第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抉择。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要不断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将从发展数量和效益提高向发展质量和效率提升转变,要更注重质量提升和惠及民生,引领消费升级;要推进制造业提质增效,支柱产业将逐步由传统产业转向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一方面,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另一方面,要立足生产和生活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传统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和产品附加值,向质量提升、绿色低碳、服务优化、品牌高端等方面发展。

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重大举措。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现代化经济体系从服务对象视角上考量,是实体经济的现代化,是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创新体系,是服务实体经济的现代化金融体系,是促进实体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制度体系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都是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重大举措。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发展先进制造业,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域,争取弯道超车,培育世界领先企业,培育若干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国际竞争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环境;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为实体经济提供创新环境、创新动力、创新活力。

第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彰显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强劲动力。十九大报告多次提及消费,包括“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等。在过去五年中,消费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前所未有的,今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稳定作用和拉动作用还会更加突出。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目前我国供给的产品质量、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还落后于国内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与以往利用补贴政策促进消费的方法不同,未来激发消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多的有效供给,在改革中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促进消费由“加法”式升级转变为“乘法”式升级,从而激发出更多的中高端消费和消费力,培育经济新增长点。

第五,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强大内生动力。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强大,首先体现为实体经济的强大。实体经济的有效供给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从供给侧看,目前我国很多产业的规模都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我国经济仍存在质量总体水平较低、产品附加值不高的问题,特别是面临着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张与发展空间有限的挑战。要进一步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开拓新的增长空间,就必须尽快实现增长模式从传统的数量扩张转到质量提升,把供给侧的要素驱动转到全要素创新驱动。

第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基本经济规律的内在要求。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都是社会主要矛盾与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手段的统一。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手段,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协调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充分均衡全面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在创新中构建成都产业大生态圈

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都正在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应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城市群等大区域经济载体和经济带,构建成都产业大生态圈,在广袤沃土上深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打开中国经济增长之“锁”提供成都担当、成都作为和成都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上曾指出,“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以创新之“钥”打开增长之“锁”,正是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成都要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产业现代化注入创新动能。当前,成都已经拥有多个千亿级产业以及其他颇具潜力的优势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汽车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航空航天产业、轨道交通产业等,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在国际市场都有一定的竞争力。然而,成都虽然在某些新兴产业布局上抢占了先机,但是,在成都创造和成都制造的“颜值”及规模、成都制造业的前向、旁侧和回顾效应及重大产业集群方面,还存在某些短板。

产业兴则城市兴。其一,成都要以“大创造”与“大制造”双重发力,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汽车等优势产业,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智能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占比。要坚持把创新驱动作为成都面向未来的核心战略和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第一动力。始终依靠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内的全面系统改革破解城市发展难题。要加强招大引强和项目促建,瞄准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产业,大力引进和培育一批带动力强的产业龙头项目。特别是要深入实施成都制造2025规划和工业强基行动,以建设国家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为目标,加强军民融合,加快培育万亿级产业集群。同时,要进一步增强成都的自主研发能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基金,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和企业集群集中。其二,成都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现代化。加快发展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发展健康、养老等生活性服务业,大力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兴服务业。同时,还要深入实施服务业发展2025规划和服务业提升行动,加快打造国家服务业核心城市和西部金融中心,加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城市、国际购物天堂、国际会展名城,提升城市市场吸引力和辐射力。其三,成都要以统筹城乡改革和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为契机,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动,以都市农业的提档升级为突破口,提升农业的组织化、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资本化水平,推动农业向集约式、经济型、现代化转变。

在创新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都还必须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上进行创新,以拓宽产业发展的大生态圈,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加广袤的空间。根据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理论,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在一个广袤空间实现的。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互联网+、大数据、高铁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内外市场已经通过“城市群市场—经济带市场—全国市场—世界市场”的链接机制形成市场一体化格局。资源的配置与产品流通已经超越了狭隘的属地范围,需要大生态圈为产业做大做强提供更大舞台和更大市场。日本作为本土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以原材料和最终产品“两头在外”,抢抓世界经济发展机遇,成为拓宽产业发展大生态圈的成功范例;我国发达地区城市群产业发展大生态圈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也给成都以城市群和经济带为空间载体和平台,构建产业发展大生态圈,深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对标借鉴。

成都在唐代就有“扬一益二”之称,历来是经济重镇。成都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是连接海上丝绸之路与长江经济带重要交汇点,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节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业腹地、“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等战略中,成都具备在向西、向南、向东三方向开发开放的强劲拓展能力,在市场与资源配置上与周边重庆、西安、昆明、贵阳等大城市具有相当程度的联系。成都要积极利用好自身的区位优势和经济社会基础,打造内陆型经济开放高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发挥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功能,以成渝城市群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尾”,链接好西安、昆明和贵阳等城市,把长江经济带中的“龙尾”摆起来。这样,才能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内陆大开放格局中的重要支撑点,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劲的回旋余地和强发展极。

事实上,成渝城市群不是成都、重庆及其若干城市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自然布局和简单组合,城市群能够成“群”的关键在于城市间的紧密联系和协同互动,促进城市间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基础设施对接、产业关联配套、公共服务均等,充分发挥城市群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和协同效应。成渝城市群的内生规模、聚集、辐射、分工、协同效应要激发出来,一是成渝城市群各城市要打破城市间的行政封锁、壁垒和保护,以实现城市间的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二是成渝城市群内部的城市规模、功能、城镇化水平、资源配置与产业要错位竞争、差异协同发展。三是成渝城市群的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土地、水、环境容量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实施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严格保护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强化水资源安全保障,全民护绿、重拳治水、强力净土、持续减噪、铁腕控霾,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空清”“食优”,与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等各级各类城市群协同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带动和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共同实施好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成都要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的创新路径,在跨行政区资源整合和一体化发展上加强跨行政区之间的协同创新,通过“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以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为方向,以“空、铁、公、水”四位一体的畅通西部、联接全国、通达全球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体系,构建从上游原材料、中游生产到下游制造销售的主导产业全产业链,在成都平原城市群“1+7”、在“成都—绵阳—乐山”和“成都—泸州—宜宾”经济走廊、四川多点多极发展、成渝城市群、“成渝西昆贵菱形经济圈”、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中,构建成都产业大生态圈。成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领域,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步伐,特别是要对标国内外先进标准,加快成都自贸试验区核心区建设力度,构建战略大通道促进大流通引进大项目,加快中德、中法、中意、新川等国际合作园区建设,鼓励引导本土企业参与科技、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进一步加强与欧美、东亚、南亚、中亚、西亚、非洲等的经贸往来,隆起成都内陆对外开放高地。(作者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西南财经大学博导、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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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宋美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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