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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促进创新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张陆洋

2018年01月30日15:41    来源:先锋

自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公开讲话和报道中,“创新”一词出现超过千次,可见其受重视程度。这些论述,涵盖了创新的方方面面,包括科技、人才、文艺、军事等方面的创新,以及在理论、制度、实践上如何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将是我国在“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内的发展思路、方向和着力点。而在其中,“创新”一词排在第一位。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建设创新型国家呢?

一、十九大关于“建设创新型国家”精神

从建设经济强国的视角,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第五部分中强调了“创新型国家”“企业家精神”“创新创业”“商事制度”“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关键词,构成了风险投资体系运行大系统机制,实际上给风险投资者指出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具体的实施路径。

风险资本投资的创新创业项目,最高境界是“创新型国家”。那么,这样的风险投资一定是可持续的长期的,并且能够获得“创新型国家”期权回报;创新创业项目带来的经济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依赖于“企业家精神”,有企业家精神的灌注,创新创业的溢出价值会得到快速的释放;企业家精神借助“商事制度”的深化,就能够大大促进创新创业价值的快速有效实现,推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现。

实际上,风险投资是围绕“科技基础研究—科技成果形成—科技成果转化的创新创业—新兴科技企业及其产业—新经济成长”的技术流过程,展开的风险资本交易流。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不同阶段的科技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快速融资,进行由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再到私募投资,以致上市的资本价值实现。风险资本交易流的价值实现,实际上就是一个科技金融支持体系。科技体制改革与科技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是保障科技融入实体经济促进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提升的左右手,它们以创新创业为发现价值对象,以企业家为推动的动力机制,以商事制度为低成本制度环境,以创新型国家为最高境界的战略价值实现。风险投资要实现促进经济强国使命,面对的是创新创业的艰难性高风险性,当以市场为导向,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抓手,以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为机制,以建立竞争力强大的企业为微观目标,借助于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背景,风险投资将大有作为。

二、现代创新型国家类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从富起来到强起来,首先必须是创新型的国家,才能够真正成为经济强国。

分析几十年来国际上创新型国家,有五大类型:一是以我国为代表的奋力追赶型的创新型国家,特点是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取得了令世界赞叹的经济成就之后,全党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力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而且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科技成就;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高端科技创新创业型的创新型国家,其典型代表是硅谷;三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企业不断创新型的创新型国家,特色是将现代新兴高科技快速地不断地应用于企业创新,促进其产业的发展水平领先于其他国家;四是以以色列为代表的高端科技领先型的创新型国家,特色是国土小,处于中东国家的包围之中,军事科技极其发达和先进,借助其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体系,连接美国的技术转移和应用及风险投资体系,将科技成果快速转移到全世界创新创业过程中,以期获得知识资本的回报;五是以俄罗斯、乌克兰等为代表的创新型国家,特色是军事科技很强大,经济发展水平受到体制机制的制约,显得军事科技与市场经济之间落差比较大。

概括上述五大类型,对于创新型国家系统性的理解:一是不断研究开发领先世界的新兴科技并通过创新创业创造新经济;二是就已有的产业不断创新开发其科技水平,同时将现代新兴科技应用于企业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三是将最先进的军事科技通过军民融合机制,将军事科技造富社会。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从四个维度展开。

其一,基于国家高端科技成果的创新创业,给以财政和风险投资的金融支持,打造我国产业的高端化发展,构建引领我国经济发展高端引擎,目的在于解决经济发展的一个高端科技成果可以带动相关N个企业发展的问题。

其二,针对大量发明专利成果的创新创业,给以政府引导的普遍的风险投资金融支持体系制度和机制创新,促使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发展竞争力。目的在于解决由M个发明专利应用带动Mi个企业的产业竞争力提升,解决M+Mi的产业竞争力提升问题。

其三,基于就业性的创新创业,政府给以普惠性的财税支持,促进更多的人们以创业来带动就业,化解人口红利与就业量的矛盾。目的在于通过这三类的创新创业,带动更多的人就业,在化解社会就业难题的基础上,形成对企业创新创业的支持。

其四,基于未来高端科技研发,设立国际研发基金,吸引聚集世界一流人才来共同研究,从源头上掌握高端科技成果研发主动权,针对国际一流科技成果创新创业,设立国际化的天使投资基金,早早切入世界一流科技成果转移的机会,创造引领世界一流科技产业主动权益。目的在于解决基于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高端科技成果从0到1的问题,进而再与第一个维度高端科技成果创新创业结合起来。

三、创新型国家的商事制度经验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借鉴国内外经验。

以美国硅谷为例,其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得益于政府的法律修订,营造知识经济的商业环境。具体而言,就是科技成果转移、创业的财富效应机制,风险投资者的财富效应机制,风险投资体系建设的交易流机制以及法规政策机制的产物。

再看我国的深圳。深圳以改革开放为起步,四十年不到的时间,由一个小渔村开始创造了创新的奇迹,成为国家创新城市的第一梯队发展的范本,其城市创新竞争力指标位列国内前三名,有的指标还超过了上海。深圳没有国家一流大学和科研院所,但免费给地还给钱,引进了很多大学到深圳创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培育出了我国乃至国际一流的高科技企业。其中,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创造了著名的“四不像”模式,孵化了300多家企业,投资了70多家企业,上市了24家企业。

深圳打造了科技与金融结合的生态环境,即创新经济需要“现代商事制度”。就“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与创新创业、风险投资之间的关系和影响”,笔者认为,首先,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落实,如同修筑了一条宽大的“高速公路”,让创新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放手高速前进;其次,“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将创新创业、风险投资的权利还给创新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促使其在经济商海里自由勇猛地搏击,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创造价值;第三,“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并非简单的事,是在“负面清单”之后的制度性创新与改革,需要创新创业者和风险投资者与政府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需要艰难探索和创新。

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思考

面对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需要,我们面临着新时期新任务的巨大挑战,至少需要从几个方面的创新来着手。

其一,经济理论创新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对于创新型国家经济竞争力战略,传统的诸多经济学理论难以支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加强经济理论创新。

其二,人才培育创新服务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国家需要具备有创新精神、创新素质、创新能力、创新文化的创新型人才,这样的需求,给我国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全新的人才培养命题。

其三,现代商事制度创新服务创新型国家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可以说归结于我国建立了适应工业化过程的商事制度。面对创新型国家战略需要,必须尽快建立适应创新驱动需要的商事制度。

第四,资本市场创新促进创新型国家加速。硅谷的成功,深圳创新竞争力的快速提升,都是得益于金融资本经营知识资本,借助纳斯达克资本市场,创造了全新的领先世界的经济价值。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创新,将资本引入到创新经济发展需要,是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最高能级。

大力促进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我党新时代的经济使命,是我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必然选择。

五、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成都机遇

在党的十九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精神指引下,成都客观分析了经济发展创新驱动不充分的问题,提出了实现新经济战略的“五新路径”,重点发展“六大经济形态”,以及构建“七大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

成都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大城市体系三个梯队中,以总量微弱优势处于第二梯队保持领先位置。面向未来成都经济发展,必须有效解决全要素贡献率不高、企业研发投入不高、成果转化率不高等突出问题,积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脱颖而出。

成都准确把握战略目标,提出了实现的基本路径:坚持以新技术为驱动,坚持以新组织为主体,坚持以新产业为支撑,坚持以新业态为引擎,坚持以新模式为突破。这“五新”之中,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是表现形式,新技术、新组织是驱动力量,共同构成集成、协调、系统的新经济发展路径。

按照新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成都明确提出聚焦“六大形态”,着力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点发展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绿色经济、创意经济、流量经济、共享经济“六大经济形态”,发展具有成都特色的新经济产业体系。

为了着力培厚新经济发展的市场沃土,成都将构建“七大应用场景”解决方案,即:大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创业,大力推进人力资本协同,大力推进消费提档升级,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大力推进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等。

作为国家西部中心城市之一,成都在国家创新战略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结构组成。成都提出“五新路径”“六大经济形态”“七大应用场景”,既符合成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创新战略于成都的具体落实。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风险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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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宋美琪、王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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