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引领国家中心城市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开放既是我们党在过去近4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成功实践，也是继续推动和引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一招。成都地处中国西部内陆，是成渝经济区的双核之一，是西部经济最发达、对外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最高核心城市。进入新时代，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了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新使命，这对于未来进一步拓展中国发展的新空间，加快形成中国发展的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一、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内涵

开放是国家繁荣的必由之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开放的路应当怎么走，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程中，从改革开放之初，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通过主动开放、单边开放的模式，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再到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借助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集体性安排，全面提升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能力和水平，实现了开放模式的突破。十八大以来，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构，围绕市场和资源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形式日趋多样，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以往开放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显现。十九大提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是中央深刻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后作出的重大判断，是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将开启我国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新征程。

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要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要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限制，推进产业结构深层次调整；要主动塑造开放的外部环境，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国家中心城市应当是最集中体现国家战略、代表国家形象的城市，应当是最能够代表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城市。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要加快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拓展开放型经济发展空间，培育内陆经济发展新增长极，盘活和深化改革开放棋局，促进沿海与内陆地区协调发展，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不断汇聚发展动能，为内陆地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二、内陆地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意义

从全球看，内陆地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将促进内陆地区产业深入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实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成都产业发展迅速，2016年，电子信息、汽车两大优势产业的产值规模分别达4800亿元、1700亿元，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产值分别增长10%、40%、12%、18%。成都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将建立与国际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市场规则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聚集国内外高端生产要素和技术资源，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全面形成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

从区域看，内陆地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受地理位置影响，内陆与沿海地区在开放程度和区位条件上拥有先天的差距与不足，区域间经济发展失衡，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普惠性。成都是中国西部的中心城市，连接西南、西北和华中三大地区的重要枢纽，在辐射带动西部地区发展，促进沿海与内陆地区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成都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将增强西部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功能，提高内陆地区整体竞争力，破解制约内陆地区要素流动,产业连接和市场统一的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完善各类开放平台功能，探索促进区域间协同发展的长效机制，为完善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从地方看，内陆地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将促进地方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坚持以新开放观服务全省跨越发展”。2016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170.2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达53.1%，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为成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成都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将产业发展置于广阔的国际空间来谋划，探索产业转型升级和开放创新的路径和模式，推动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探索新路径，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内陆地区区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全球产业发展趋势变化

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世界经济正在努力摆脱“新平庸”风险，各国加紧谋划布局，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上的新优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产业转型升级成为顺应世界产业发展新形势的重要任务。成都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但产业仍大多处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国际竞争缺乏核心优势。产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有待进一步开发。

（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

当前双边和多边贸易安排进展较快，各国利用自贸区谈判，融入符合其自身发展需求的重点议题，抢占国际经贸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自贸区的谈判领域发生变化，投资、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劳工、知识产权、监管一致性等领域成为自贸区的重点议题，并出现具体化、向边境后转移、向虚拟经济领域延伸等特点。成都承担着参与和制定国际经贸新规则的重要任务，国际经贸发展新环境对成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新的标准和要求。

（三）内陆地区竞争加剧

内陆各地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积极打造各类开放平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各省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与其他内陆地区的竞争加剧，各区域之间缺乏联动性和协同性，不利于各内陆地区错位发展，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难以破解。成都全面推进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但成都与各地区开展区域合作仍面临诸多问题，区域合作机制有待完善、区域间产业转移尚不到位、各地行政体制仍需统筹，阻碍了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区域间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

四、成都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建议

（一）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成都要发展聚焦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实现产业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将产业发展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把握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历史性交汇的战略机遇期，形成产业的创新引领优势。促进服务业发展，加快新兴业态集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从而实现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跃升，为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实现弯道超车探索新路径。

（二）对标国际规则先行先试

成都要积极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和新标准，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和政策框架，为提出中国优势议题、创造中国FTA（自由贸易协定）模式打下基础。放宽产业市场准入限制，对国际谈判中涉及的部分新议题进行先行先试，对产业开放进行局部压力测试和效果评估，从而解决好“开什么”和“如何开”的问题，为我国产业进一步开放积累防控和化解风险的经验。

（三）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成都要开展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实现内陆地区错位发展，建立健全区域间互动合作和利益分享机制，推动市场一体、标准互认、政策协调、规则对接。破除区际市场壁垒，建设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促进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更好发挥市场对要素优化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区域间大通关体制，优化国际贸易服务功能，发展多式联运物流支撑，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探索促进区域协同开放的新路径。

（四）加快内陆自由贸易港建设

成都是连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纽带，是连接西南西北、沟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重要交通走廊，是内陆开放的前沿地带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依托，是推进亚欧、亚太互联互通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战略支点城市。成都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内陆自由贸易港建设，促进形成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加大一线放开力度，运用信息化监管模式，简化一线申报手续，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贸易管制措施，促进要素彻底市场化和完全自由流动，为转口贸易发展提供便利。对标国际自由贸易港区，创新金融、投资、外汇等管理制度。完善具有离岸特征的产业体系，探索国际融资租赁、国际中转等业态发展，打造内陆地区建设自由贸易港新样板。（作者：朱思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所助理研究员；杜国臣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所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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