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制定了新的纲领、方针和政策，制定了新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邓小平
1978年12月18日，一次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隆重举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虽然开了仅仅5天，但其意义在三年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明确的阐述：“全会结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次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全会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实际上开始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开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临时改变主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说到三中全会的重要，不能不说到在全会前于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原本的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在进入正式议题前，用两三天时间先讨论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
出的建议。实施战略转移的议题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和广泛讨论。陈云在小组会上率先提出六个问题，向“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发动攻击，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和共鸣。会议很快脱离了事先设置的轨道，形成了全面纠正“左”的错误的历史潮流。原定20天的会议不得不几度延长，最后开了整整36天才闭幕。这就使得彻底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升为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主题。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宣言书。
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强调要解放思想，认为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处在僵化半僵化的状态。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解放思想确实是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种种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中央工作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中全会进行得非常顺利。根据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
看的精神，全会严肃批评了“两个凡是”的观点，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指出，必须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全会还指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
邓小平说，我是到处点火
1978年9月，邓小平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访问归来，他并没有马上回京，而是到东北三省以及河北的唐山、天津等地视察，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谈话，中心内容之一也就是解放思想，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沈阳听取了辽宁省委的汇报时，邓小平说，应当在适当时候结束全国性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他特别强调：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邓小平后来在谈到当时情况时曾这样说：我是到处点火，在东北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这把火，就是解放思想的熊熊烈火，很快就燃遍了全国。
邓小平的东北之行，为三个月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做了许多的思想发动工作。他提出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观点，为开好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转折意义上说，三中全会类似遵义会议
有人把这次全会与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相比。党史学家、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这样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可以说，跟民主革命时期的遵义会议可以对比，可以相同。1935年遵义会议，是在党的工作、军事工作、军队都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举行的。遵义会议只过了14年，中国革命就取得了辉煌的彻底的胜利。在作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个意义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点类似于遵义会议。在社会主义的万里长征中，我们经历了各种挫折、曲折，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以后我们找到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好像在遵义会议以后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革命道路一样。
这样对比、这种观点，恰如其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正本清源，有步骤地解决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述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和正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并将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过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