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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就不计得失的过硬党性

佟明增

2017年08月25日10:5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党性的高度,是一个不断磨砺和攀登的过程,并非一时之功。党性的硬度,更是一个持续锤炼和锻造的过程,绝非一日之效。没有滴水穿石的磨砺和久久为功的攀登,哪有党性的高度?没有血与火的淬炼和割瘤祛痈的锻造,哪有党性的硬度?

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从严锤炼和锻造党性。党性既是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的反映,也是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的反映。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襟怀、境界和格局。胸怀理想、脚踏实地、俯身为民的人,其党性必然是纯正的、无瑕的、奉献的。秉持极端个人主义、信奉拜金主义的人,其党性必然是蒙尘的、有瑕疵的、唯我的。党性是党员信仰和信念的外在表现,权力和地位是党员恪守党性的试金石。如何对待权力和地位、怎样看待个人的升迁去留,最能考验一名党员干部党性的高度和硬度。

党员的党性有高度,才能把自己融入党的事业,才能把自己当作党的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党员的党性有硬度,才能在名利、地位面前实事求是审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始终做到头脑清醒、进退坦然。党性的高度,是一个不断磨砺和攀登的过程,并非一时之功。党性的硬度,更是一个持续锤炼和锻造的过程,绝非一日之效。没有滴水穿石的磨砺和久久为功的攀登,哪有党性的高度?没有血与火的淬炼和割瘤祛痈的锻造,哪有党性的硬度?千千万万革命者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无一不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千锤百炼,才练就出不计个人得失的过硬党性。

练就不计个人得失的过硬党性,就是练就党的事业至上的过硬党性。党的事业至上,乃是党员的政治意识至上、大局意识至上,乃是党员从全局高度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个人得失与党的事业需要的关系。罗荣桓同志说:“我们参加革命,为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为了当官。今天我领导你,明天你可能成为我的领导。”这是罗荣桓的事业观和全局观。这种事业观和全局观凸显了共产党人不计个人进退得失的过硬党性。1934年9月,罗荣桓调任新成立的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此时的红八军团军团长和政委都曾经是罗荣桓领导过的部下。命令下达后,罗荣桓毫无怨言、坚决服从。当时不少同志认为罗荣桓德才兼备、作战指挥能力和政治工作能力都很强,组织上这样安排不公平。罗荣桓却说:“不要论资排辈,要服从组织的决定。”对照罗荣桓以党的事业为重的博大胸怀,那些跑官者、要官者、拉票贿选者岂不羞愧和汗颜?

练就不计个人得失的过硬党性,就是练就党的利益至上的过硬党性。党的利益至上,乃是党员从利义观的高度处理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整体利益的关系、个人眼前利益与党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关系。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才能在地位和荣誉面前三思而行、不争不抢甚至将组织赋予的权力谦让给比自己能力更强的同志。“粟裕让权”就是共产党人这种“量己谦让”的典型。粟裕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将领,曾经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1945年中央决定成立华东军区,拟定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粟裕任司令员,张鼎丞任副司令员。但粟裕一再推辞,建议中央任命张鼎丞为司令员,自己当副司令员。他诚恳地说:“张鼎丞同志在中央工作多年,对中央方针政策理解深刻,当司令员合适。”由于粟裕再三要求,中央最后批准张鼎丞为司令员、粟裕为副司令员。这就是粟裕的过硬党性。这种过硬,“硬”在党的利益至上,“硬”在党的需要至上,“硬”在共产党人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惑。

党员干部练就不计个人得失的过硬党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在从严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一个时期,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很有市场,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很有市场。在这样的市场上,信仰缺失泛滥、滥用权力泛滥、腐化堕落泛滥、结党营私泛滥、阳奉阴违泛滥、违法乱纪泛滥。这些负能量泛滥的结果,不仅冲击着我们党执政的底线,还冲击着党员干部的信仰信念。党的十八大以后从严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已经得到明显改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期,党员干部练就得失坦然的过硬党性,不仅是筑牢党性堤坝的需要,也是积极参与从严治党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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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紫薇(实习生)、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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