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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二)

苦干实干:“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2017年08月18日13:24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二)

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人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 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那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 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水,用水把土冲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坠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5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店,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店,还搞河桥治理,打了5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力活,四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角,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就在半山上掏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我们只好反复地打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我们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羊粪、牛粪往山上送。我们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赵华安、张春富《“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还差得远。

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

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店。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70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店办起来了。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20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店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工分,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店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望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1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近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近平、武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线。我们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展开了,于是我们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近平跳下去继续挖,他挖一阵儿,我们也轮着下去替他。那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掉土,弄得我们头上也都是泥。经过努力,水源终于找到了,有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来之后,我们要把水留起来,就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我们必须用老 或镐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我们几个,那时候天很冷,基建队社员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 和镐头使劲地一下一下挖。武玉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工作,他朝大家喊:“你们看,习书记都已经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吃苦!我们给自己家里修坝,咋能不出力呢!”武玉华喊罢,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挖,把残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在建设沼气池过程中,习近平既是指挥员又是技术员,遇到的困难都由他来解决。在那个年代,建筑材料的质量、施工精度,都和现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气池因为有裂缝,沼水从裂缝渗入地下,就不能和粪便这些原料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无法产生沼气。为了维修沼气池,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把沼气池里面的水、粪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电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地修补。在炎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计,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排除了这些故障,沼气池很快就可以正常产气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气池顺利点火,梁家河亮起了陕北高原的第一盏沼气灯,一举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当时,整个延川县都轰动了。对于当地山区的农民来说,切实感受到了建沼气池的好处,纷纷到这里来“取经”。一时间,梁家河这口沼气池,变成了沼气宣传站,从早到晚挤满了从其他村赶来看稀罕的人。习近平和参加建池的几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沼气制取的办法和利用沼气的好处。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给参观的群众示范沼气使用的方法——把沼气灯的开关一扭,划根火柴一点,灯泡的光芒比60瓦的电灯还明亮。把灶膛里的沼气点燃,蓝色的火苗呼呼地烧着锅底,那火很“硬”,几分钟工夫,半锅凉水就“咕嘟咕嘟”地烧开了。

——曹谷溪《“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没有电,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太阳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劳动,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一切就是靠种庄稼。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饭,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七八个娃娃,就吃不上饭,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生活,在窑洞里面住,出了窑洞,面对的就是黄土山,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在这里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知青不习惯爬山,爬得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来。送粪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种。苗长出来了,主要的事就是锄地、追肥。地种不好,秋天就没有收成,就没有粮食吃,就会饿肚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一开始他们把草和苗分不开,我们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我们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学会了。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他们有文化,理解能力强,所以学得确实快。

锄地都是在春夏,天气很热,队长要求大家加紧时间干活,不让我们休息。我想偷懒,就以解手为借口,跑到沟里,休息三四分钟、五六分钟,队长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确实受不了那种苦,又饿又渴又晒,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从来没见过他偷懒。

收获的季节,我们一起去割麦子。我们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离,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我们集体喂的牛和驴,饲养这些牲灵,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吃,知青不会铡草,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后来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铡到底。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但是因为我年纪小,个子小,力气小,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挣6分工,后来逐渐提高,但也没挣到过10分工。近平个子高,力气大,干活越来越熟练。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挣10分工。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语言上打成一片。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责编:程宏毅、杨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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