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二）

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人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 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那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 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水，用水把土冲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坠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5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店，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店，还搞河桥治理，打了5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力活，四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角，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就在半山上掏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我们只好反复地打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我们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羊粪、牛粪往山上送。我们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赵华安、张春富《“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还差得远。

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

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店。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70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店办起来了。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20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店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工分，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店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望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1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近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近平、武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线。我们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展开了，于是我们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近平跳下去继续挖，他挖一阵儿，我们也轮着下去替他。那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掉土，弄得我们头上也都是泥。经过努力，水源终于找到了，有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来之后，我们要把水留起来，就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我们必须用老 或镐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我们几个，那时候天很冷，基建队社员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 和镐头使劲地一下一下挖。武玉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工作，他朝大家喊：“你们看，习书记都已经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吃苦！我们给自己家里修坝，咋能不出力呢！”武玉华喊罢，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挖，把残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在建设沼气池过程中，习近平既是指挥员又是技术员，遇到的困难都由他来解决。在那个年代，建筑材料的质量、施工精度，都和现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气池因为有裂缝，沼水从裂缝渗入地下，就不能和粪便这些原料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无法产生沼气。为了维修沼气池，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把沼气池里面的水、粪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电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地修补。在炎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计，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排除了这些故障，沼气池很快就可以正常产气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气池顺利点火，梁家河亮起了陕北高原的第一盏沼气灯，一举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当时，整个延川县都轰动了。对于当地山区的农民来说，切实感受到了建沼气池的好处，纷纷到这里来“取经”。一时间，梁家河这口沼气池，变成了沼气宣传站，从早到晚挤满了从其他村赶来看稀罕的人。习近平和参加建池的几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沼气制取的办法和利用沼气的好处。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给参观的群众示范沼气使用的方法——把沼气灯的开关一扭，划根火柴一点，灯泡的光芒比60瓦的电灯还明亮。把灶膛里的沼气点燃，蓝色的火苗呼呼地烧着锅底，那火很“硬”，几分钟工夫，半锅凉水就“咕嘟咕嘟”地烧开了。

——曹谷溪《“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没有电，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太阳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劳动，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一切就是靠种庄稼。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饭，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七八个娃娃，就吃不上饭，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生活，在窑洞里面住，出了窑洞，面对的就是黄土山，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在这里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知青不习惯爬山，爬得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来。送粪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种。苗长出来了，主要的事就是锄地、追肥。地种不好，秋天就没有收成，就没有粮食吃，就会饿肚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一开始他们把草和苗分不开，我们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我们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学会了。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他们有文化，理解能力强，所以学得确实快。

锄地都是在春夏，天气很热，队长要求大家加紧时间干活，不让我们休息。我想偷懒，就以解手为借口，跑到沟里，休息三四分钟、五六分钟，队长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确实受不了那种苦，又饿又渴又晒，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从来没见过他偷懒。

收获的季节，我们一起去割麦子。我们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离，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我们集体喂的牛和驴，饲养这些牲灵，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吃，知青不会铡草，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后来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铡到底。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但是因为我年纪小，个子小，力气小，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挣6分工，后来逐渐提高，但也没挣到过10分工。近平个子高，力气大，干活越来越熟练。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挣10分工。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语言上打成一片。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