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文化自信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都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丰厚滋养。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最根本的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需要顶层设计，也离不开文化资源的内在支撑。在文化的谱系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支重要力量,影响极为深远。比如，传统史学中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究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自古被当作治国之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梳理传统文化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优秀因素，经过转化提升可以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资源。我国古代有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独特的润饰作用

参照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指标体系，总的说来，民主政体的建构与多元共治的机制，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最基本的显示指标，民主与法治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兜底指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是实现民主、协同共治、法治等方面制度现代化，而我国国家治理的悠久历史积淀，对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发挥着独具魅力的润饰作用。

现代化国家治理坚持人民主权原则。由执掌全国立法权的机构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主导权，涉及的是国家立法权力的合理建构问题，促使“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成为现实，让“权为民所赋”成为掌权者的共识。我国古代的国家建构始终注重民主精神的培育开发。儒家突出“民本”思想，孔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哀公》)孟子则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说。对此，康有为认为：“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儒家的“民本”思想孕育了传统文化中的民主精神，乃至民主政治的思想萌芽。西汉贾谊指出“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新书·大政》)。明末清初黄宗羲提出“民主君客”“藏天下于天下”“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的民主思想，已超出以往的民本思想范畴，更注重限制君权和权力制衡。解决好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在传统文化的民主精神框架之下，才能真正构建起“生于斯、长于斯”的民主政治制度。

现代化国家治理重视协同共治机制。将国家的公民成员吸纳进国家治理过程，构建激发公民关注国家事务、介入国家治理过程的协同共治制度机制。中华传统文化在根源上具有与协同共治相契合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关切。我国自殷周以来就有“议政”，并将这种活动固定化为一套政治制度，进而使参与协商上升为政治参与者的一种伦理义务和人格精神。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政治家总结出了“谋及庶人”（《尚书·洪范》）、“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的政治经验。概括而言，中国古代的“议政”活动形式多样，既包括在政权体制内的君对民的“咨询”、君臣之间“朝议”、言官“谏议”等形式，也包括在政权体制外的士人“清议”、基层“乡议”等形式。无论朝议、清议还是乡议，都是协同共治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对参与者都是一项道德义务，其中，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发挥着指导和制约作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旨趣、价值取向和制度实践诸方面的思想资源，造就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政治协商传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的协商民主机制，充分地体现了多元共治的精神，有力推动了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建构。

现代化国家治理注重法治理念和方式。一个政党诉诸法治的方式来领导、发展国家，将国家治理扎实地落定在现代法治的平台上，对建立有效的权威并赢得公众的认同至为关键。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讲究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家主张奉法为先，“以法为本”，崇尚“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精神，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到汉武帝时期，西汉董仲舒提出“阳德阴刑”的德主刑辅论，指出“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形成“礼法合一”的治国模式。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外儒内法”始终是传统政治中一以贯之的主线，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特别是“善法良行”的“法治”精神，对于坐实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法治平台，真正凸显宪法、法律在治国理政中的核心地位，进而确立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法治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三、现代化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体系相互推动、深度关联

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开始兴起并向全球传播。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治理竞争逐渐成为统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竞争模式，同时，一种超越国界的全球治理也日益兴盛。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是封闭孤立条件下的现代化，而是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当今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越来越体现大国责任和担当，我们的发展道路、价值理念、制度模式影响日益增强。我国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正是顺应全球化发展的创新之举，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这个伟大构想正是源于丝绸之路的历史辉煌和思想价值源泉，与中华民族历来崇尚的“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兼爱非攻”等理念一脉相承。两千多年前的古丝绸之路的辉煌，在于中国能弃大国之荣威，与沿路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均能坦诚相见，重在互学互鉴互通。

现代化国家治理立足于对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广泛借鉴，并扎根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建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都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借鉴更加广泛。如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等，都是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产物。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外文化交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得益于将国外先进经验中国化。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中的“政府问责”制度等，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并结合我国实际加以运用的。今天的国家治理，既需放眼世界，广泛借鉴吸收各国各民族思想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更要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养分，为现代国家治理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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