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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要素供给的思考与成都实践

杨继瑞

2017年08月04日10:08    来源:先锋

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基础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同时,基础生产要素可以衍生出科技、管理及相关制度等要素。全要素排列组合的资源配置就构成了一定水平的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离不开全要素集成的产业生态。创新要素供给,包括深化要素供给的结构性改革,无疑是培育产业生态的逻辑起点。

一、创新要素供给:为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核动力”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城市产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其内生“核动力”和“芯片”。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把城市产业能级比喻成“炊”,企业家是“巧妇”,那全要素的有效供给则是“米”。也就是说,没有全要素的有效供给,产业生态就无法集成,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成都实践中提升城市产业能级,全要素普惠制的可获得性和全要素的效率至关重要。由于成都属于内陆地区,相较于国际上以及国内东部沿海地区的发达城市,在全要素有效供给方面,无论是普惠制的可获得性还是全要素的效率均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做大做强,实现城市产业能级的跨越发展和弯道超车,创新要素供给无疑是“超大引擎”。与北京相比,成都目前的七大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7%,与北京的20.6%基本相当。但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规模仅相当于北京的69.9%;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479户,比北京少214户。同时,成都除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总产值比北京多337.8亿元外,其余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均低于北京。其中,成都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产值仅相当于北京的20.9%、16.9%。这与成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要素供给存在短板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差距就是增长和发展的空间。如果说,成都在创新要素供给上取得重大突破的话,那么,成都与东部城市相比的产业能级水平就会大大提升。因此,成都提出创新要素供给,至少释放出两个方面的信号:

一是成都要在全要素普惠制的可获得性上下功夫。产业生态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是全要素、全方位、全链条、全过程和全空间的。通过制度供给再造,加快人才集聚培育,加强技术创新供给,优化土地资源保障,提升财政金融服务能力,强化数据资源支撑,培育和优化产业生态,夯实产业发展载体支持,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拓展企业“走出去”的新空间,优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等,无疑都是解决全要素普惠制获得的有力措施;特别是有助于降低企业用地、用工、用水、用电、用气、融资、物流、厂房等全要素成本。

二是成都要在提升产业生态全要素效率上下功夫。这就是要通过加强技术创新供给,进一步增强成都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发挥军民融合和政产学研用的协同创新能力,在夯实成都制造产业能级的同时激发成都智造的新能量;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服务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提档升级。成都服务业增加值和占GDP比重之所以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比差距明显,与成都服务业的总量不足与结构低度有密切关系。因此,在“互联网+”、大数据和高铁背景下,补成都现代服务业的各种“短板”,无疑是成都提升产业能级的重要着力点。

二、创新要素供给:产业生态培育升级

成都产业发展相较于东部一些发达城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也取得了不少可圈可点的成就。经过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发展,成都作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城市、国家服务业核心城市和国家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城市,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已经初现端倪;企业集聚、要素集聚、技术集成、服务集中、市场平台协同的产业生态体系正在构建;集成整合、协同配套、精准高效、城市空间功能优化和相关制度安排正在路上;产业能级大幅度提升,在2016年全国省会城市的GDP排名中仅次于广州,位居第二位;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的GDP排名中,位居广州和深圳之后的第三位。在《2016年世界城市评级报告》中,成都进入全球城市百强,排名仅次于北上广深;在《2017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成都以98.97高分位居新一线城市榜首。

但是,成都与东部发达城市在城市创新水平、人均GDP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与邻近的重庆相比,2016年成都的经济总量、工业增加值、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占重庆的69%、75%和84%;增速分别低3个、3.5个和1.6个百分点。形成这些差距的原因很多,制度供给乏力而引致的全要素供给在数量和结构上的矛盾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差距就是潜力,就是成都产业生态培育和优化发力的主攻方向。建议成都在产业生态培育和优化上要在十个方面增加有效供给,即增有效投资、增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增创新平台、增开放平台、增开放试点、增改革试点、增新型金融、增产城融合引领性项目、增产业发展基金等;同时,成都要借这次产业发展大会“旋风”,加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力度,在十个方面为实体经济减负担、降成本:即降低企业用电、用气、用水、土地、租金、税费、融资、物流、人工、制度性交易等方面的成本。同时,要重点提升电子信息、汽车制造、食品饮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五大支柱产业能级,大力支持航空航天、轨道交通、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五大优势产业领先发展和规模发展,超前布局人工智能、精准医疗、虚拟现实、传感遥控、增材制造等未来产业,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根据“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的城市空间经济地理功能,重塑主导产业的空间布局,实现产业生态圈、生活服务圈、创新业态圈、企业协作圈、区域辐射圈的有机排列与组合,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形成城市功能、城市空间与城市产业包容性发展的新格局。

应该说,在创新全要素供给方面,成都也在不断努力,一直在路上。比如,成都市《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意见》,就推出了不少促进要素供给的政策:促进企业融资,包括鼓励企业多渠道融资、完善企业融资支持体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防止“一刀切”式抽贷停贷和压贷;降低物流,鼓励发展多式联运、甩挂运输和“无车承运人”等方式,降低物流车辆空驶率,提高运输效率;企业职工集体宿舍用水电气单独装表计量的,执行居民合表用户价格;优化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流程,未中标投标保证金返还核验时间压缩为1个工作日,平台的各项交易服务费减按50%收取;小微企业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的,给予最长1年社会保险补贴;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军事航空要求等前提下,工业企业厂区范围内厂房高度不再设定上限指标限制,绿地率不再设定下限指标限制等等。特别是,这次成都市委市政府推出了《关于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提升国家中心城市产业能级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可以说在借鉴东部发达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系统集成和创新了与要素供给相关的系列制度供给,是成都创新要素供给的升级版。这一举措的落地,势必为成都产业生态的培育添砖加瓦,形成成都产业能级厚积薄发的新势能。

三、创新要素供给:将成都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

成都与国内外发达城市比较,我们还存在许多差距,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还任重道远。如果我们在创新要素供给上能为成都产业生态培育添砖加瓦,我们就能挖掘潜力,弯道超车,将成都的比较优势转化和激发出来,提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产业能级。

(一)成都和沿海城市相比,有三个方面的比较优势:

首先,成都具有人力资源比较优势。当前,沿海城市生产制造业遇到的问题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技术性人才短缺;而作为人口大省首位城市的成都,对劳动力资源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吸引力。

其次,以四川大学、电子科大、西南交大、西南财大等高校和科研院所提供的人才支撑让成都在若干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新材料、智能制造、软件、轨道交通、金融人才培养上并不输于沿海,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高铁,国际空港和中欧班列,疏阔了“蜀道难”的瓶颈。创新要素供给,培育和优化产业生态,成都完全有可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异军突起,使城市产业能级裂变式扩张。

最后,成都的生活成本较低。无论是居住还是消费成本,成都相较于沿海城市均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能吸引“蓉漂”一族和“成都绿卡”一族。

(二)成都和中西部内陆发展城市(比如重庆、西安、武汉等)相比,各有特色和比较优势。但成都在“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战略、西部大开发、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成渝西昆贵经济圈、天府新区、天府国际机场、“蓉欧”班列、国家中心城市等各种政策上更具有叠加优势。所以,在城市规模、区域经济影响力、经济活跃度等方面,成都在西部内陆城市中综合实力最强。如果成都在创新要素供给和培育产业生态上未雨绸缪和加大力度的话,马太效应的规律作用将推进成都产业能级再上一个新台阶。

(三)成都和世界发达城市相比,成都具有悠久灿烂的历史与民族文化的厚重底蕴;特别是成都拥有庞大的市场消费群体。未来的经济主要是消费经济,消费经济和市场潜力强大;同时,成都的开放力度正不断加大,16个外国领事馆和众多的500强企业入驻成都,中法、中德中意、中韩、新川等各种国别合作平台在成都落地,使成都正深度融入到国际分工协作当中。如果在创新要素改革和培育产业生态上有所大作为和大开放的话,未来成都必将成为世界先进的制造业中心和服务业核心城市。

发挥成都比较优势,创新要素供给培育产业生态,关键还要靠我们干部带领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身子抓落实。因此,我们反腐倡廉和勤政要“两手抓”。要治理某些干部的“不作为”。因此,建立和完善“容错机制”是须臾不可缺的。容错纠错机制的内容要明,容错纠错机制的执行要严,容错纠错机制要敢于公开。要以“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行动指南,激励干部想干事,勇于担当,努力干好事,干实事,干大事,干成事,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新制度安排,对那些混日子、不作为、得过且过的行为,应该严厉问责。

(杨继瑞,教授,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四川省区域发展与重大生产力布局研究智库CEO兼首席专家,曾先后任四川大学副校长、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重庆工商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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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李紫薇(实习生)、王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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