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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

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

——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上篇)

刘 源

2017年07月20日16:05    来源:《党史博览》杂志

(《党史博览》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作者写在前面

1、作为子女讲述父亲历史的怀念文章,称呼上实难把握,既应以尊称,又要沿用写史常规,故每自然段仅一处称父亲。对老一辈革命家叔伯,称呼更难周全,仅一二处用昵称,按常规不避名讳,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简代,请读者及尊者家人谅解。

2、为便于理解,史实外加了些背景介绍、意义概述和简单评价,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顾及点评,尽量注意党史上掌握的分寸,也阐述些独见并非共识,或许可对史实提出个新视角?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思考。请慨允。

3、为再现老一辈的个性,表现故事的鲜活性,力图在叙述上轻松点、通俗点,以新针脚缝合旧貂裘、改旧诗词附会新文意,在文字上作点新试、破点规矩,或许可对史实激发些新感悟?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探讨。请海涵。

4、本应逐人、逐句加注解,但阅读起来过于烦琐,甚至超过正文篇幅。故仅注释史实出处、部分专用名词和个别人物简介,以便读者和研究者详尽掌握。

5、文章主角是我父亲,篇幅又已超长,故简化了许多人的作为与功绩。本人独家掌握的史料和补白新解,或许可为史实增添点新内容?讲述予众,共享与众,评判于众,我自负责。

编者的话

刘少奇,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们熟知他对党的理论、组织和政权建设的巨大贡献,但他漫长的军事生涯,虽早有记载著述,却鲜为人知。在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中,在处于敌对势力包围的中国建设中,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长期担任中共中央 “二把手”,刘少奇对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的卓越贡献,正是他光辉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当代国人应知当知,后代军人不可不知。

卫黄保华 武装工农

父亲刘少奇的一生,与国防、军事和军队有不解之缘,紧密相连。因为,在他成长生活的年代,这是无可回避、至关重要的;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又是不可或缺、生命攸关的。

旧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丧权辱国、受尽欺侮,列强分中国,混战遍南北,国人首先感觉到的,最痛心切身的,就是要保种、要救亡。父亲不满17周岁时,就领头参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毋忘国耻”“不当亡国奴”的抗议游行,并给自己改名“刘卫黄”(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1页。),意为保卫黄种人,保卫炎黄子孙。他给第一个儿子起名叫“保华”,同样是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民族之意。卫黄保华(注:卫黄意为“保卫黄种人”,保华意为“保中华”,是刘少奇自述原话。),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对后辈的重托。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中,相当多人都进过早期军校,如讲武学堂、黄埔军校。刘少奇不满18周岁时(1916年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时值军阀混战时期,湖南省督军谭延闿建此校,开学不满一年(1917年秋),谭督军下台,引来各派军阀抢夺,讲武堂变全武行,成为枪炮交火之地,师生们作鸟兽散跑光光,“刘九书柜”(乡亲们给少年刘少奇起的雅号)卷走不少兵书课本,回家研读。

1919年夏初,父亲到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他十分兴奋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上留俄预备班。1921年春,刘少奇与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航海登陆、跨西伯利亚冰原,跋涉三个月才抵达。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军事。中国学生最急切想要学的,正是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的理论和实践。入冬,刘少奇转入中国共产党(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6、12、14、16、18、19页。)

1922年春,父亲回国,自称“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注:刘少奇:《在湖南省直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这本“经”,一言以蔽之:武装工农,夺取政权。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委派刘少奇回湖南,任中国共产党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毛泽东正是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也就是说,建党一年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现在的话,在一个班子工作,毛是班长(28周岁),刘是成员(23周岁)。9月,党中央紧急来信、毛伯伯通知父亲到安源(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37-39页。)

刘少奇在安源搞工运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在全国工运失败、处于低潮时,“如海中孤岛”、“巍然独存”的安源却“得到完全胜利,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可谓独树一帜,“硕果仅存”(注: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11月版,第109页。)。父亲在那里主事两年多(中共湘区执委兼中共安源党的领导、工人俱乐部总主任等,1924年9 月后兼汉冶萍总工会临时委员长主持工作),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聚集此地,最多时占全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杨尚昆回忆:1925年初全国900名党员,安源占300多名;罗章龙回忆占近三分之二),仅本地 15个支部300名党员,上缴的党费是党中央最大的经费来源。安源被称为“小莫斯科”!对共产党人来说,安源既是风云际会之地,又是培训创新之家,创造出十个“第一”,其中就有“第一支工人武装”。红色摇篮,名副其实,功莫大焉(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39-53-59页。)

父亲非常注重武装工人。首先,是宣传教育:安源工人俱乐部(注:1923年父亲与1922年入党的何保贞妈妈结婚。何原名宝珍,自改名葆贞,父亲亦称保贞或保真,是杨开慧的闺蜜,经毛泽东派到安源,在工人俱乐部任教员。1925年我大哥出生,初名保华或葆华,“保(葆)”来自母名,满周岁送回宁乡老家抚养,按辈分排“允”字,后名刘允斌。)设有保卫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军事课程(萧劲光从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归来,到安源讲军事课),教授工友和各地来的党员,讲述劳动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在我党“第一所党校”(注:《刘少奇大辞典》,中央文献等四家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3页。),刘少奇亲任校长讲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继而,就着手实践:组织起武装工人纠察团,1923年纠察员就达200人(1925年已800多人),并改造了矿警队,“以维护矿上工人的利益”。已被公认: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发轫于安源(注:王光美:《与君同舟 风雨无悔》,见《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8-9页。)。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极为可贵的、能生长接续的基础——混沌初始,开天辟地,鼎立中华!

1925年春,父亲离开安源,到广东、上海参加领导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 和“五卅运动”中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他依安源经验再次亲手组织了工人纠察队。1926年2月下旬,刘少奇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明确指出:必须“组织人民的军队——武装工农”,又要求省港罢工“扩充武装纠察”。这为一年多以后的“广州起义”培养了骨干(注:《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12-14页。)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颁令迁都武汉,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随迁而至。那一时期,工人运动达到高潮。“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刘少奇顺应所需,依托他打下的汉冶萍(安源)总工会基础,亲手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3000枪支,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国首次收回列强的租界地)等标志性大事件中做出历史贡献;在“四·三惨案”后发起的抗日斗争中,在与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黑恶势力的斗争中,维护了人民利益。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散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汪精卫还保持了三个月的“国共合作”,到“七·一五”武汉政府也同共产党翻了脸。

6月底,得知汪精卫要“宁汉合流”,进行所谓的“清党、分共”(国民党35军军长何健准备政变攻击),总书记陈独秀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把任务交给了父亲。一方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但又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纠察队的组织领导者,刘少奇与29岁的同龄人周恩来等谋划,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表面上解散,缴出破枪、梭镖和棍棒,实则秘密转移这部分宝贵的武装力量,将3000名纠察队精锐连同较好的枪械装备,输送到叶挺与贺龙的部队里,正式加入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20天后的南昌起义注入生力军(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72-73页。)。当今,所谓刘少奇的“卷旗不缴枪”,专指此时此事。这就使工农武装的雏形,变为“八一起义”之前我党所掌握的正式武装力量,成为人民军队的前身(注:也有相当部分人认定,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等工农武装,已经是人民军队。)

同时,共产党人也都快速疏散。父亲搭贺龙的官船到九江,上庐山养病。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当时,工人运动是我党最重要的工作,有工运才有党,“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注: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党的武装部队中地位当然也高。

7 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决定南昌起义,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上庐山面见刘少奇,秘密通告起义计划。聂帅晚年时对母亲和我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父亲表示一定参加,后因起义仓促提前,没能赶上。在革命战争中“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越是可靠、英勇、顽强,牺牲就越多,“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王光美、刘源等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2-14页。)”。工农武装开古今,老帅情深念旧心。百战拼杀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接下来是9月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区多地,工农揭竿而起。如果要确定标志性的地点,应该是在毛泽东开会发动起义的安源,起义组成的三个团中,有一个整团(注:《刘少奇大辞典》,中央文献等四家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11页。)(二团和三团一部)是安源工人(主要是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持枪械)。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名义,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旗号;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红旗,“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那么,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的“工”,当时的体现者是谁?主力就是安源工人。显然,这同刘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而又直接的关联。

后来,井冈山时期也好,中央苏区也好,毛泽东和朱德,多次到安源扩红。一座煤矿,前后上万工人踊跃参军,尤显可贵。一家企业,提供如此大量的兵员反抗血腥恐怖的旧势力,力绝空前!当然,百分之九十九都打没了。新中国仍健在的,孔原(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就来自安源(注:孔丹、孔栋讲述。);开国中将丁秋生在安源当童工六年,恰逢1930年9月毛泽东来扩红,加入队伍

有必要多强调一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李维汉、萧劲光等都是从安源走出来的。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也依然风靡。当初可是“红旗卷起”工农戟;如今已见“遍地英雄下夕烟”!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工农武装的历史贡献,我们的人民军队不可不知,决不能忘!

接着是“广州起义”,同样以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因失败没有接续,不赘述——谨向当年所有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念发迹之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看传承之世,国家前进民安定,常祭先烈花满径。

当年,最著名、最初的“三大起义”,都有工人阶级的重要成分。为什么重点介绍同为汉冶萍的武汉和安源工人纠察队呢?因为他们构成南昌起义(党员骨干)和秋收起义(工人主力)的重要力量,血脉延续至今,称其为人民军队最早的雏形前身,当之无愧!这跟刘少奇多年领导的工人运动密不可分,早已功载春秋。

我说的这些,均有确凿的史料,在诸多文章和文献里都有铭记。但是,很少有人将建立工农武装、人民军队与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聂荣臻的回忆,意味深长地道明了两者之间的因缘:为什么要将南昌起义提前通知少奇呢?就因为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

之后几十年间,父亲与国防、军事、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终其一生,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不息、舍生忘死!刘少奇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极其突出的贡献,被誉为文韬武略,功勋卓著!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极端复杂,身处残酷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众叛亲离,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注:右倾投降主义,主要指过于信赖国民党,放弃本党原则性等。“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如正文。这都是党史上公认定义,可详细查阅。)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74-76页。)”。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亲“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顺直省委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光喊口号,不做实事,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艰难地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又克服关门,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不是立即暴动),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05页。——蔡和森批评刘少奇,估计与主持临时中央的瞿秋白检讨盲动主义有关。)”。

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煽动闹经济纠纷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又提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北伐,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注: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高潮,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注:《回忆与研究》上卷,李维汉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176页。)”。斯大林这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乎像“圣旨”一样,会中批判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上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3人候补2人),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注:《刘少奇大辞典》,中央文献等四家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25页。)。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高潮之间,促进新革命高潮”。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却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请愿”抗议,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78~81页。),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87~88页。)”。必须要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多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白区工作,不似沙场,却是战场!外间,成排结队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的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因换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14页。——“取消主义”和“命令主义”指撤掉原省委书记后,京东党组织“请愿”,省委工作不成,刘停止京东组织活动,中共早期用词,都是学苏联发明的词汇。)”,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处分王藻文,父亲做检讨。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86、90~91页。)”。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组时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叔叔晚年时,我去拜望,向他诉苦。老人家说:“我们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等(可能还有李维汉、康生)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看到周恩来的讲话,概括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注:周恩来1943年11月15日讲话——李立三是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左右大事。“调和主义”指无原则和稀泥;“宗派主义”指党内拉帮结伙。1928年周恩来奉中央意见前往处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投敌叛变(时任省委书记和大量党员被捕、组织活动暂停),顺直省委各级组织崩溃,几近瘫痪。实践的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

1929年2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报告:“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23页。)”父亲回上海工作数月,6月又被派往满洲省委任书记。

按说,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容易忘乎所以,而我党却反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革命遭遇逆境,应该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灭敌人,而我党倒过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这在国际共运中,实属罕见。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东北(今东三省及内蒙东三盟等)九省广大地区的工作,本就基础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坏,仅百余名党员。刘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31页。)”。

父亲刚到奉天(沈阳)不久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关押十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身闪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荒诞。

插句题外话:这次经历,与1925年(国共合作时)父亲在长沙被军阀扣押、1927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刘少奇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40年后,却被污蔑构陷为“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为颠倒黑白之典型载入青史。

回到当年的东北,张学良没收了中东铁路,为此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并惨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拥护苏联,抗议张学良,不能没收苏联的铁路,要举行大罢工。可是,抗议中国人没收中国境内的铁路,在群众中很难做工作。刘少奇就把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发动工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失业、争得“花红”集体怠工抗议,取得成功并保全自身。当时,无论在满洲还是全国,这都是工运中少见的胜利。恰当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同时,满洲省委“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举起抗日救国旗帜来凝聚民心,感化张学良及其军队。父亲派杨一辰联系,1929年11月9日,我党领导在哈尔滨成功组织了以学生为先锋、各界参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传了群众,得到广泛认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发展了组织(注:《中共满洲省委史话》,刘秀华、张旭东,沈阳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81页。)。这在 “白区”还是空前的。亦可谓,“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旗帜卷起、抓枪没变。刘少奇在满洲省委成立军委并亲自主持,开展兵运、秘密武装(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1-103页。)。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赵尚志是他要来的,杨靖宇是他指派的,并送他们去学习,“效果作用比较大”。杨靖宇任抚顺区委书记,以前在河南搞兵运暴动,没在白区工作过,父亲交代,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兵运”,这你在行。同时还派遣多名中共党员进讲武堂、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注:《中共满洲省委史话》,刘秀华、张旭东,沈阳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81页。)

需要强调,以上的成绩是在父亲“光荣脱险”后,我党极其弱小、内外极端复杂、环境极度凶险时取得的。仅仅9个月里,在“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之地“垦荒”,已经收获颇丰了。

然而,正当需要乘势而上力争再展之时,中央接连催促父亲回上海。党中央主要领导一见就劈面斥责:“错得该死,该打五百板子……中东路争斗(指“拥护苏联”罢工)可耻的失败,是……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就撤了刘少奇在满洲的职务(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41页。)。“中东路争斗失败”另有原因(主要领导变节),但刘少奇确实是“拒绝中央的(冒险、关门)路线”,灵活变通利则行、“不合于利而止”:“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后看,他确实又对了。

父亲走后不久,满洲省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成败判明是非。

令人庆幸的,刘少奇打下的基础没有白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建立,正好杨靖宇、赵尚志都用上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工作卓有成效,为我党领导的抗联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斗争、发展力量,作出可贵的人才储备和战略预置。“十四年抗日战争”,离不开我党早期在顺直与满洲的斗争。刘少奇的远见卓识,突显出难能可贵;他的领导实践,已成为历史贡献。

国破山河在、万里眼中明。父亲的所见所为,正契合时机、切合实际,不亦国防乎?不为军事乎?红区和白区的正确与错误,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体现出来,经实践检验出来的。

刘少奇被调回上海忙碌工作三个月后,又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会工作。因父亲提出利用合法工会(当时贬称“黄色工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下层工人群众”的正确主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帽子(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6页。——“机会主义”是借列宁词汇,泛指错误的倾向。)

此时的国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要“通过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三个多月后,李立三被批判,但“左”倾路线没有纠正。正是刘少奇坚持反对李立三的“高潮论”与“调和主义”(见上顺直省委段),被斥为“老右”。也恰恰因此,证明刘果然不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时,党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曾称刘为“工作过多年”、“最老的一个同志”)工作,鉴于顺直、满洲两省委的兴衰成败,实际上证明了刘少奇的主张正确,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然而,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牌子大,不放人。父亲就戴着帽子,襟怀坦荡,努力工作,坚持抗争。

刘少奇与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处共事。父亲刚到安源时,同为中共湘区执委,受立三叔叔领导半年左右。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在中央领导,他们多有合作,常有争论,坚持己见,熟悉而又独立。此时,刘当“老右”屡屡挨批,李因“极左”撤职送学。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个明白?我揣摩,或许都心知肚明,“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我只知道,老哥俩还挺融洽。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工会问题有场争论,刘、李两位最老的工人领袖观点一致,是后话了。总之,他们不徇私情、不计私怨,保持友好。“文革”无端、蒙难同归——“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胡乱批判、否定一切,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改组党中央。估计正因为在红区、白区的“右倾”与“反潮流(反对冒险主义主流)”,使没有参会的毛泽东(37岁)和刘少奇(32岁)同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历史却搬演了更“左”的、更惨烈的大悲剧!否极泰来,血腥的炼狱反而造就出更雄壮、更辉煌的大事业!

挺身而出 拼死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注: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9-110页。)

几乎同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政府和执委会主席。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泽东,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楷为反革命。刘少奇持异议:“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8页。)”,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注: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

长飙风中自往来,父亲领导发动工人上战场阵地,成为支持十九路军的主力,又组织起“上海义勇军(注:义勇军刚在满洲出现。正是此时,田汉参加上海义勇军,加入共产党;《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作的词,1935年聂耳谱曲。)”、抵制日货、搞得有声有色,各方声援。为救济日本企业罢工的工人和家属,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团结群众,扩大影响,宋庆龄首捐2000银圆带动各界支持。临时中央却“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7页。)”,严厉斥责“米袋子主义”、太没有工人阶级骨气,命令撤摊退款,决不能吃嗟来之食。刘少奇愤然顶住,坦荡处之。

显然,这本为“十四年抗战”早期国难当头时,我党对民族、对国家的重大贡献,更是“低潮”中,我党肩负起责任,发动起社会各界参与救亡,并发展了自己的空前大运动(注:以上多处可查:《刘少奇军事画传》,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24-27页。)。

然而,3月14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康生、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却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全国总工会)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就此撤了刘少奇的职工部长,并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父亲被迫检讨,不停抗争。因无人会搞工运,中央也“不敢开除”刘(注: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职工部”,并入全国总工会(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62-167页。)。

从1928年初到此时,刘少奇几乎动辄得咎。他后来尖锐地激辩:“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我们党的组织“弄到塌台的”,不把“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是不止的(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4页。)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主观武断,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错误”,也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职务,回家“养病”(毛泽东语)。

情与貌、略相似,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白区”与“红区”的路线分歧,都直接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

由于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保卫和情报工作)、向忠发(中央政治局主席)、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运的全总党团书记)相继被捕叛变,组织遭到巨损,血雨腥风扑面,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陆续分散转移苏区,对“白区”的领导几乎全断了。连续五年的“左”倾路线,最终闹到全国白区党组织瘫痪殆尽。呜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32年底,父亲也进入中央苏区(注:在党内,被称为“小大姐”的何保贞妈妈带二哥刘允若留上海,后被捕入狱,与父亲生死两茫茫。1934年,何于南京雨花台就义,被赞为“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我二哥刘允若被寄养在上海一劳工家。),到了被称为 “小上海”的长汀。苏区的瑞金好比首都,长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几省交汇之处,商业和工业都比较发达,相当繁荣,工人也多。

汀州无浪换人间,楚客常思绘新天。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展开全新的工作。陈云是临时中央常委,总工会书记,他们就在长汀和瑞金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工人利益、鼓励苏区工商业发展。例如,确定厂长负责制。苏维埃的厂长和工人是什么关系?劳资矛盾怎么解决?私企劳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并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陈云、刘少奇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实验。当时,什么都学苏联,根据中华苏维埃法律,工人福利过高,没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刘少奇说完全照搬苏联的肯定不行,就报毛主席批准,改了法律。这一段,为多年后的根据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恢复积累了最初的、可贵的经验。

孙子曰:兵“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当时,地方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为红军的建设、发展、作战和勤务提供物质基础,直接关乎共产党和军队的存亡(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71-178页。)

父亲提出“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19页。)”。经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扩大红军运动形成热潮,仅一年左右,就动员了十万多人上前线。今日缅怀当年的老工农红军,绝不能忘掉这么多的工人是主体之首啊!

刘少奇在瑞金、长汀努力组建工农武装。2月17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兼军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运输工人师(兼军交水陆运输)。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卫师,12800多人全是工人,这应是现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警卫师的前身。刘少奇不仅是通过发动工运兵运,组织扩红,为人民武装输送力量,他还亲手组建军队——工人师(注:《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28-31页。)

1934年春夏(正史记载7月,长汀有记载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围剿”进入极端困境,危难之际父亲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曾任职领导的地方很多:顺直、满洲、江苏省委书记,以至后来的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华北局书记。1932年底,临时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西省委书记,由于交通通讯极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苏区中央局未免原省委书记(李富春)。刘少奇一看这情况,遂主动放弃(注:此为父亲的含糊自述。但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晚年时也向我叙述过几乎相同的情况。)。之后,他就留在长汀搞调查,与陈云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此前,刘在苏联被任命为白区江苏省委书记,没能到任;这次,又被任命为红区江西省委书记,到没能任——实为逆旅颠沛奇遇。进入中央核心集体前,很少人像刘少奇一样,在那么多地方打开局面,独当一面——传为建功立业佳话。

父亲在福建任省委书记仅数月(注:刘少奇自述中央派他先到福建省委主持工作,隐蔽联络在福建的十九陆军蒋光鼐、蔡廷揩。),主要任务是扩红、筹粮、运输,给军队输送兵员、运送补给,组织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减租查田、分配土地,怎么解决劳资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还特别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卫大队长吴烈剿灭苦竹山顽劣团匪。

其间,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不可小觑的事:划小区域党政组织机构,建立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营,精兵简政,为适应游击战争、为接下来的敌后坚守,做出预置。

当时,最紧要的是支援前线,组织扩红(注:《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32-33页。)。福建老百姓参加红军的人确实特别多,开始出征的时候,好几万闽西子弟啊,百分之九十都牺牲了!离断肠、人未归,今我念英烈,隔世长相思——福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之巨大,毫不逊色于江西人民。中央红军长征前,具有标志性的一战叫松毛岭战役。

松毛岭在长汀附近,是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9月3日,在朱德总司令支持下,林彪、聂荣臻不顾“三人团”短促出击和堡垒战术,诱敌深入二十里,由红一军团的1师、2师和红九军团的24师在山前的温坊夜袭,第二天又伏击敌援兵,共歼敌4000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见的大胜仗。之后,红一军团奉命转移瑞金。有不少专家将此战算作松毛岭战役前段。

二十天后,红九军团在山岭间又打阻击战,也多有专称此为松毛岭战役。无论分段还是专称,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战,战役目的就是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9月23日,松毛岭主战役开始,战况极为惨烈,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战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粮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尸、全打红了,没法儿喝。此役激战七天七夜,是红军出征前最壮烈的一仗,牺牲了近万人,“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最后,部队基本打没了才撤下来。9月30日,红九军团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启程长征——泪如雨下!为掩护主力转移,福建省委组织的汀州保卫战(跨时松毛岭),仍坚守至11月。国民党军队蜂拥而入——血流成河!

无论在山前的温坊,还是在山间的松毛岭,刘少奇不仅是组织运粮、补给弹药,作为省委书记还亲自调遣组织了近万地方武装(赤卫队)配属红一、红九军团作战。临战时,父亲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注:关于松毛岭战役和汀州保卫战,作者到实地考察,咨询当地同志和湖南刘少奇纪念馆馆长罗雄同志,与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核实部分记载,浓缩概括讲述。刘少奇任九军团中央代表确切时间记载稍有差异,见王双梅《刘少奇在长征中》,《党的文献》2017年第1期。)

现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艰险、其困苦、其英勇、其惨烈仍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幸得今年,《绝命后卫师》、《湘江战役》总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肠决战的英雄豪气,而其巨大损失和教训怎么尽现?特别是松毛岭战役、湘江战役、西路军浴血河西,这样的硬仗、恶战如何再现?确需思考创新,仅知古人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全程长征 绝地逢生

前面讲到的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当时普遍认为工人是劳动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最富牺牲精神的可靠力量,这个师的装备也好。因为大量的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身边,加之反“围剿”的战斗减员空前,中央警卫师成立也就半年,员额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军委将其改编为红23师。

长征前的9月21日,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23师和红21师组成,共7000(也有说3000多人)余人。由于我父亲一手组建了原警卫(工人)师,中央匆忙调他火速回来组建红八军团。

松毛岭战役打到一半,中革军委(注:全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央军委、军委等。)急电刘少奇(福建省委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罗炳辉(红九军团长)、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回瑞金。派刘赶到红八军团;告罗、蔡中央已定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死守松毛岭,速返火线,“争取时间”,“掩护主力”。松毛岭大战正酣,战阵指挥员集体回朝听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刘少奇立即动员江西、福建几千子弟补入红八军团,有资料记载出征时该部共11000人(也有资料记载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枪。长征开始后的10月22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注:《刘少奇军事画传》,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35-38页。)

这里稍加说明,现在没有中央代表这一职务。当时,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军团长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只有十人,候补委员也有表决权)。

长征初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殿后,负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种仗最难打,无后援、多牺牲、难撤退。此时,更打得残酷而又混乱:前面军团顺利突破几道封锁线,中间人多路窄走不动,尤其是大量辎重拖累、举步维艰,阻击战打成大灾难!红八军团本就是新兵多、枪械少、战力弱,打阻击的牺牲难以计数,让谁去打,基本就是告别了,即使活着也很难追上队伍。回首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就这样走了上千里啊!八军团折损惨重,加上掉队、跑散的,减员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红九军团各合并成一个师,由刘少奇负责组织红八军团的改编(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7页。)。那时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拢掉队的、追寻逃跑的、照看物资的、安置伤员的,成了一锅粥。期间,又蹦出个罕见荒诞命令:红八军团全部改为辎重部队(就是挑夫),必须追上前方部队。走走打打、突然敌人追上来、插进来,成连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乱中无编可整。此时,接朱德总司令急电:丢掉辎重,轻装赶往湘江。部队边打边退、境况可想而知(注:《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渡江片段,陈云叔叔有生动的回忆。上面讲过,他和我父亲,在白区和红区共事,按现代词儿叫“搭过班子”老熟人。刘少奇赶到湘江渡口,巧遇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见面互问,刘说:我们部队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这儿有吃的吗?我两天没吃饭了。陈马上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刘,叮嘱一边过江一边吃,眼看就顶不住,一旦炸桥沉船,就渡不过去了。此时,渡口两岸到处是死伤官兵,湘江上顺流漂着活人死尸,两位老战友,在连天炮火、厮杀呼喊中,心情会多么凝重悲愤!战罢,当地百姓“三月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陈云叔叔晚年还多次感慨,对这一段记忆特别深刻,那是最危难、最凶险的时刻呀(注:陈元叙述。)!————领袖常共英魂语,晚辈投书赠湘江。

过江后(12月1日),军团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名,整个红八军团仅存600余人,加挑夫也不足1000。奇迹般的,居然还带过来百多担珍贵文件和银圆!

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博古:内含民夫5000多人;另记载加民夫共10万)人,湘江一战后打掉了5万(当时清点仅余36919人)(注:《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红八军团几近覆没,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多少个幸亏,可谓九死一生啊!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注:《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84页。)

红八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几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掉番号的军团,其经历人间炼狱般的战火实难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极端化的扭曲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华却无法妄度。我试着观察品味那些抢渡湘江、挺过长征的人,他们身上,眉宇之间,都有一种大从容气质、大无畏精神!

不久,召开遵义会议。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注:刘少奇从军事路线错误追究到王明的政治路线错误。王明没参加长征,此时在苏联。),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注:《博古和毛泽东》,秦福铨著,大风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第119~120页。)。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泽东后来讲到,刘少奇出的题正确,但“当时……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二版,第295页。)。此题留待以后一步步解决,并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史上涣然一新的光辉篇章!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这里有一段故事: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传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近来,我看《杨尚昆回忆录》,其中确有些蹊跷,似是说与“会理会议事件”有关,此处有真意?耐人寻味(注:“会理会议(1935年5月)事件”,简要说是指会理会议前,林彪不满毛泽东军事指挥“不走弓弦走弓背”,要推举彭德怀替换毛泽东,通电话时彭当即拒绝。刘少奇因故没有参会。有兴趣者可查阅《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133-137页。)。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并主张向部队说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刘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窝会议、9月2日的巴西会议和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毛泽东整顿红一方面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等(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0、141页。)

谁都知道,长征时除了跟围追堵截的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肚子问题,吃什么?父亲到红三军团几个月后要过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筹粮委员会。

自古兵法,专务于兵之首:“委积不多则士不行”(注:《尉缭子·战威》。)。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草地在藏区,地广人稀,去哪儿找粮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军所过之处,留下最普遍的传颂口碑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从百姓鸡窝抓只鸡,放块银圆;背走粮,墙上大字写明借与还;开仓放粮,先给赤贫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镇,是留下过金砖的。蒋介石听此传报,都感慨系之,严饬各部效法。而这亘古未见的“败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金条银圆是哪里来的?有多少人深思追问过?

简单两句话:来自苏区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留自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八军团的战士挑夫。长征时多数官兵都领到几块银圆,有的战士直到陕北还揣着这留人体温的光亮救命钱。红军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话背后,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无食,事关全军生死。中央任命刘少奇当了这么个筹粮官,再次受命于危难。多少年、多少事,什么最复杂、最凶险、最难办,刘少奇就出现在哪里,担当起重任。往日与今时不同,给你个官儿就好当了?那个年代任职担责任,要挨骂、要冲锋、要丢性命的,要恳求、要跪乞、要报终生的!歃血结拜者,远不止刘伯承伯伯一例;亲访喇嘛寺,现珍藏贺龙伯伯手书大字(注:香格里拉松赞林寺。)。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亲,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最困难时给予帮助,我们欠藏族人民的啊!

公道说,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刘少奇这样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义,敢于担当,历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艰难困苦全不论,危难险阻挡不住,出生入死浑不懔!他们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九死一生时打拼、大浪淘沙后仅存的一批精英。

过草地时,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41页。)。直至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的女兵一个也没死,全部活下来!筹粮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为我们老红军赢得人人称道、令人自豪的大荣光!

到陕北后,父亲没进延安就代表党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长征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部队很分散、队伍拉得长,在一个军团,不在一个纵队,互相也不认识。谁走长征谁没走,彼此不太清楚。长征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难怪有的中央纵队的同志都不知道刘少奇参加过长征。

松岭枪炮声悲壮,草地星河影动摇。从长征开始前标志性(松毛岭)战役的红九军团,长征初期担任后卫和挑夫的红八军团,遵义会议和前后的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中央筹粮委员会,一直到长征结束的瓦窑堡会议,父亲一步没落。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七千余人里面,还有些是半路加入的(注:建国后,先后在刘少奇处的三位专车司机(严、曹、李叔叔)都是半路加入长征的老红军。),像刘少奇这样全程参加的更要少。

(责编:杨文全、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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