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1939年9月，当时我在延安中央社会部任总务处指导员兼会计科科长。一天，在中央党校广场，小平同志为我们中直机关工作人员和党校学员作报告。他用大量事实说明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我党我军面临的任务，语言既简练又生动，听了使人耳目一新，受益颇深。
我同小平同志第一次接触是在1956年秋，当时我任北京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为确保中共八大顺利召开，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主抓大会的警卫工作，徐子荣副部长担任大会警卫组组长，公安部九局汪东兴同志、八局岳欣同志和我任副组长。小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秘书长负责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他对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非常重视。大会即将开幕，小平同志要亲自听取警卫工作汇报，于是，我随罗瑞卿部长、徐子荣副部长等有关同志去了中南海。我们汇报的许多情况小平同志早已了如指掌，他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讲话简明扼要、一针见血，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两年后，我跟随小平同志去西南视察工作，让我对小平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求实精神，热爱人民的崇高风范以及心胸坦荡的人格魅力感受很深。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党内“左”的指导思想逐渐膨胀。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随即全国各地掀起了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当时我在北京市委任政法部部长，市委也成立了大炼钢铁领导小组，我是成员之一。
国庆节后不久，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同志打来电话，指示我随小平同志、尚昆同志到西南视察大炼钢铁工作，并协助当地公安机关做好警卫工作。
我随小平同志等乘专机在武汉稍事停留后，到达广西柳州市。我们来到炼钢工地，呈现在面前的一座座“土法上马”的炼钢炉，实际上是在地上挖一个大坑，用当地的硬木头烧矿石，一层硬木一层矿石。小平同志看到炼出的钢铁像豆腐渣，不由得眉头紧蹙，向柳州市的有关同志说：“你们算过账没有？蚬木值多少钱，钢值多少钱，究竟哪一个划算？”一连串的提问，让在场的几位同志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小平同志当即找来柳州市委书记，明确表示不能这么搞，并指示随行冶金部的同志留下来调查解决。
我随小平同志离开广西途经贵州、云南后来到四川成都。小平同志首先来到郊区一个公社视察农业生产情况。公社书记是随军南下干部，恰好和我是山西静乐县的老乡。小平同志听说农民全都到公社办的公共食堂吃饭后很不高兴，他以恳切的语气对这位公社书记说：“这怎么行啊？四川农民在水田里干活儿，回到家要洗脚，到了夏天还有冲凉的习惯。”我不假思索地插话道：“山西农民一辈子也不洗澡。”小平同志扭过头瞪了我一眼问道：“你们那儿有水田吗？”接着他提高嗓门向大家讲：“四川人每逢初一、十五还有‘打牙祭’的习惯。你们这么搞，时间长了，老百姓是要造反的。”临走前，小平同志对陪同的四川同志再次叮嘱：公共食堂不能办的，可以不办，不能勉强。
在成都，我们随小平同志进了一家茶馆。他发现茶碗换成了盖杯，大铜壶也不见了，对陪同的四川同志直截了当地批评道：“四川的茶馆有文化嘛，你们把四川茶文化都搞掉喽!”
一天晚上，我随小平同志观看川剧，剧情进入高潮时，台下观众竟和台上演员一起唱起来。我初到四川，听不懂川剧，小平同志微笑着对我说：“我参加抗日战争刚到山西时，也听不惯你们山西戏，很刺耳，后来听多了也就习惯了。你听不惯，明天还要听。”
离开成都后，我们又跟随小平同志到绵阳、江油、广元一带视察。小平同志看见农村男女老少都去炼钢铁，田野一片空寂时，心里十分忧虑，他对陪同的地方领导同志严肃地批评道：“你们这里的农业是大失败，明年是大减产!”他还语重心长地说：“群众的干劲大、热情高，这很好。但越是这种情况，你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保护好群众的积极性。”
在川视察期间，小平同志多次召开座谈会。他每次都是先听取到会同志发言，最后集中大家意见和自己事先准备的提纲作简短讲话。小平同志的讲话从来都是观点鲜明，概括凝练，反映了他尊重实践、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
从广西到四川，我随小平同志视察近一个月的时间。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很激动，思绪万千。小平同志在当时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膨胀的形势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敢讲真话，表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非凡的胆略和勇气，也体现了小平同志热爱人民、尊重人民、时刻关注人民群众利益和愿望的崇高品格。（刘涌）
（摘自《人民公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