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周总理学当领导

周恩来多次说过，“我不是帅才”。这是他对自己从政经历的清醒评价，也是对自己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角色定位。数十年来，他甘当配角，真诚地做毛泽东的助手，全力以赴，鞠躬尽瘁，书写了与伟大领袖亲密合作的绝唱。

周恩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在半个多世纪的从政生涯中，他历经政治风雨的洗礼和复杂环境的考验，铸造和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能，很早就进入并长期处于党的最高领导层，为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其间，周恩来就如何当好领导有过深刻的总结，对许多领导干部进行过指导。学习周恩来的有关论述、体会他的具体指导，能够帮助领导干部更好地提升能力与水平，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

“你我都当不成领袖”

周恩来多次说过，“我不是帅才”。这是他对自己从政经历的清醒评价，也是对自己在中央领导集体中的角色定位。数十年来，他甘当配角，真诚地做毛泽东的助手，全力以赴，鞠躬尽瘁，书写了与伟大领袖亲密合作的绝唱。

时势造英雄。周恩来1921年旅欧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波澜壮阔的职业革命生涯。1928年在党的六大上，他由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杰出才能，得到全党的承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此后，周恩来负责主持中央日常事务，包括军事工作，联系和指导“朱毛红军”。1931年底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成为毛泽东的直接领导。

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周恩来发现毛泽东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才华高于自己，也高于其他领导同志。这种认识来自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乃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经验，同时也来自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的沉痛教训。在长征途中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出发，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力主他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

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周恩来竭尽全力地做党内高层同志的思想工作。遵义会议后，被解除最高领导职务的博古不想交权，说要向共产国际报告。这样，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还跟着博古。为劝说博古交权，周恩来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说，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博古被周恩来的话深深打动，第二天就交出了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

之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以毛泽东为首。由此，我们党开始形成毛泽东为领袖、周恩来为助手，以毛周为主导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双星合作、相辅相成，开启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天地。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善于提出战略构想；作为杰出的管理者，周恩来则善于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变为现实。周恩来全心全意地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正如华裔英籍作家韩素音所说，周恩来“发现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天才，在这个天才的身上，他倾注了自己对中国深挚的感情”。

对军事家而言，要知己知彼。对领导者来说，知人知己才能找准自己在领导集体中的位置。须知，当好配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俗话说“红花还需绿叶配”，主角离不开配角，而配角在领导集体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大有作为。

“要讲大局”

周恩来有一句名言:“遇事讲大局,全国一盘棋。”周恩来是全党讲大局的楷模。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他都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觉讲大局、守纪律。他带头这样做，还随时教育领导干部也要如此。

1961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归来，在昆明停留。他不顾旅途劳累，紧张地投入工作。为了让总理适当休息，一天，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请周恩来出席军区文艺晚会。

二人同乘一辆车，离开招待所去观赏演出。途中，周恩来不时把目光投向车窗外，向秦基伟询问有关情况。他看到路旁有一座即将落成的建筑，就问：“这是什么建筑？”秦基伟答：“是军区新建的一个国防教育展览馆。”周恩来追问：“你们修这个干什么？”秦基伟说：“准备陈列战争年代的武器和战斗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让部队参观学习，加强国防观念。”周恩来听了严肃地说：“北京已经有了军事博物馆，你们这里就不要再搞这类建筑了嘛！现在国家经济困难，还搞这么多楼堂馆所干什么？你们既然搞了，我看就把它交给阎红彦吧。”阎红彦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周恩来要秦基伟把这幢建筑交给他，是要部队把它交给地方。

秦基伟没有立刻表态，把它交给地方，他着实舍不得。军区修建这个展览馆，没有向国家要钱，也没有向地方求援，所花500万元工程费，全部是自己节省的。周恩来似乎看透了秦基伟的心思，加重语气说：“全国一盘棋，要讲大局嘛！交给地方，也是支援国家建设，比你们留着它用处大。你看怎么样？”周恩来言简意赅，给秦基伟上了一课。秦基伟深受教育，当即表示：“好，我们照总理的指示办。”

第二天，秦基伟主持召开昆明军区党委会议，传达周恩来的指示。与会同志开始也舍不得把展览馆交给地方，可大家毕竟受党教育多年，懂得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这是一个组织纪律性问题。与会同志经过讨论，一致表示：坚决执行总理指示，把展览馆无条件地交给地方。

周恩来离开昆明前，重提展览馆的问题，询问秦基伟的最终意见。秦基伟汇报了军区党委会议讨论的结果。当时阎红彦也在场，他问秦基伟：“你们真的舍得吗？”秦基伟说：“有啥舍不得的，听总理决定嘛。咱们过去打仗还不是这样，一切行动听指挥，执行命令，完成任务，不讲价钱，不打折扣。”听了秦基伟的这番话，周恩来满意地笑了。

领导者要有大局观念，想问题、作决策、干事情都应当跳出一地一己的局限，处理好本单位与外单位、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关系。讲大局，要严守纪律。否则，就会政出多门、各行其是，损害整体战略部署，妨害整个发展大局。

“坐在飞机上也可以搞点调查”

周恩来曾经专门论述过“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提出了独到的思想与方法。他还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从政经验和体会传授给领导干部，热情地帮助他们提高能力与水平。

1953年11月，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在听取了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后，又要市委副书记谷牧（分管工业交通方面工作）等汇报工交生产和市场情况。汇报中，他不时问起前面说过的数字。由于刚刚汇总有关数字，谷牧没有全部记住，不得不翻看本子。周恩来见了，笑着说：“不用翻了，我记起了，是××××吧？”周恩来博闻善记，说得分毫不差。接着，他告诫谷牧：“搞建设，并不比打仗容易。当高级干部的，一定要下决心钻进去，由外行学成内行。”谷牧牢记周恩来的教诲，在以后的20多年中，每次向总理汇报工作，总要事先把一些基本数字弄清记牢。

1955年1月，周恩来带领几位部长去东北开协作区会议。刚调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兼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的谷牧，也随总理出行。登上飞机后，周恩来与部长等同志亲切交谈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停止了畅谈，把服务员叫来问道：“快到山海关了吧？”服务员答：“是的，总理。”周恩来又叫来秘书，让他通知驾驶员，飞得低一点、慢一点，到山海关时，在上空转个圈子，让机上的几位部长把下面的情况好好看一看。周恩来还对谷牧说：“你是管工交的，坐在飞机上也可以搞点调查嘛。到山海关的时候，你从窗口往下看，数一数几分钟之内有多少列火车进出山海关。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咽喉，东北地区是我们国家的工业基地，从山海关的车辆进出情况，可以看出点我国目前工业交通方面的大情况呢！”谷牧和总理的秘书一起，认真地执行周恩来下达的任务。飞越山海关后，谷牧他们把记下的数字报告了总理，周恩来笑着说：“这个数字在会上还有用哪！”周恩来就是这样言传身教，给予干部以具体的指导。

领导者要善于学习，把学习作为一种终身追求，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与水平。要学理论，也要学经济、学科技、学法律、学历史等专业知识和各种新知识，还要学领导方法、学实践本领。只有掌握了“十八般武艺”，才能克服“本领恐慌”，紧扣时代前进的节拍，得心应手地开展工作，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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