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三字源于武汉
走近汉口鄱阳街139号，你会看见一幢上世纪20年代初建造的西式公寓，门上写着“八七会议会址——邓小平题”几个金色大字。当年，邓小平正是从这里踏步上楼。
1927年6月底，23岁的邓希贤第一次踏上武汉。据记载，邓希贤先到中共军委报到。随后，他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中央，被任命为中央秘书。
当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遍袭全国，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更是危机重重。为适应白色恐怖环境下秘密工作的需要，邓希贤改名“邓小平”，随党中央机关在汉口与武昌之间转移，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
此后，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邓小平”三个字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响亮的名字之一。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8月7日，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的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
作为中央秘书，邓小平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他和有关人员一起确定了会议地点——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这里前临宁静的街道，后通深僻的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屋凉台相通，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负责接待的邓小平见到一位蓄齐耳长发、操湖南口音的高个子中年人，他就是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
这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
武汉是1992年邓小平南行第一站
在湖北省档案馆，珍藏着一份记录邓小平伟大思想的珍贵笔录。
1992年1月18日上午10点31分，在武昌火车站1号站台上，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中，一位老人走下车来。这是邓小平南行的第一站，也是他最后一次到湖北。
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钱运录等人快步走上前去，代表湖北省和武汉市人民向小平同志问好。
武昌火车站的站台只有短短500米，这是一次信息高度浓缩的谈话。小平边走边听着关广富的汇报，时而插上几句话，时而停下脚步。
29分钟过去了，小平与湖北省的负责人握手告别，走上专列。上午11点02分，火车开动，向南方驶去……
关广富、郭树言、钱运录走进武昌火车站贵宾厅，三个人凭着记忆，将小平同志29分钟的谈话记录下来，由钱运录作笔录。当夜，湖北省委将这份小平同志的谈话记录传至中共中央办公厅。
据钱运录等人回忆，小平同志在谈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反对形式主义等著名论断，还谆谆告诫时任湖北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能快就不要慢”，“低速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小平足迹永铭武汉
1980年，邓小平为八七会议会址题写的馆名寄到武汉。今天，“八七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已变成烫金馆牌悬挂在纪念馆的门楣上。
1983年，邓小平为纪念二七大罢工60周年亲笔题词，并寄往武汉。题词这样写道：“中国工人阶级要发扬二七革命传统，为把我国建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如今，这一题词悬挂在武汉二七纪念馆展览厅。
武昌独立团烈士陵园内，长眠着191位叶挺独立团将士，他们在1926年北伐军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距离陵园大门20米处有一座高大的牌坊，横额上刻有邓小平题写的“独立团烈士陵园”七个大字。
1985年，华中师范大学更名之时，身为华师前身之一的中原大学的创始人邓小平亲笔题写了校名，并叮嘱学校领导：不宣传、不报道。如今，“华中师范大学”的题字在学校门前熠熠生辉。
1990年，86岁高龄的邓小平为武汉天河机场题写机场名：武汉机场。（文俊）
（摘自《楚天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