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习纵横谈

著名学者、当代作家王充闾，是辽宁省委原常委、宣传部原部长，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长期坚持从事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在国内外二十几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集《淡写流年》《何处是归程》等近五十种，诗词集《鸿爪春泥》《蘧庐吟草》，学术著作《诗性智慧》《古文今赏》等；有《充闾文集》二十卷。散文集《春宽梦窄》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几十年来，他坚持每天读书，积累了丰富的读书经验。不久前，本刊记者围绕当前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读书、如何读书、读什么书与他进行深入交流。听王充闾讲自己的读书学习体会，娓娓而谈，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精神启迪。

为什么读书？

读书学习，表面上看是个人的事，实际上关乎整个民族、国家的发展进步和前途命运。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小康”一词源于《诗经》和《礼记》，它是中华大地上远古先民的一个理想。今天，我们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项庄严使命提出来。按传统说法，“小康”的含义：精神层面是重礼，亦即精神文明；社会层面是安民，安居乐业；物质层面是富足，百姓丰衣足食。可以说，“小康”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物质价值评判，其精神文化价值是重要的内核。为此，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的重要载体之一就是中华优秀文化典籍、经典著作，这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精神宝库、思想宝库、知识宝库，更是先进价值观、先进信仰、崇高使命感的精神源泉，是聚民心、塑国魂的源头活水。当今迫切需要通过读书学习，着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构建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为“中国模式”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此为其一。

其二，是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现在又进入信息社会。自从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诞生，信息化经历了数字化并向网络化和智能化发展的过程。在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之外，又产生一个数字世界——网络空间。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特别是促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热点领域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成为数据资源最丰富的大国。如何抓住机遇争得大数据时代信息科技发展的主动权，成为新的课题、新的挑战。过去传统社会，在管理上面对的是自然与社会、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三个空间，现在进入信息社会，三个空间之外，我们还要面对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叠合。它的特点是，结构复杂、价值多元、利益分化、行为隐匿、风险倍增；每天的新事物、新矛盾层出不穷，如果不能通过读书学习，与时俱进地增强知识能力，连适应都成问题，更何谈引领。

其三，从自我实现角度说，读书学习，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这里要说两句话，一是时代的要求、祖国的需要。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有言：“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该国人的头脑，而头脑则取决于读书多少。”另一句话说的是，自我学习、自我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超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断进行精神塑造、价值观塑造和文化塑造，这是最大的自我实现。我们常说，要摆脱平庸，有所作为。何谓平庸？平庸是一种被动而又功利的谋生态度。平庸者物质方面什么也不缺少，只是精神匮乏，感受不到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终极道义的神圣，生命含义的丰富。要摆脱平庸，就要用古今的知识、智慧来“浇灌”干涸的心泉。只有书籍，才能把高贵的生命、智慧的灵悟和美德的教养呈现给你。

现在有一个说法：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所谓“耗散结构”，就是说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人本身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在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不同外界持续地“交换能量”，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教师、作家、编辑、记者，也包括各级各类干部，整天都输出知识、沟通思想，作出判断、进行决策，更迫切需要注入新的能量，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

当今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亟待提高思想素养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减少盲目性，增强预见性。经验证明，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人，也可能很能干，但绝对谈不上有深度、有远见；心灵底子薄弱的人，既禁不起失败，也承受不了成功，挫折和掌声都会使他倒下去。鲁迅先生在批判国民性的时候，说中国人常常一轰而起，一轰而散，这就是灵魂没有根柢。我们应该以深厚的人文修养来抵御这种浮躁与茫然，有底气，有正气，使思想水准、精神境界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如何读书？

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传统社会逐渐构成了官方、士人、民间三位一体的阅读体系。到了现代，则是呈现教育阅读、专业阅读、大众阅读“三驾马车”并行的局面。我们这里所讲的，侧重在大众阅读，亦即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倡导全民阅读”这个层面。

说到思想障碍，社会上较为普遍地存在着“读书无用论”和“读书过时论”的干扰。这在当代中国并不陌生，“文革”是其极致，而这些年又死灰复燃。究其原因，与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功利化、短视化有直接关系，既有个人因素，更有社会大环境影响。在社会重大变革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工具理性及相伴而生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会加速膨胀，而价值理性则处于失落、衰萎状态。对于正当与否的考虑，会被能否现得利、能否行得通的现实计较所代替。当人的欲望被市场化力量全面煽起而失去制约时，人们的精神追求会逐渐弱化，而金钱、享乐、感官刺激则会相应地增长。加之现实社会中，诱惑多、应酬多、娱乐多，一些同志缺乏定力，摆脱不开这些方面的牵扯，置身其间不能自拔，反过来又抱怨工作忙、事务多、矛盾错综复杂，没有片刻清闲，腾不出时间来读书学习。不少同志没有养成读书习惯，心浮气躁，每天主要是“刷屏”，以图代书，以上脸书、刷微博代替阅读，结果是精神生活趋向符号化，阅读流于感官化、快餐化、传媒化，欲望的满足取代了意义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即便读书，也往往停留在浅层次上，浅尝辄止，“看书看皮儿，看报看题儿”，不读原著，满足于从报刊上摘抄几句警语，或者寻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东西，缺乏计划性、目的性、连续性，零敲碎打，杂乱无章。

当我们过多地依赖搜索引擎，也正是纵容大脑思考的惰性，弱化了思索、运用知识的能力。特别是伴随着手机、电视、网络所造成的信息横流，人们的大量宝贵时间都会被吞噬掉，直至产生信息疲劳、信息焦虑、信息过剩，成为“信息的囚徒”。

信息的获得并不在于采用哪种形式，而在于不能简单地满足于掌握信息，还必须提升一步，获取知识、思想与智慧。这里，我想通过两个实际事例来说明一下信息、知识、智慧的关系。《战国策》上有这样一段话：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国者。’”仪狄造出酒来，这是信息。造酒技术很高超，味道十分甘美，这就有了知识含量。大禹喝了，慨叹说：后世君王肯定会有因酒而亡国的，这就是智慧了，带有高度的预见性。我国记录哈雷彗星出现过三十一次，起自春秋时的公元前613年，迄于清末1910年，两千余年从未间断，这可以称作“世界的唯一”。但却没有人对它进行思索、研究，不知道这出现了三十一次的彗星竟然是同一个。到了公元1875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没有掌握这份天文记录的情况下，只是依照牛顿的引力定律，计算出了彗星的轨道，预测出它出现的周期——每隔七十六年便回归到太阳身边一次。可见，信息、知识重要，而运用知识、从知识出发使之成为智慧，形成规律性的认识，比知识本身更为重要。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关键在于能否使知识、学问由死变活。

读什么书？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个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要的，它既能为我们树立科学世界观奠定基础，又能统领与整合各种知识、学问。所谓智慧，是经过转化的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升华。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反映问题的实质，触及深层底蕴，属于哲学层次。马克思把哲学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说明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说，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两位大师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智慧是哲学的应用化、实际化，为带有全局性、预见性的领导决策与战略抉择所必需。

过去学习理论有一个偏向，就是往往满足于背教条，记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提倡，读书与思考同步化、一体化，要习惯于找问题、找课题，也就是培养和提倡“问题意识”。在读书过程中，脑子里要经常挂着问号，也就是“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解决了多少实际难题，处理了什么具体事务，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

历史意识或者历史本身，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与精神价值。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历史资源有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历史教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环节，可以发挥凝聚人心、益人心智、传承文明等重要作用。而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学史有益于陶冶情操，铸造人格，增强现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判别何为善恶、美丑，明辨何为公平、正义，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摒弃，有所进取。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集人生智慧之大成，我们应该通过读书学习，发掘并弘扬这些文化瑰宝，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掌握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精髓，从而增强理论自觉、道路自信，充满活力，奋发向上。过去我们对传统文化有所忽视。美国的一些华裔教授曾说，我们的留学生“数典忘祖”，他们懂得ABC，懂得XYZ，懂得美元英镑法郎，就是不了解长城、黄河，说不清《论》《孟》《老》《庄》，不知道文天祥、史可法。对中国文化历史如此无知，又怎么能对国家、民族有了解、有感情、有责任心，从而义无反顾地去为她献身呢？这番话听了真是振聋发聩。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在一次讲座中回答学生提出的“读《红楼梦》究竟有什么用”的问题时说，不读《红楼梦》的人，不读唐诗宋词的人，文学素养特别差的人，他就脱不了俗。好书对于人的影响，是在灵魂层面上产生作用。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聚会巴黎，会议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高科技发展到需要人的理智去驾驭，需要用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去治理与调适，人类要爱这个社会，要爱自己的民族，要爱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读书学习体会

我的读书学习，同样也是为了武装头脑，但是由于要搞创作、做学问，因而具有较为明显的专业性、研究性、学术性。

习近平同志曾引用古代典籍《礼记·中庸》里的话，要求领导干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讲了五个层次，一环紧扣一环：首要的是博学，放开眼界，勤学博览；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审问，勇于质疑，解惑求真；审问，就要慎思，辩证思考，深入探求；慎思方能明辨，或者说是为了明辨，识别是非，防止迷误；最后落实到笃行上，坚持不懈，笃志践行。学问，见功夫；思辨，见能力；笃行，见效果。习近平同志要求的这五点，是十分全面的，既强调学问，更看重见识；既强调认知，更看重践行；既是说读书学习，也是讲修身做人。几十年来，我的切身体会觉得遵循这个路子来读书治学、立身行事，确实受益无穷。

五个环节中，博学与思辨相互结合，最关紧要。孔子有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光读书而不善于思考，就成了古人所讥讽的“两脚书橱”。我在读书时，牢记一个原则，就是时刻都要“灵魂在场”。书是客体，我是主体，必须参与进去，不能“看热闹”，做旁观者，与己无干。罗曼·罗兰说：“从来没有人为读书而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自己或检查自己。”普鲁斯特有言：“阅读过程是一交流的过程，是一次与不在场或已死去的当事人的心灵对话。”这些都是强调读书中人的主体作用，通过人书对话，发现自己，认识自己。

面对书中每一个事件，我要考虑：如果我是当事人，我该咋办？面对一个观点、结论，我一定要思考，它对在哪儿，错在哪儿？比如读古人或今人解读某首唐诗，我总是先熟读这首诗，但并不急于去看别人的讲解，而是先思考我该怎么解读，然后再去看人家的。没有艰难的思索，绝不会有独到的创造。创造与思索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里面却蕴藏着一种特殊的魅力。

我读书有个准则，就是注重读经典、读精品，重视文本的选择。艺术经典与人文经典，都是指向世界本质和人性根底的，好的艺术经典以形象诠释人生，好的哲学经典则以抽象演绎人生。经典阅读是一个沉静与沉思的过程，在这种沉静沉思中，我们不仅使书中文字活起来，充实我们，还使它因我们的理解得到延展与增值。古书中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史记》，现代的鲁迅著作，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还有莎士比亚戏剧，都属于经典中的经典。

我读书主张精读，这和读书的对象是经典、精品有关。前人读书倡导“八面受敌法”，我在读《庄子》时，也是“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然后再次、三次，不断地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的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乃至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经过几度梳理、整合，像展开一把折扇那样，在传主这一轴心统领下，向外辐射式地伸出二十支扇骨，形成互不重复、各有侧重的专题。这为我写《庄子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还有“读书得间”。这是清代乾嘉学派读书治学的传统。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有言：“‘读书得间’就是从空隙间看出它的事实来，从反面可以看出正面的问题，读正史外，还要从稗官野史中搜集资料，从事补订考证，这犹如阳光从树林中照在青苔上，斑驳的光亮可以多少反映出客观的现象，从而可以得出事实的一个侧面，然后取得内在的联系。积累了许多的专题研究，然后才能写出不是陈陈相因、抄撮成书的作品。”根据我的切身体会，读书得间，既是治学方法，也是思维方式。研究学问，除了勤于阅读、整理材料之外，还须跳出书本，善于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看出问题，包括质疑、联系、比较、验证等。

读书需要涵泳工夫。宋代学者陆九渊的诗句“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说的是读书要沉静，要沉下心来，不能慌里慌张，要讲涵泳，细嚼慢咽，慢慢消化，这样才能读出兴味。鲁迅作品是经典中的经典，但他的有些作品比如散文诗集《野草》就较为难懂，我就是通过反复思考，认真涵泳消化，才大体上弄懂了它的含义。（辽宁《共产党员》杂志记者 高文生 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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