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这样指导秘书工作

周恩来要求秘书要养成保密习惯，不能对外说的，绝对不能说，包括对自己的爱人。秘书外出开会时，他总是叮嘱：“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眼睛，不能带嘴巴，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

周恩来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非常重视秘书工作，对秘书工作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思想，同时还言传身教，热情地指导秘书提升能力与水平，帮助他们更好地进步。当年，有位副总理曾经对总理的秘书说：“你们在总理身边工作，能学到很多东西。不管是文件，还是其他方面的事情，只要在总理那里通过了，就过关了。”

周恩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今天重温周恩来的秘书工作思想和指导实践，无论是对领导干部还是对秘书工作者，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和教育意义。

“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

自1927年11月起，周恩来就一直主管党的秘书工作。从革命年代到建设时期，他始终把保密作为秘书工作的重中之重。1947年，周恩来提出秘书工作要做到“秘密、准确、及时”。这三点要求中，第一就是秘密，即保密。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任用了多名秘书。每当新秘书到岗，周恩来与他们谈话时都会强调，“要注意保密，这是纪律”。

指导和帮助，首先体现在要求严格上。赵炜曾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1958年她第一次走进总理办公室时，看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有一部红色的电话，那是一部保密电话，总理提议或作出的许多重大国家决策就是通过这部电话上传下达的。周恩来打电话时，除非他允许，否则任何人不得在场。有时他让秘书留下，因为有事要秘书立刻去办。赵炜回忆说，每当这时，周总理就会提醒秘书：“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周恩来对秘书打电话也有要求，不许在卫士值班室打电话谈他交办的工作，而必须回自己办公室去打。

周恩来要求秘书要养成保密习惯，不能对外说的，绝对不能说，包括对自己的爱人。秘书外出开会时，他总是叮嘱：“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眼睛，不能带嘴巴，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有个刚来的秘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周恩来看到后便告诫他：“以后在这里（即总理办公室工作），就不能用这里的材料来写文章。”

要求严格又具体。周恩来办公时，除了秘书，一般人不能随便进入他的办公室。重要文件他要亲自锁进抽屉里，只有放在桌面上的文件秘书才能整理。周恩来的信件大多数由值班的同志拆封、登记和呈送，但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函，秘书不能拆。如果出现误拆的情况，必须立即封好，同时写上“由某某失手误拆，以后一定注意”的字样。

周恩来严格要求秘书，自己也带头遵守保密规定。对妻子邓颖超，他从来不谈论自己的工作内容，不许她随便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凡是涉及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电话，他都坚持使用专线。凡是机密的信件，他都亲自写信封和封信，并标明由某某同志专送中央某位领导亲启。有时信写好了又要添加内容，他就在信封上注明“这是我拆开又重封的”……周恩来用率先垂范，自觉遵守保密纪律的行动，为身边秘书和全党同志作出了光辉榜样。

秘书处于领导中枢部门，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每时每刻都会接触到国家秘密、组织秘密。这些秘密往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一旦失密、泄密，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领导干部不仅要带头遵守保密规定，还要经常教育和严格要求秘书，促使他们养成保密习惯。

“要有认真办事精神”

准确、及时，是周恩来对秘书工作的一贯要求。1930年，他针对某些机关秘书存在着盲从的“雇佣观念”，提出“要有认真办事精神”。50年代，他指示包括秘书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制定一份《工作守则》，主要有忠实于党、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工作认真负责、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等内容。

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对工作格外认真，对秘书要求也异常严格。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秘书都说，向总理请示汇报工作时，不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类含糊其辞的用语，说话也不能啰唆，办事更不能拖拉。周恩来喜欢讲真话、听真话。他要问你什么事情，你能准确及时回答，他就高兴；如果不知道如实承认，并且马上去查，他也会赞许。他最讨厌那些看领导脸色行事和信口开河的人，认为这种人不严肃、不诚实，做秘书工作是不称职的。因此，秘书接受任务时，不懂可以问，不明白可以学，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办事办文后要及时汇报结果。

国家之事无小事。周恩来要求秘书，有紧急情况必须立刻报告，不论他正在做什么——睡觉时叫醒他，会见外宾时给他写字条。接到紧急报告或紧急电报，周恩来总是马上就看，有时候当场批示。发生延误情况时，他要仔细查找各个环节，看问题出在哪里。如果接收电报和抄报时间太长，就要批评机要部门；如果收到未及时送给他，就要批评秘书。周恩来不容许他的办公室有丝毫的拖拉和官僚主义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采取了对华敌视的做法。被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之后，在一个非正式场合，美国外交人员向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作出希望中美接触的暗示。王炳南随即将这一重要情况反馈给了国内。秘书收到这份报告后，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此时到毛泽东主席那里商谈工作，秘书便将报告放在了总理办公桌上。毛主席也同时收到了这份报告，他阅后向周恩来询问此事，可总理还不知道这一情况。事后，周恩来教导秘书：“以后收到一些重要情况，你们知道重要，就不能只摆在桌上就行了，就是追也要立即送到我手中。”从此，凡是有了重要报告，秘书一分钟也不敢耽误，总是想方设法在第一时间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就是这样要求秘书雷厉风行、高效率地工作。

责任重如泰山。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应当很好地担负起责任，同时也应当严格要求秘书尽职尽责，认真细致，高效运转，准确、及时地做好交办的每一项工作，完整、迅速地传达每一个政令，保证做到不走样、不延误、不自作主张，切实当好领导的参谋与助手。

要“努力帮我出主意”

周恩来既严格要求秘书，又关心和爱护秘书，注重发挥他们的参谋与助手作用。1938年，他在领导南方局工作时就提出，秘书工作者要把必须照办与发表意见结合起来。挑起共和国“总管家”的重担后，周恩来经常鼓励秘书：“你们可以大胆提政策性、原则性的意见，努力帮我出主意。”他甚至督促说：“你们应努力多思考，发现问题，帮我把关。”

身为总理，周恩来从不居高临下、自恃高明，而是与秘书平等交流，真诚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周恩来日理万机，每天都要亲自处理大量的事务和文件、电报。与此同时，秘书们也会呈送需要总理阅批的文件、电报。按照要求，他们呈送时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以供总理参考。周恩来如何对待秘书的意见和建议呢？正确的就接受，不妥的就指正。他在处理事务和阅批文件、电报的时候，还常常会让秘书发表意见。只要有可取之处，他就虚心接受，积极采纳。

周恩来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从中汲取有价值的见解，及时完善和修正自己的意见和看法。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集中精力，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工作。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文件小组工作人员，近200余人。周恩来主持会议，一句一段地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中，周恩来提出有一个词不准确，应该修改。他谈了自己的意见，然后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这时，总理办公室的秘书纪东发言，认为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该如何如何修改。周恩来提出不同的意见，纪东则坚持自己的看法。于是，两个人就如何修改这一用词各抒己见，展开了争论。最后，周恩来接受了纪东的意见，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均表示赞成。

随即，周恩来对大家说：“刚才的争论说明，小纪的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毛主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他接着又称赞说，“纪东刚到我这里来时，连话都不大敢说。我花了不少力气，经过三年时间，才使他不但能够同我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可以进行争论，他常常能谈出有见解的意见。”与会者无不为周恩来的博大胸怀和民主作风所感动。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领导干部应当注意发挥秘书的参谋与助手作用，不搞“家长制”，不搞“一言堂”，要虚怀若谷，广开言路，鼓励秘书多思考、出主意、提建议。这样可以兼听则明，取长补短，及时修正自己不全面或不正确的意见和看法，同时还可以激发秘书的积极性、创造性，促使他们更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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