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周总理学审改公文

周恩来对事业高度负责，对工作严谨细致，在审阅和处理公文时倾情投入，一丝不苟，认真推敲每个字每句话，同时还亲自核算每个数字每个百分比，检验其是否准确可靠，不差分毫。

周恩来总理生前日理万机，鞠躬尽瘁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操劳。与此同时，他还非常重视公文在指导革命、推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始终以极端负责的精神，坚持不渝，认真细致地审改公文、处理公文。

周恩来审改公文的原则和方法，是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学习和继承它们，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提高审阅、修改和运用公文的能力与水平。

把握原则明确政策

公文是党政机关行使职能的重要工具。对上级机关而言，要通过公文向下级机关就某项或某时期的工作进行部署，提出工作方针、具体要求和相关政策等，以指导和推进工作。因此，公文必须主题鲜明，内容正确，具有操作性。周恩来审改公文的时候，特别注重思想内容，对于理论、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反复斟酌，慎之又慎，以确保其鲜明、正确、管用。

从1953年开始，在中央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全国广泛实行普选人民代表，着手建立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是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体现，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总理办公室负责中南海选区的选举工作。周恩来对此非常重视，要求办公室负责人每天上报有关情况，根据反映的问题，随时作出批示，提出解决办法和要求。针对选民登记表不是本人填写的问题，周恩来批示：“我的登记表应给我重填。”又批示：“代填选民登记表本身就是错误，不必再追究代填手续上的错误，主要的要进行本人登记。”他还在“进行本人登记”六个字下画了六个圆圈，强调其重要性。在周恩来看来，选民进行本人登记事关人民代表选举的原则性、严肃性，不允许越俎代庖。按照总理的要求，负责选举工作的同志及时纠正了不当做法，圆满地完成了选举工作。

196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下发。为贯彻执行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中央决定精减城镇人口2000万。这是一项艰巨复杂而又涉及政策的工作。周恩来为此废寝忘食，煞费苦心。该决定出台前的文件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予以安置，务使其各得其所。”周恩来审阅时，在这段话前面加上了“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明确和强调了领导机关应负的重要责任。文件稿关于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比较原则，周恩来专门加写了一段操作性很强的话语：“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务使他们能够逐步习惯于新的生活。对于中央、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专区直属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减下来的职工，在没有安置好前，在一定时期内，将发一定比例的工资，供应必需的口粮，以维持其生活。县和县以下的各单位裁减下来的职工，不实行这种办法，而采用发给生产补助费或退职金，并带一定数量粮票的办法，以便及时下乡参加生产或作其他处理。”正式文件就是按周恩来的修改稿下发的。在国家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为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1973年1月，外贸部在起草的一个请示报告中，提出在对外贸易中要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这一提法，不符合我国对外贸易一贯遵循的平等互利重要原则。周恩来审阅请示报告时，用笔勾掉了“以我为主”四个字，把这句话改为“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和我们的需要与可能，有来有往”。报告呈送给毛泽东主席，他圈阅“同意”。从此，我国对外贸易进一步明确了不能搞“以我为主”的错误做法。

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高瞻远瞩，视野开阔，善于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来思考问题，牢牢把握大局，处处坚持原则，事事讲究政策。这一点，在他审改公文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确保数字精准无误

公文是官方文书，行文中会有一些数字，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问题，它们同文字一样重要，必须精确无误。否则，不仅会造成笑话，还会影响决策，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周恩来对事业高度负责，对工作严谨细致，在审阅和处理公文时倾情投入，一丝不苟，认真推敲每个字每句话，同时还亲自核算每个数字每个百分比，检验其是否准确可靠，不差分毫。

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向苏联方面征询意见，并争取苏联的援助。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审阅一份有关换聘延聘苏联专家的文件稿，发现其中一组数字错了。于是，他找来代表团中起草文件的两位同志，严肃地问：“你们说说，49加3等于多少？”两位同志立即查找原因，最终发现，他们在统计数字的时候重复计算了一个人头，正确的数字应该是52，而不是53。周恩来批评这两位同志说：“不能马虎，文件一旦送出，连算数都有误，人家岂不笑话。”

1961年3月，周恩来与粮食部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各省的粮食调拨安排。周恩来亲自排出表格，相加数字，结果出现了5000万斤的差数。为了弄清这一问题，他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还是无法平衡。周恩来思考了片刻，然后询问粮食部负责同志：“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经总理提醒，粮食部负责同志猛地想起，是他们漏记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当即向总理作了深刻检讨。

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为了安排好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他认真细致地审阅每一张粮食报表和粮食计划表，精心计算每一个数字，周密安排和调拨粮食。据统计，在保存的当年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共计有994处，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数字核算。它们生动地记录了周恩来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所付出的智慧与心血。

周恩来为什么如此重视数字？他常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在周恩来看来，具体数字是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重要依据，它们既关乎国计民生，也关乎决策成败，所以，要确保数字精准，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严格规范公文程序

公文与其他文体不同，有着严格、规范的程序。遵循其严格、规范的程序，有助于维护党政机关的权威，保证公文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周恩来是我们党讲规矩的楷模，他时时讲规矩、处处作表率。在审阅和处理公文的过程中，他随时改正不准确之处，使其符合严格、规范的程序，以维护公文的权威性、严肃性。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大行政区、省、市人民政府27个单位负责人的任命。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工作都在起步阶段，政府的公文也不够规范，提交这次会议的《各项任命名单》中没有标明“××××第×次会议通过”的字样和各单位的顺序号。该任命正式发布之前，周恩来在审阅文稿中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他在“各项任命名单”题目下加注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字样，并从“一”、“二”、“三”……一直到“二十七”，在每个单位前加上了顺序号。每次审阅公文发现疏漏或不规范的地方，周恩来都会及时加上或改正纠正过来。他有时还在文件上批示，要求有关同志注意改正错误。

1950年3月，全国总工会向政务院报送中国搬运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的建议；劳动部同时报送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办法草案。3月31日，政务院第二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了以上两个文件，并作出决定。政务院在关于这两个文件的决定草案中写道：“批准”中国搬运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关于……的建议，并“通过”关于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暂行处理办法，即予公布施行。周恩来在审批文件的时候，作了两处修改：一是把“批准”改为“接受”，二是把“通过”改为“批准”。因为，全国总工会是人民团体，不是政务院所属部门，它向政务院提出的建议，政务院不能“批准”或“不批准”，只可“接受”或“不接受”；劳动部则是政务院所属部门，政务院对它提出的报告、请示，只能是“批准”或“不批准”，不该是“通过”。周恩来的修改，不但文字表达准确，而且更符合政务院同全国总工会、同劳动部的关系。

周恩来审改公文，要求严格，注重规范，精益求精。他既审查主题、内容、字句、数字，也注意标点符号、文件格式，包括文件中的附注。凡是经过他审核或批发的文件，无一不更加准确、规范，具有权威性、指导性。

（《刊授党校》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点击进入“全国党建期刊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