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不能有特殊党员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增强党的意识，时刻牢记自己第一身份是党员。任何党员都不能游离于党的组织之外，更不能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每个党员无论职务高低，都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领导干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或党小组的组织生活，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光荣传统。

认真过组织生活，按时缴纳党费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党的组织生活，党的领袖以身作则。1944年，毛泽东身为党中央主席，恪守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主动要求在党小组会上汇报个人思想，并希望党小组长监督。

朱德始终认为，党内不应该有特殊党员，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过正常的组织生活。而且过组织生活时，一定要坚持党内优良传统，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党员，谁都可以提意见。抗战时期，朱德身为八路军的总司令，每次过组织生活都带头参加。一次，朱德所在党小组召开党小组会，未通知他参加，朱德找到党小组长强调：“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这么大的事，也有我一份呀。”他随即又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党内不能有特殊党员。以后，这样的会议都要通知我参加。”20世纪60年代，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成立了党支部，对外称“四组”。无论有多忙，朱德都会抽出时间，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四组”会议。一次外出考察结束后，朱德在会上提出：“你们大家谈一谈，看我这次外出与人接触时，有什么欠周到和不谦虚、摆架子的地方？地方有没有超标准接待、咱们竟然接受了的？”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讲起来。会议中，朱德会批评某些同志，工作人员也会对朱德提意见。朱德把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记下来，下次开会时还会汇报自己的改进情况。1970年以后，随着朱德年事已高，工作人员有时不通知他参加活动。有一次，朱和平在家里为爷爷读书，朱德问：“工作人员在干什么？”朱和平回答说：“他们在开会。”朱德立刻让朱和平扶着自己，去参加会议。来到现场，朱德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不要剥夺我参加过组织生活的权利！共产党的干部无论职务多高，都应该遵守党的组织纪律，按时参加组织召开的会议，自觉接受党员的监督和批评。”

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仍然像普通党员一样，自觉地参加党组织生活，按时缴纳党费，自觉接受和主动争取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监督。1935年8月底，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历经千辛万苦走出草地，决定休整几天。趁这个机会，总部机关的党组织进行了一次整顿，改选了支部，随后各党小组又选举了新的小组长。机关党小组里有副主席周恩来、参谋长张云逸、司令部的几个参谋，以及警卫员魏国禄。在一次小组会上，张云逸提议选魏国禄当小组长，周恩来笑着点头说：“很好，同意。”大家也都表示赞成。魏国禄感到很难为情，心想：党小组里有副主席、参谋长，还有参谋，自己是个警卫员怎么能当小组长来领导他们呢？他红着脸说：“我干不了，最好还是另选别的同志。”周恩来见他有些顾虑，就鼓励说：“大家选你当小组长，就相信你一定能干得了。我们既然同意你，就会服从你的领导，今后小组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来商量嘛。”魏国禄只好答应试试看。有一次，周恩来感觉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了，就问党小组长魏国禄，他回答说：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魏国禄道：“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就是你的不对呀。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你明白吗？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之后，魏国禄接受了教训，每次开会都通知周恩来；而周恩来只要有时间，每次都参加，并认真地发表意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忙于处理各种工作。有一次，警卫员魏国禄不忍打扰他，就替他交了5分钱的党费。不久，周恩来对魏国禄说：“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魏国禄回答说，已经代首长交过党费了，首长集中精力忙军政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的。然而，周恩来严肃地说：“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他把5分钱党费交给了魏国禄。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从不做特殊党员，身居要职之后，始终廉洁自律，从不以权谋私。他常说：“在党内，任何个人不管他是军长、政委，都是普通一员，都要服从组织，决不能做特殊党员。”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那时候的任弼时既是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一名普通劳动者。他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开了一块地，种上庄稼和蔬菜。他还向王震要了一架纺车，工作之余盘腿而坐，练习纺纱。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在枣园举行纺纱比赛，任弼时纺的纱被评为第一，一时传为佳话。他对事业和工作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叶剑英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陈云严格遵守组织程序。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陈云组织观念极强。当时中央领导是过双重组织生活。一方面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一方面也编入基层支部。陈云所在党支部，是由他和秘书、警卫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中的党员组成的，卫士长担任党小组长。开党小组会，都通知陈云。陈云有事不能参加，都主动请假。有时因病外出治病，或按医生要求进行健康疗养时，陈云总是亲笔写信，向毛主席请假，返回北京，也要报告。

老红军王定国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按时缴纳党费，不搞特殊。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去世后，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身为谢觉哉夫人的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说：“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么级别就住什么房子。”随即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每个月，王定国的小儿子谢亚旭总会乘地铁来到国管局老干部局和平里工作处，将母亲的党费交到第二党支部，十多年风雨无阻。“革命年代我们经常费尽艰辛去交党费，因为它是党活动经费的重要来源。”王定国对谢亚旭说，“如今交党费变得简单，更要坚持好，因为这是对党信仰的体现。”

大家永远要以“同志”相称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同志”一词，成为党的组织成员相互之间的主要称谓。党的领袖们一再表示，党内不要以职务相称，最好用“同志”称呼。

毛泽东曾表示他最喜欢别人称他为“毛泽东同志”。1951年，毛泽东在审阅李达撰写的《实践论解说》一书时，将书稿中出现的“毛主席”字样，通通圈去，改为“毛泽东同志”。1958年11月，在与刘建勋、韦国清的通信稿中，他将标题中的“主席”二字改为“毛泽东同志”。1959年8月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人，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周恩来最喜欢的称谓也是“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周恩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身边工作人员：“你们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还要知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有一次，他还明确具体地说：“在国务活动时我是政府总理，在党内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群众中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周恩来有一次在广州开会，有位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过的普通工作人员专程赶来看望他，并亲切地称他“恩来同志”。周恩来特别高兴，对大家说：“这位同志保持了当年的好传统，很好。在革命队伍里，大家永远要以‘同志’相称。”邓小平对别人称呼他“小平同志”表示赞许。1984年，《武汉晚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报道了武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信，信的开头写道：“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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