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广西日报原副总编、离休干部王笠夫便潜心收藏有关邓小平的珍贵史料、书籍和各类纪念品，其中关于小平同志创办我军最早的军报的史料，特别令人关注。
《右江日报》《工农兵》报两张最早创刊的红军报纸
194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王笠夫，解放后又长期在广西从事新闻工作，对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当年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的壮举，怀有崇高的敬意，在采访中长年潜心收集、研究有关史料，收获颇丰。
王笠夫从邓小平史料专柜中抽出两张过塑的老报纸影印件，一份《右江日报》，一份《工农兵》报。这也是目前收集到的唯一一期《右江日报》《工农兵》报。王笠夫上世纪80年代初先后在百色、龙州收集到当年出版的《右江日报》《工农兵》报影印件，对这两张报纸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调查考证：
1929年夏，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南宁。邓小平对报纸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非常重视。10月初，为做好百色、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按邓小平的指示，起义部队先期派遣共产党员佘惠、何建南各带一个营的兵力，分别进驻百色、龙州，同时筹办红军报纸。
当年10月下旬，经邓小平筹办，《右江日报》创刊。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后，中共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红七军政委兼广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右江日报》成为红七军机关报，不定期出版八开两版，在右江地区公开发行。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发动，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委。《工农兵》报成为红八军机关报，由石印改为铅印，不定期出版八开四版，在龙州一带发行。
王笠夫认为，湘鄂赣边革委会宣传部1929年9月20日出版的《工农兵》报虽早于红七军、红八军所办的《右江日报》《工农兵》报，但前者不是军队办的报纸。而目前所知的红军报纸中，红三军团攻占长沙后办的《红军日报》创刊于1930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办的《红星》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其余大都创刊于1930年以后。因此，红七军的《右江日报》、红八军的《工农兵》报应该是红军最早创办的报纸。
笔杆子协助枪杆
两张红军报纸办得颇为精彩
调查研究中，老报人王笠夫发现，在邓小平指导下的《右江日报》《工农兵》报办报人将舆论引导艺术运用得非常到家：
在第44期《右江日报》的“本报专电”栏目中，有国际新闻1则，国内新闻两则，省内新闻1则，本地新闻5则。5则本地新闻是：《恩奉群众欢迎张军长》《赤色的平马》《平马工会已腾然实现》《农协往剿向都土劣》《宣传队下乡情况》。5篇新闻都写得形象生动，《赤色的平马》是篇仅有230字的小通讯，却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平马镇各单位、团体、乡村村民纷纷购买红布、红纸，以制作小旗、书写标语、横额的情景。全镇商铺中，只闻一片“红布”“红纸”的问答之声。红布、红纸很快被抢购一空，热情高涨的人们只得另想办法，买来红药粉，将白布、白纸染红……新闻的作者最后感叹道：“此时平马一市，可说是全红的世界。”
邓小平等领导的龙州起义是在当时法帝国主义视为势力范围的中越边境左江地区爆发的。法帝国主义分子对此极为仇视，曾多次发出照会威胁，声称要调遣法国和越南军队进驻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还藏有当地反动豪绅地主的大批武器和金银财物。
在邓小平领导下，1930年2月12日出版的《工农兵》报在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了《中国红军第八军政治部为法帝国主义驻龙州领事馆无理照会告全国民众书》，此文严正申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境内谋解放运动，不受任何帝国主义干涉。”
仔细翻看着手中的《工农兵》报影印件，王笠夫感慨道：“《工农兵》报不仅创刊早，它鲜明的反帝斗争特色，在当时全国几十家红军报刊中也是相当突出的。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未发现第6期以后的《工农兵》报，无法看到其有关反帝斗争的连续报道和评论。”
何时主编《红星》报
从伟人的“回信”中追寻历史真实
邓小平何时主编《红星》报，历来说法不一。王笠夫收集到邓小平于1980年5月17日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党报史研究室关于《红星》报史研究的亲笔回信复印件。邓小平在回信中写道：“我编红星的时间，大约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遵义会议后，大概是定一同志负责的”。
从回信中，还可以感受到邓小平主编《红星》报时可贵的敬业精神。邓小平在信中写道：“我编时，差不多是唱独脚戏（有一个技术性质的帮手）。”“所有稿件，大都是我改定的。”
从收集的资料中，王笠夫发现，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既充分发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的喉舌作用，又办得通俗活泼、图文并茂。
在《红星》报创刊号《见面话》一文中，形象生动地论述了《红星》报的性质和作用：《红星》报应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传播各地红军和地方群众斗争的消息与国内外工农的生活情景；《红星》报应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讨论会”“红军的俱乐部”“裁判员”。
1934年8月1日的《红星》报刊登了朱德《关于八一节给全中国工农红军的命令》和毛泽东为鼓励红军参加瑞金反“围剿”写的题词，题词手迹是这样写的：“敌人已经向我们的基本苏区大举进攻了。我们无论如何要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要用一切坚定性、顽强性、持久性去战胜这个敌人。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最后战胜这个敌人。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英勇奋斗的红军万岁！”
激烈战斗中口述新闻
一位老记者谈邓小平“口述新闻”由来
在王笠夫的收藏中，记者极感兴趣地看到了郑德金撰写的《“老新闻工作者吴象的回忆”——一则小平同志口述的新闻的由来》，文章记述了1945年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任记者的吴象回忆的一段往事：
1946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发起的陇海、定陶两次战役打击下，损失惨重。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屡屡碰壁、无计可施时，竟使用撒谎造谣的手段，妄图以谣言来获得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10月3日，刘邓野战军又发起了巨野战役，国民党中央社这时发出电讯，造谣说刘伯承已经“牺牲”了。为戳穿国民党的谎言，延安新华社总社决定派记者采访刘伯承司令员，写一条消息驳斥敌人。
受命采访的吴象见到刘伯承说明来意后，刘伯承笑道：“谁知道我已经死了几回？这些无耻的谣言本来可以不去理它，但是总社有指示，那就得当回事来研究一下。”他们正讨论稿件的写法时，邓小平进屋来了。刘伯承高兴地说：“好了，邓政委来了，听他的吧。”
邓小平问明情况后，右手扶着含在嘴里的烟斗，在屋里来回踱步，约两三分钟后，说：“我看就这样吧……”接着不紧不慢、一气呵成地口述了一篇电讯稿，语言流畅得简直就像在念一篇已经写好的文章。吴象和同事赶紧记录下来，回去誊抄整理后，加上新华社电头连夜发稿。这篇电讯很快就向全国广播了。电讯的全文是这样的：
蒋方捏造“负伤”“牺牲”谣言
刘伯承将军一笑置之
[新华社随刘伯承将军总部记者七日电]当记者往访刘伯承将军时，将军总部浸润在紧张而冷静的气氛中，发报机的马达隆隆作响，街上电线纵横，通讯备极忙碌。刘将军在一幅巨大的地图前，以电话指示机宜。
记者以中央社捏造刘将军牺牲广播稿出示，刘将军一笑置之，仍继续其电话指挥。他正在创造一惊人战果。据刘将军总部某权威人士称：中央社这种无耻造谣，在于掩蔽其接二连三败绩，并图以振奋其再衰三竭之士气军心。近日他们一说刘将军负伤，二说潜逃，三说牺牲，前后矛盾可笑。
天才指挥刘伯承将军部队，在3个月已歼灭蒋军10个旅（师），第三师师长赵锡田负伤被俘，第一旅旅长黄正成被执，三十一师师长刘铭锡、一八一师师长米文和仅以身免微服落荒而逃。
其他高级军官被击毙者更不计其数。他说：刘将军现在发挥其高明的军事指挥天才，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军将再一次尝到刘将军的厉害。
10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在一版全文刊登了邓小平口述的这条电讯。结束采访时，王笠夫感慨道：“小平同志主持创办《右江日报》《工农兵》报和《红星》报期间，以特色鲜明的宣传报道和生动活泼的版面编排，为我国新闻事业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并且为我们全体新闻工作者树立了自己动手、艰苦办报的榜样，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继承！”（罗劲松）
（摘自《南国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