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周恩来学说服方法

周恩来是一位能力超凡的说服者，他经常因人而异，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说服方法，有时长篇大论，有时循循善诱，有时甚至一言不发，只是用一件看似十分寻常、实则耐人寻味的物品来打动对方，达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所谓说服，就是用理由充分的话开导对方，使之心服。说服是领导者开展工作的一个基本方法。

周恩来一贯强调在领导态度和领导方法上要坚持说服。他曾深刻地指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有时需要经过等待的过程，等待群众的觉悟”。说服，是周恩来鲜明的一个领导风格，也是其人格魅力的一个光彩部分。领导干部要想做一位好的领导者，就要以周恩来为榜样，学好他的说服方法。

以诚相见，推心置腹

一切领导活动，都应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做好人的工作为根本。周恩来最善于做人的工作。他一生广交深交党外朋友，并坚持一个原则：“对党外人士要和蔼真诚，不要虚伪。”他在做说服工作的时候也同样如此。周恩来以诚相见、以情感人、以心换心，朋友们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他那推心置腹的话语所说服，被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所感动。

黄炎培是著名爱国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主要发起人之一。1949年3月，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炮声中，黄炎培经周恩来等人的周密安排，从上海经香港来到北平。新中国成立之时，他应中共之邀，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被选为常务委员。

组建新政府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致认为，应当请黄炎培“出山”。要黄炎培“做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27年和1946年，黄炎培曾先后拒绝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委以的高官。此时已年过古稀，他能否“出山”在新政府任职？为了做好黄炎培的说服工作，周恩来决定登门拜访。

10月11日晚，周恩来轻车简从来到黄宅，热情寒暄后，真诚邀请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面对周恩来的请求，黄炎培有些犹豫地说：“1946年我68岁时，就觉得已经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我已72岁，还能做官吗?”听了他的话，周恩来笑着说：“黄任公（注：黄炎培，字任之）不老。”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人民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周恩来娓娓道来，与他畅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黄炎培答应考虑考虑。黄炎培原本就赞成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现在倾听了周恩来的一席话，基本上被说服了。第二天，周恩来再次登门，听取黄炎培的思考结果。总理日理万机却两次登门拜访，黄炎培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出任新政府的职务。

古人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情”，即真诚也。真诚最能拉近距离、最能打动人心、最能引起共鸣。因此，领导者在做说服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满怀真诚，用真诚讲述道理，用真诚解疑释惑，用真诚增加说服力量。真诚能够架起心贴心的桥梁，把自己的真情实意传递给对方，让对方愉快地接受自己的道理与主张，从而达到说服的有效目的。

解疑释惑，春风化雨

做好说服工作，不仅涉及领导方法，还关乎领导态度。善于做说服工作的周恩来，无论是对干部、知识分子，还是对工人、农民，即便是对年轻人，都从不居高临下、以势压人，而是谦虚和蔼、平等待人，通过寓理于事、循循善诱的话语，使被说服人豁然开朗，心悦诚服。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掀起高潮之际，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喊着“破旧立新”的口号，冲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一时间，“红色”和“左派”成为最革命、最时尚的标志。其中，北京市十五中学的红卫兵发出“通令”，指出城市交通指挥信号绿灯行、红灯停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将它们改成红灯行、绿灯停。车辆靠右行驶也要一律改成靠左行驶。

此事关系首都正常秩序的维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要有关方面协商，看红卫兵的要求是否可行。汽车司机首先就不同意。因为在夜间和雾天只有红灯才照得远、看得清。如果改成红灯行、绿灯停，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在掌握科学依据的基础上，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市十五中等学校的红卫兵代表。他首先肯定青年同学有闯劲、有朝气，接着又坦率地说，不能认为你们提出的东西百分之百都是正确的。周恩来像老师一样，给红卫兵代表介绍起了科学常识：“交通指挥信号绿灯行、红灯停是国际惯例，是有科学依据的，红光穿透力强，无论雨天雾天，驾驶人员都能远远地看见红灯。因此，不能随意改变现行信号和交通规则。”他还耐心地劝导说，“革命精神必须和科学精神相结合。”周恩来有着崇高的威望，他说的话既有理有据，又亲切入耳。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代表，此时听了总理的话频频点头，个个心服口服。看到这种情形，周恩来风趣地问：“还坚持你们的‘通令’吗?”红卫兵代表当场表示：“请总理放心，我们马上撤销‘通令’。”周恩来用春风化雨般的劝说，阻止了红卫兵一个违反科学常识的鲁莽行为。

当时，红卫兵“破旧立新”，还在全国助推了一股改人名的风潮。10月19日，周恩来接见来京串联的藏族学生代表。充满激情的学生告诉总理，他们也打算更改自己的名字，理由是原来用的藏语名字中带有迷信色彩。周恩来当即表示，还是不改为好。他用自己的事例劝说这些学生：“也有人写大字报要我改名字。我过去在战争年代没改名字，做地下工作时没改名字，今天在毛泽东时代更不用改名字了。”他接着微笑着说，“如果大家都改名，那以后人名恐怕要排号了，如‘东方红’一号、二号、三号……”总理风趣的话引得学生们开心地笑了，那些要改自己名字的随即打消了萌生的念头。

说服既要讲态度，又要讲方法。须知，说服不是力服，不能靠权势压人，不能用命令口吻。态度高傲、方法粗暴，必然会使被说服者产生反感心理、造成对立情绪，这样就什么话都听不进，什么事也谈不拢。领导者谦虚和蔼、尊重理解，有理有据、情理交融，循循善诱、步步深入，才会赢得被说服者的信任，听得进解答与劝说，产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这样，才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以图寓意，感动对方

说服要靠“说”，但是对高明的说服者而言却并非完全如此，用一件寓意深刻的物品，也可以拨动对方的心弦。周恩来就是一位能力超凡的说服者，他经常因人而异，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的说服方法，有时长篇大论，有时循循善诱，有时甚至一言不发，只是用一件看似十分寻常、实则耐人寻味的物品来打动对方，达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张自忠是一位著名的抗日将领，他曾率领所部爱国官兵，多次重创骄狂的侵华日军，名震华夏大地。可是有一段时间，张自忠由于杀敌受阻、内心苦闷，竟然吸食上了鸦片，致使全军上行下效，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1939年年底，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视察时，苦心劝告张自忠要戒掉毒瘾。张自忠答应得痛快，但是过后仍旧难敌诱惑，继续吸食。

爱国人士胡秋原与张自忠私交甚厚，他深为张自忠的健康和第三十三集团军的军风和战斗力忧虑，很想去劝说张自忠戒掉毒瘾，但想到李宗仁的话都没有效果，自己也未必能成功。怎么办呢？胡秋原为此专门拜访了周恩来，请他想一个办法，力促张自忠坚决戒毒。周恩来沉思片刻，请胡秋原转赠张自忠一件礼物。

周恩来送给张自忠的是一张中国地图，上面详细标注着日军侵略中国的地方。劝告尽在不言中。张自忠看到这张山河破损的中国地图之后，立刻领悟了其中的深刻寓意。他如同大梦初醒，痛心疾首地说：“值此国难当头，我张某身为中国军人还吞云吐雾，吸毒成瘾，致使军营风气日下，军心涣散，我还算个军人吗？我还算个中国人吗？”他神色凝重，发出誓言：“苍天在上，胡先生作证，我张自忠从即日起发誓戒毒！否则，就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皇天后土，对不起天下百姓，对不起李长官的教诲，也对不起周将军的期望！”热血男儿，一言九鼎。张自忠从此彻底远离了毒品，重新振奋起了精神。1940年5月，张自忠率军在枣宜会战抗击日寇中，为国壮烈捐躯。周恩来用一张具有特殊寓意的中国地图，促使沾染毒瘾的张自忠猛然醒悟，痛下决心，并付诸于行动。

说服有多种方法，以物寓意可谓一个奇招。奇招有奇效，一言未发胜万言。然而，以物寓意这个奇招不一定适用于所有被说服人。对什么人使用、选择什么物品，需要领导者认真考量。总的原则应当是：要深知其人、深知其心，号准脉搏、对症下“药”。不分对象，病急乱开方、乱用药是使不得的。

（《刊授党校》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点击进入“全国党建期刊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