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现实，告别黑格尔

马克思被好友邀请参加《莱茵报》的筹办工作，由此开启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职业。马克思从象牙塔踏入社会，开始接触到广大的贫苦大众、体悟社会生活，并思考现实的利益问题。

“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地位再次作了肯定阐述。确实，无论是从推动历史发展还是解决现实问题来说，马克思主义都发挥了它应有的积极作用，在东西方社会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巨大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无疑是科学的理论，但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轨迹来说，这种科学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从1842年４月到1843年3月，马克思一直在《莱茵报》编辑部工作。当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这段时期，我们会发现，《莱茵报》时期成为马克思思想开始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的重要时期。

黑格尔启蒙主义思想的忠实信徒

马克思从小就受到黑格尔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首先这与他的家庭生活环境有关。现在我们社会上比较看重家风的影响，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养成和后天发展都与家风密切相关。马克思从小就受到自由主义启蒙思想家风的熏陶，这要从马克思的父亲老马克思说起。老马克思接受的教育比较优越，尤其熟识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的著作。在这些崇尚自由、歌颂人性价值的启蒙主义大师的影响下，老马克思的头脑中充满了自由主义启蒙思想，通过言传身教，注定会对马克思的心灵和价值观养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就是与马克思从小受到的学校教育有关。马克思的中学生涯是在特里尔中学度过的。在当时的德国知识界和教育界，自由主义启蒙思想成为一种时髦，特里尔中学也不能例外，学校校长和不少任教的老师都是自由主义启蒙大师的铁杆粉丝，他们尽力在学校教育中灌输理性主义思想。在这样浓厚的氛围影响下，马克思对启蒙主义思想的接受是显而易见的。

经过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双重洗礼，马克思对自由主义启蒙思想深信不疑。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马克思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成为黑格尔启蒙主义思想的一名忠实信徒。这在他早期写的文章中都有鲜明的体现。马克思最初以著作形式反映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可见于《青年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不仅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人和理性的信任，而且提出了自己一生追求的理想，那就是要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努力工作，可见他当时的雄心壮志，散发出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也随处可见启蒙主义思想的痕迹，他不仅极力肯定和歌颂自我意识的重要性，还提出要对普鲁士国家进行理性主义改造。总之，就当时的青年马克思来说，身处象牙塔之中的他，身上带有浓厚的黑格尔思想的印记，浑身上下洋溢着浪漫的启蒙主义理想情怀。

开始接触并思考现实问题

马克思在1841年4月获得博士学位后，本有机会到波恩大学任教，但由于他与政府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态度，使这一希望落空。后来，马克思被好友邀请参加《莱茵报》的筹办工作，由此开启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职业。马克思从象牙塔踏入社会，开始接触到广大的贫苦大众、体悟社会生活，并思考一些现实的利益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社论、声明和编者按语共20多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有3篇，即《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

《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5月至7月召开，会上进行了关于出版自由等问题的辩论。马克思对会议的召开和主题很感兴趣，不久就在《莱茵报》上发表了《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在文章中，马克思看到了物质利益的巨大作用，认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在立法机构里的种种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资产阶级议会就是一个逐利的场所。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资产阶级政府打着“为全民利益服务”的幌子，但从根本上说是受资本支配的，也就是说谁有钱谁就嗓门大，谁就可能左右政府的决策，从而成为政府的代言人。这表明，马克思透过纷繁复杂的议会政治斗争表象，开始注意到物质利益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初步孕育了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不过，马克思这时候还认为国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还寄希望于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来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表明他还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幻想。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在报社工作时期，普鲁士的小农、短工和城市贫民由于贫穷和破产，处于极端艰难的生活状态，捡拾枯枝成为他们的一种重要谋生手段。但林木所有者却站在自身利益立场上，主张将穷人捡拾枯枝的行为定为“盗窃”，并制定“林木盗窃法”，要求为“被窃林木的价值”确定“惩罚的标准”，不仅要求一般赔偿，还要求特别赔偿。莱茵省议会迫于林木所有者的压力，对贫苦大众捡拾枯枝是否属于“盗窃”行为展开了激烈辩论，最终通过一项严厉的惩罚性法案，把捡拾枯枝判作林木盗窃，要求捡拾枯枝者除赔偿损失外，并处以4倍、6倍乃至8倍的罚款。莱茵省议会通过的这项法案，得到了政府的默认和赞许。

对此不公现象，马克思义愤填膺，觉得要站出来为贫苦大众鼓与呼，于是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马克思原本怀有浓厚的启蒙主义理想，认为国家应平等对待和保护每一位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但在林木盗窃问题上，马克思发现自己一向信奉的理想与现实是相矛盾的，国家不仅没有做到公平公正，还蜕变为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罔顾人性中最基本的道义，赤裸裸地为有钱人服务。理想很温柔，现实很残忍。由此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幼稚天真，在肮脏的金钱物质利益面前，所谓的自由与平等都是骗人的谎言，资产阶级国家就是有钱阶级手中的工具罢了。但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死心，认为经过理性改造之后的资产阶级国家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摩塞尔盆地位于莱茵省，以出产优种葡萄及酿造葡萄酒闻名。在普鲁士政府取消了禁止从国外进口酒的禁令之后，法国葡萄酒的大量涌入导致普鲁士国内葡萄酒价格大幅下跌，盛产葡萄的摩塞尔地区的农民陷入困境，生活难以为继。他们求助于政府，但政府却否认了贫困问题的存在，要么认为贫困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要么将原因归结于部分葡萄种植者的肆意挥霍，甚至认为葡萄酒酿造者夸大其词以谋取私利。总之，普鲁士当局千方百计想摆脱责任。当《莱茵报》刊登了揭示摩塞尔地区贫困状况的通讯后，引起了行政当局的不满，当时的莱茵省总督直接指责《莱茵报》报道不实，并威胁提出控告。在此情势下，马克思又一次挺身而出，根据大量的实地调查材料写了这篇辩护文章。

《摩塞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压轴之作，发表于1843年1月。对于普鲁士当局在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问题上的冷漠态度，马克思毫不吝惜批判的笔墨，明确指出行政当局的官僚主义行径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罪魁祸首。本来，政府官员作为“父母官”，理应为大众的利益着想，尽心尽力为发展当地经济出力。但在现实生活中，官僚阶层的所思所想与普通民众的需求并不总是在一个频道上，民众所想与官僚所思并不总是一致，从根本上说这也是利益差异使然。有油水的事情，能够立竿见影看出来政绩的事情，官僚们都乐于去做，否则就会消极怠工，这就在无形之中造成社会大众和行政当局之间的严重对立。马克思已注意到社会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原因。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特点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在校大学生的身份得以转变，在实际生活中接触到了现实利益问题，开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的专制制度。但人的思想的转变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成的，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国家的看法仍留有唯心主义的痕迹。

马克思虽然对发生的上述不公平事实不满，对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在内心里仍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且认为只有通过国家和法律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尽管已经意识到物质利益的存在，但对于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的认识还是不清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依然纠缠着他的大脑；马克思开始意识到利益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并且呼吁贫苦群众的利益应该得到更多关注，但他并没有完全否认有产者阶级占有财富的不合理性；马克思虽然看到了贫苦大众利益受损的客观现实性，但还没有意识到导致农民贫困的根源，更没有提出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措施。

总之，这时马克思的思想仍处于急剧转变的过程当中，唯物主义思想并没有很快占据他的思想高地，但已孕育了新世界观的萌芽。正是对现实利益问题进一步的研究，为他最终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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