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8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伟大壮举。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各路红军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翻越了陡峭险峻甚至终年积雪的高山，跨过了激流汹涌的条条江河，穿过了沼泽遍布、神秘莫测的茫茫草地，冲出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重重围追堵截。他们顶寒风，冒雨雪，忍饥挨饿，遭冷受冻，甚至吃草根、啃树皮，经受千辛万苦，终于赢得了伟大胜利。

中央红军被迫转移

1933年10月，国民党蒋介石动员近100万军队，向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农村根据地发动进攻，并以50万兵力重点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在此之前四次战役中，由于实施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蒋介石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均以撤退告终。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采纳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建议，放弃过去四次反“围剿”斗争的积极防御方针，采用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抵抗国民党军队，其结果是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的北大门广昌陷落。

广昌失守之后，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仍没有适时作出转变战略方针的决断，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只在极少数中央领导人中秘密地进行。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根据地的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雩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其中，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之战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广大干部、战士同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殊死的决战。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渡过湘江，控制了渡河点。大部队因携带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尚未过江即遭到优势敌军的夹击。为强渡湘江，红军各军团浴血奋战，与敌搏斗。湘江两岸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为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顺利过江，与敌展开激战，付出极大的牺牲。最终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

红军强渡湘江之后，国民党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会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然而，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7座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此后不久，红军又渡过乌江，终于把国民党追兵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并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会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会议改组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遵义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指引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一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捍卫党与红军的团结统一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重整旗鼓，振奋精神，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先后取得了遵义战役、四渡赤水胜利。经过机动运动战，中央红军成功摆脱了敌人优势兵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这在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后继续北上。

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由于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5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懋功一带的，实现了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懋功会师后，红军在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争论。周恩来、毛泽东等主张北上，张国焘则主张南下。为了解决分歧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关于北上的意见。张国焘也表示同意。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制订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结、部署就绪的时机，红一、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消灭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区，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自懋功一带北上，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头部队抵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张国焘惧怕同战斗力较强的胡宗南部作战，不执行军委计划，借口给养困难，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提出“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有待解决，故意延宕。他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还策动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要求由他担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等人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照顾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与任务。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维护两个方面军的团结。8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考虑，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均宜经班佑北上，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张国焘不执行沙窝会议的北上战略方针，并对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极力加以排斥。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鉴于周恩来病重，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要求左路军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

然而，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多次批评和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他又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用武力阻拦，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只好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坚持向川康藏边境退却的方针是错误的；张国焘同中央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估量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促其北上。

在红四方面军中，广大干部、战士要求北上抗日与中央会合的愿望，以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从莫斯科回国到达陕北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对张国焘进行帮助。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即将到达甘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最终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向甘南腊子口前进。经过英勇战斗，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越过岷山，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在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中，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十几个省，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空前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久，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另一方面，国民党统治集团仍然不肯放弃“剿共”政策，企图以重兵消灭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根据地。这种新的形势，要求中共中央尽快制定出新的军事战略方针。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为了贯彻上述战略方针和行动部署，并以实际行动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中共中央命令红军进行“东征”和“西征”，不断发展红军和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扩大革命根据地，使根据地连成一片，为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做了积极的准备。

当东征与西征取得重大战果的时候，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也战胜千难万险，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到达甘肃南部。红军三大主力很快就要会师了。红二、红六军团是在1935年11月开始长征的。1936年3月30日，红二、红六军团接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命令他们北渡金沙江同位于甘孜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红六军团离开盘县地区向西急进，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历尽艰险，于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得知他们的情况后，指令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三十二军编入），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此时张国焘虽已取消另立的“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刚刚会师的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错误活动和主张，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制。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6年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二方面军于9月中旬连克甘肃省东南部的成县、康县、徽县、两当，10月迅速向北转移。10月21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在平锋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左权、政治委员聂荣臻会面。10月22日和23日，红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完成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红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终于胜利完成跨越十几个省的长征。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虽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即将在全国燃烧起来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为担负中国革命的新任务而在西北会师，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红军长征的胜利与战略转移的实现，是在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它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义凯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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