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伴君如伴父”
回到家中，我把首长的想法报告了卓琳同志和王瑞林主任。考虑到小平同志的威望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我们担心在北京的大商场里会出现不安全的情况，这事就一直拖了下来，始终没能实现。
在北京没有实现的愿望，几年后在上海如愿以偿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在报上看到小平同志逛了上海的“第一百货商店”以后，就给我打电话说：“宝忠你真不够哥们呀！为什么不请老爷子在北京参观，要安排在上海呀？”
张百发对小平同志是很有感情的。那几年，凡是小平同志在北京参观考察都要有他陪同。
北京的亚运村、机场高速路、三元立交桥，浦黄榆、双榆树等居民小区，每到一处，百发同志都要详细地为老首长介绍情况，小平同志很满意。之前听说小平要逛商场，他早就做好准备了，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陪陪小平同志。所以我十分理解百发副市长。
我打桥牌是跟首长学的。打桥牌是小平同志的酷爱，而且是大家公认的桥牌高手。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我就随小平同志打桥牌。开始时我不会打，但是每次小平同志打桥牌时，我不同于别的随行人员那样，在休息室等候，而总是要站在小平同志身边看着他打。
有一次，小平同志看我始终在他身后站着，就对我说：“你搬个凳子坐着看嘛！”
这下我高兴了，马上找了个凳子坐在首长身边看起来。日久天长我看明白了、会打了。有时候一时人手不齐，小平同志就让我先顶上。开始上牌桌替别人打的时候，我有些发怵，出牌也常常不对路，后来，慢慢跟着小平学，不仅会打了，而且还受到首长的表扬了。直到晚年，我还保持着两个与小平首长一样的业余爱好，一个是游泳，一个是打桥牌。至今我从未中断过这两样活动。
现在，北京的桥牌朋友大都知道我桥牌还打得不错，家中的奖杯足有近百个，而且一部分是冠、亚军奖杯。
打桥牌是老首长教给我的，我的确真的很喜欢，很入迷，一玩起来就像首长说的那样，什么都不想了，只沉浸在玩牌的乐趣中。同时，也常常会有一种和老首长在一起的感觉，这就更增加了我玩牌的兴趣。
小平同志健在的时候，特别是退休以后，如果家中人手凑够了，总是要打打桥牌，或者打打麻将。我一般都是要参加的。
小平同志玩牌一向不主张“让牌”。他总说：“让牌没意思，玩得不过瘾。”尤其是打桥牌，谁要故意让牌，老人家就不高兴，还会说：“打牌就是有输有赢嘛！让有什么味道？”
第二章 见证
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让我自然而然地可以听到、看到首长工作中的一些情况，也正是这个站在邓小平身后的特定的位置，让我有可能在某个地方的某个时候，成为某个历史事件的唯一见证人。
2000年，我退休了，终于有时间可以在大街上走一走、在公园里遛一遛，或者找同事和朋友们聚一聚了。
人们见到我，自然就提起邓小平来。大家常常要问一些有关邓小平生前的事情：关于小平在“文革”中所受的迫害；关于“南方谈话”时的情形；关于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谈判；以及小平为什么抽烟还那么长寿；他平时吃什么；他的脾气性格是什么样的；他打桥牌时的情景……对于有关老人家各种各样的问题，人们都感兴趣。
人们的好奇心是善意的，可以理解的。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一位德高望重的世纪伟人的思念，是热爱、是发自内心感恩的一种表达。有时候，我只是说了首长平时一件很小的事情，人们竟也感受至深，潸然泪下。
作为警卫秘书，似乎我谈谈邓小平的生活琐事还可以，涉及有关“政治事件”之类的话题，可能距离比较远，或者对于政治方面的事情讲得多了也未必妥当。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工作，每一件都涉及到政治，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而警卫秘书是距离首长最近的人。无论何时何地，我的岗位处在第一时间就可以保护到首长的位置。我们受到组织上的高度信任与重托，肩负着保卫首长安全的使命。
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让我自然而然地可以听到、看到首长工作中的一些情况，也正是这个总要站在邓小平身后的特定的位置，让我有可能在某个地方的某个时候，成为某个历史事件的唯一见证人。
岁月荏苒。邓小平离开我们之后，年年都有许多朋友对我说：应该把邓小平的事情记录下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自己最爱戴的领袖，也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共和国领袖。人们感叹着：邓小平，这是一位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都不可多得的世纪伟人，记录下他的往事，是对后人的责任，也是对历史的贡献。
我被人民群众的感情感染着、推动着。我想，能为一位世纪伟人作见证，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重大而又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我愿意把许多封存在记忆中的感人故事告诉大家：到南方考察的起因和过程；“一国两制”构想的渊源；与“铁娘子”的现场较量。我还要告诉人们：邓小平如何宽容大度，如何粗茶淡饭，如何打桥牌……
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和历史责任感激励着我。我决定：用自己已经不再年轻的身心，去追寻那虽已久远，却已铭肌镂骨的岁月。
一、打开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大门
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是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从邓小平真正恢复工作以后开始的。
1976年10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打倒了，一个动乱十年的中国停息了。然而，呈现在世界的东方并摆在每一位中国人面前的，却是一个混乱不堪、满目疮痍的中国，它面临着重大抉择。
让一个经历了十年政治浩劫、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尽快呈现出繁荣昌盛；让整整三代人被政治运动的桎梏束缚得孱弱无力的民族，早日迈出雄赳赳气昂昂的前进步伐，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从1977年恢复工作到1997年离世，邓小平被中国人民誉为使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总设计师。这个改变的过程和成果更多地体现在经济的繁荣方面，然而实质上，这是一场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和变革，它残酷而激烈。尽管“四人帮”的倒台昭示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然而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又是一场中国人从未经历过的新的革命与阵痛。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我亲眼目睹了邓小平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与迫害；“文革”后，我又真切地感受到邓小平以超凡的魄力，打破藩篱桎梏，睿智隽永，带领全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开放，在最短的时间里，让中华民族呈现出繁荣昌盛的美好景象。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