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发力，一场改革硬仗——《习近平复兴中国》连载

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015年经济收缩0.9%，在2016年及未来数年仍然看不到增长的信号。经济发展条件得天独厚的拉美国家为何扎堆深陷“中等收入陷阱”长达几十年而难以自拔？专家们的分析结论高度一致，即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内生动力不足，教育薄弱，创新匮乏，导致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失衡，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尖锐。

“拉美陷阱”道出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的通病——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转型困难重重。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提出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2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这里的关键，是能不能通过改革建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机制。

习近平力主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立意就在于希望通过供给侧方面的集中发力，促动中国经济结构性改善，从而实现有效率的可持续增长。这是一场改革硬仗。

国人赴日爆买深深刺痛中国供给能力

2015年国庆期间，中国人到日本疯狂采购马桶盖和电饭煲的新闻被媒体报道后，瞬间传遍中国网络。继疯抢马桶盖之后，中国人把疯抢目标又扩大到了家用电器、感冒药、婴幼儿用品。此外，眼镜、眼罩、文具等物品也开始转热，成为中国家庭主妇青睐的“热货”。更让人惊奇的是，中药这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制造，也成为中国人赴日爆买的热门。

日本杂志《周刊新潮》在2016年初发布，鉴于中国游客在日本的疯狂购买业已成为日本制造的新动力，“爆买”被日本民众评选为2015年度日本热词。

“爆买”，这个斩获2015年度日本“新语—流行语大奖”的词汇，无疑为消沉的日本经济增加了景气，但它也给中国经济界带来了深深的刺痛。

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对于自2012年以来经济增速连续下滑的中国来说，国内民众的消费力是不可多得的增长动力，但中国消费者为何更愿意选择到日本、韩国、欧洲等境外地区爆买呢？

自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荣获世界头号制造国称号的中国，其供给能力却并不理想。

以轻工业供给能力来说，能让卫星上天、核潜艇入海的中国工业，居然制造不出圆珠笔头上的“圆珠”。

在2016年1月，李克强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座谈会上尖锐指出：“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李克强说：“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2014年中国钢材产量约11.26亿吨，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钢产量的总和，而且供给大大超过需求，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亏损。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据此报道说，中国2014年的粗钢产量仍达到8.227亿吨的记录高位，相当于全球产量的一半，钢铁出口量也大幅增长51%，达到9378万吨。中国钢铁出口的快速增长，进一步加重了西方钢铁生产企业的担忧。此前中国钢铁的出口量一直保持在产量的5%左右，2013年这一比重提高到5.8%，2014年则进一步升至8.3%。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钢铁业面临困境，目前20%的钢铁企业处于亏损状态。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长富痛言：近年来中国钢材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今年平均钢价比去年吨钢价格降低了340元，这一价格甚至低于20年前。相当于每吨钢的盈利只有4.2元！这意味着，现今卖一吨钢铁的利润，可能还买不起一根冰淇淋！

供给与需求不能对接，这一矛盾不仅反映在中国工业领域，在农业领域供求矛盾也同样尖锐。以中国的奶制品行业为例，中国虽已是全球第三产奶大国，但仍然生产不出受中国消费者普遍认可的婴幼儿奶粉。

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对此直言：大批国人到国外抢购奶粉。你买人家东西，给人家送钱，人家还限购，这是中国奶业人的耻辱。

一边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边是中国消费者全球扫货，几乎买遍了全世界。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状况，不能不引发中国领导人的思考。

“中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平板玻璃我们严重过剩，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电视用的大平板等我们还不能生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指出，“中国的供给总量和国内的市场需求以及用债务撑起来的全球市场需求之间，总体上是均衡的。但是现在发达国家纷纷在去债务化，所以靠债务支撑的市场开始缩小了，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就减弱了。因此，过去依靠扩大出口来带动发展的这种战略机遇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

习近平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继续沿袭过去靠“强投资+大出口+促需求”的“三驾马车”式的经济思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

新常态要求新思路，供给侧改革走上前台

2015年11月10日上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研究经济结构性改革和城市工作。习近平发表讲话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供给侧”由此迅即成为中国经济改革最热门词汇。

2016年1月27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专题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习近平在讲话中首次详细论述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随后，中国的“两会”代表、委员在审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时，都不约而同将聚焦点放在“供给侧改革”上。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关于‘十三五’规划纲要，应重点关注201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两句话：一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二是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也认为，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来自结构而非总量，如果中国继续扩大投资等需求端政策，不仅效用递减，对结构性调整也会产生拖累。

由此可以看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在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后，就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攻方向提出的具体作战路线图。

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陈林认为：新常态下中国的需求侧问题固然存在，也是重要的，但更多的是短期问题。立足长远，主要应从“供给侧”着力。在需求刺激的经济政策成为世界性顽症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论断历久弥新，发人深省。而政治经济学的习近平范式，则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应了历史与现实。

经济新常态必然要求经济思想出现新范式，“习近平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

“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经济学’的两大理论支柱。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与过去30多年的正式告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新常态下经济思想的重大选择。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按照过去的老路只有死路一条，如何破局？我们期待‘习近平经济学’的发力。”经济学家、著名财经评论员马光远认为，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经济建设指导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中国经济要实现突破，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发力方向的“习近平经济学”，不仅是对传统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超越和发展，更是对大国经济振兴的理论创新。曾长期担任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贾康认为：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努力转为更多争取供给侧发力的“先发优势”，这样一个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在政府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是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及中长期中国经济升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并紧密结合“有效制度供给”这一改革的关键同步推进。

中国vs美国，谁的供给侧改革更强劲？

提及供给侧经济改革，就不能不提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美国呼风唤雨的“里根经济学”。

所谓“里根经济学”，就是指美国前总统里根在执政期间实行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经济措施是采用“供应学派”的基本主张，强调在供给侧方面发力，其主要政策包括削减政府预算以减少社会福利开支，控制货币供给量以降低通货膨胀，减少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以刺激投资，放宽企业管理规章条例以减少生产成本。由于里根经济政策尽可能大幅度减低高收入者和大企业的所得税率，又大幅度减少各项社会福利开支，故有人指责该政策“劫贫济富”。虽然在里根任期内，所有经济阶层的所得都提高了，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年）。但最富有的1%美国人则提升了1万亿美元的收入（ZINN，2003年）。

“供应学派”由美国经济学家裘得·万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除了裘得·万尼斯基外，罗伯特·蒙代尔和亚瑟·拉弗尔是另外两位极力推崇“供应学派”的经济学家。与凯恩斯传统“需求”经济理论相反，“供应学派”强调的是“供应”与“需求”关系中的“供应”一边，即“供应创造自身的需求”。

里根上台之际，美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经济危机，这种被称为“滞胀”的经济危机使美国信心低落，面对与苏联的全球竞争显得毫无办法。美国通胀率从1960年初的不到2%上涨到1979年的13.3%。里根在就任总统后的电视演说中承认，1960年的1美元到1981年只值3角6分，这导致个人储蓄率大幅下降。尽管工资随着通胀同步上涨，但是美国对名义收入征税而非实际购买力征税的做法，导致工资上涨也将人们推到更高的税收等级，使得通胀和边际税率的提高对人们的生活水平打击沉重，以致造成社会分配严重不均，尤其使那些年轻人与靠固定收入为生的老人陷入困境。这种情况也影响了市场的投资预期，工人开始怠工，企业也无心进行研发，失业率开始上升。

“里根经济学”帮助美国走出了困境——在历经1981—1982年两年的衰退之后，美国经济在1983年开始复苏，美国联邦政府当年即获得高额税收，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5000多亿美元，提升到1万多亿美元。此后，腰包鼓起来的美国政府开始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并创造了长达1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随着苏联于1991年解体，美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帝国。

“里根经济学”对助推美国复兴的重大贡献，如今史家已有定评。在美国盖洛普“谁是最受欢迎的美国总统”民意测验调查中，里根居然获得了81%的最高支持率，超过了林肯。里根在世时就如此受到美国人爱戴，这在美国总统中是罕见的。

大家今天可能想象不到，里根当初推行以供给侧为取向的经济政策时，“里根经济学”曾经是一个贬义词，里根的政治对手称之为“供应面经济学”“芝加哥经济学派”，甚至干脆称里根经济学为“巫毒经济学”。这跟最初评论家嘲讽莫奈、雷诺阿、毕沙罗、德加、塞尚等人的新画风为“印象派”一样，由最初的嘲讽，演变为成功的代名词。“里根经济学”，由此成为美国奇迹的一部分，被称为美国21世纪霸权的“奠基之作”。

“里根经济学”与习近平的经济主张，其时代背景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也都主张改善供给结构，让供给主动创造有效需求。从这一点看，两位政治家的目光都很犀利。但里根过分依赖减税和采取无限制的财政赤字的做法，习近平并不认同。习近平注重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质量，为中国经济的长久繁荣打下基础。对此，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专家贾康评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客观要求。

贾康认为，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张，突出“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定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

关于“里根经济学”与“习近平经济学”的本质不同，2016年1月4日，《人民日报》以采访中央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了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的专题访谈，对此给予了阐述：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都既不同于美国的供给学派，也不同于“新供给经济学”，用“权威人士”的话讲，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在这篇访谈中，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概括为“三个五”：一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二是“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思路；三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

这样，作为“习近平经济学”两大支柱的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理论创新层面都具有了较为明晰的政策内涵。按照马光远等学者的理解，所谓“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需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权威人士”在阐述习近平经济主张的时候，贯穿了习近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深沉忧患意识，比如：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警示“窗口期不是无休止的，问题不会等我们，机遇更不会等我们”；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得不迈过的坎，是不得不闯过的关”；强调“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通过这些表述，可以从一个侧面感受到习近平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决心。

“如果说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政策主要靠吃兴奋剂来提高运动员成绩的话，现在的政策则更强调强身健体。这应被视为习近平经济学的真正内涵。”马光远点出了习近平力主中国经济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本质。

“去产能”已经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为中国改革的重要任务。从2016年开始，中国将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用3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改革，也将紧锣密鼓地进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指出，过剩产能主要以国企为主，无论是债转股，还是关停并转，能否取得效果关键是看政府对待这部分国有企业的态度以及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能否取得进展。有人将当前中国去产能情况与1997年朱镕基总理启动国有企业改革做类比，当时政府通过艰难的国有企业与银行业改革，用了3年时间，才使得国有企业实现盈利，此后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所需时间更长。从这个角度而言，面对当前的严峻挑战，中国政府更需要中长期的计划和耐心。尽管短期内会牺牲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但相比于强刺激所带来的短暂经济复苏，改革红利将更为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