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陷阱，如何化危为机——《习近平复兴中国》 选载

危机，可能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最有辩证思维的词汇。

危机，是既有危险又有机会的时刻，是测试决策和问题解决能力的考题，也是事物发展的转折点。

危机，就是问题。问题解决得好，危险变成机会；问题解决得不好，机会变成危险。

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

一名优秀的领导者，更要具有深厚的问题意识，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探索中提出问题，以历史勇气直面问题，以责任担当研究问题，以政治智慧回答问题，以实干精神解决问题。

习近平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强调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以问题倒逼改革，成为他执政的鲜明风格。

2013年11月，习近平就《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中央委员会作说明时指出，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

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和问题是什么？

研读大量资料不难发现，如何避免落入“两大陷阱”，是中国和中国领导人当前最为重大的问题关切。

“两大陷阱”，对内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所谓“拉美陷阱”，即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因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停滞；对外要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就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冲突，最后两败俱伤。

这两大陷阱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危险，也是中国实现大国雄心的最大考题。

但换个角度看，成功规避这两大陷阱，也是中国当前最大的机遇。一旦成功，中国将顺利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将拥有比较和谐的外部环境，中国梦也将因此步入收获期。

“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的魔咒吗？

何为“中等收入陷阱”？

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2006年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意思是，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谈到为何使用这一概念，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霍米·哈拉斯撰文表示，当时世界银行发现，对于亚洲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还没有便于传播的发展战略。“经济决策者开始思考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国家所需的经济增长来自何处。”

世界范围的统计显示，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后，许多国家便陷入经济增长停滞期。按照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低收入国家是指人均国民收入在824美元以下，中低等收入国家是825美元至3254美元之间，中高等收入国家是在3255美元至10064美元之间，高收入国家则超过10065美元。

时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曾在《人民日报》撰文介绍说，陷入“陷阱”的国家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既丧失了与低收入、低工资经济体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也没有能力同发达经济体在高技术创新领域展开竞争，经济无法由依靠廉价劳动力或资源能源类自然禀赋向依靠高生产率导向的增长模式转变。

金立群介绍说，1950年以来新出现的52个中等收入国家中，35个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些国家甚至深陷其中长达60余年，如秘鲁、哥伦比亚和南非等。与此相对的是，一些经济体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只用了不到10年就完成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跨越，被称作“东亚奇迹”。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等人的测算，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只有12个国家和地区打破了中等收入陷阱，除去上个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经济腾飞的老牌工业强国日本和海湾、中亚石油国家，实际上只有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成功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换句话说，世界上尚没有一个上亿人口的经济体成功跳脱这一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陷阱，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转型的陷阱”，是一种全方位的转型阵痛期。中国清华大学课题组的研究认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后，最需要警惕的不是“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要警惕陷入“转型陷阱”。他们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即为“转型陷阱”。它主要指的是：在这种变革和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会阻止进一步的变革，既得利益集团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中国《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这些充分表明，“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单一性问题，也不是纯经济问题，而是包含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安全、生态在内的综合性转型难题。

从中国国内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正处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约80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这是世界上第一个超过13亿人的大国如此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关口，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发展模式转型。

尽管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已经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经济增长持续回落、贫富差距拉大、城市化乱象丛生、就业压力持续、反腐败形势严峻、公共服务短板突出、社会维稳成本居高不下等问题却现实存在。世界上体量较大的经济体，连自然禀赋极佳的巴西、阿根廷都仍然深陷泥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突出重围绝非易事。习近平领导的执政团队“压力山大”，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不过，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国家在经济发展某个阶段出现增速放缓甚至经济停滞的现象，有一定的客观性，并具有警示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现象都能代表事物的本质，“中等收入陷阱”也只是一种现象，并非一种规律，构不成普遍性的经济学原理。

中国能否打破“中等收入陷阱”魔咒？实际上就是用改革与危机赛跑，改革如期成功，则中国进入高收入较发达国家行列；改革停滞不前，则中国将深陷萧条与动荡的泥坑，再一次失去历史机遇。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仅靠单方面善意是不够的

国际观察家普遍认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新一届执政团队任务更重，现实挑战性更强。

挪威国防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荣英格早在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初就指出，与以前相比，习近平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应对繁重的发展任务，继续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同时也要通过安抚邻国来维持稳定的外部环境，还得避免地区危机甚至大国对抗”。

确实如其所言，对习近平而言，不仅国内改革发展步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在对外关系处理上，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一种现实考验。

2012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是中国经济实力自鸦片战争以来首次登上世界亚军的位置，也标志着中国的大国地位正在快速上升。

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该报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

当时，世界上有这样一种论调：“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日本等传统强国发生冲突。”

针对这种担忧，习近平在专访中说：“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至此，“修昔底德陷阱”成为国际关系中炙手可热的议题。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因此战争就变得不可避免。

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看来，当一个崛起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矛盾冲突，多以战争告终。在修昔底德撰写的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作者以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为例：在当时的“崛起大国”雅典领头的提洛同盟与“守成大国”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爆发的战争，最终持续了27年，以斯巴达获胜告终，也使得整个希腊由盛转衰。

“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对于雅典崛起的担心，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修昔底德总结说。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拉汉姆·阿里森的研究，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战争之中，只有4组成功逃脱“修昔底德陷阱”。落入陷阱的例子不可胜数：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最终都引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甚至世界大战。

因此，在格拉汉姆·阿里森等人看来，如果从历史的轨迹上来看，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和剧烈冲突似乎“难以避免”。

如果单纯按照修昔底德与阿里森等人的逻辑，中美之间确实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关口——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经济体，一个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都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按照保守主义者的思维，中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对抗、摩擦、猜忌，也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担忧的可能。

而美中对抗的现实也佐证了两个大国的确存在日趋激烈的战略竞争和角逐，这从美中对抗的新战场——中国南海，就可见一斑。

2015年3月，美国“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闯入中国南海水域，这是美国在南海威逼中国的再一次强力秀肌肉，美国航母战斗群在中国“两会”期间出现在本已风高浪急的南海，很显然是美国对中国以及周边地区国家发出的明确威慑信号。前美国海军舰长、新美国安全中心专家杰瑞·亨德里克斯(Jerry Hendrix)表示，凭借全套航母战斗群以及指挥舰，美国海军表现出其利益范围和在全世界投放力量的能力。

美国向中国南海投入越来越多的海空实力，美国智库还发表报告，推演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的可能性。这些威慑性举措都在暗示，美中合作关系确实存在坠落的风险。

习近平对美中关系面临的复杂形势是早有预判的，他在上任执政伊始，就明确提出要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来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并且率先为中美关系定调——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的真诚和远见也得到了美国战略层的积极回应，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均不止一次表示，中美“修昔底德陷阱”并非已成必然。

但谁都清楚一个事实，博弈是双方的事，合作也是双方的事。仅靠中国单方面释放善意，并不能为中美矛盾解套。加强中美战略互信，消除战略互疑，需要中国降温，也需要美国撤火。中美之间能否避免迎头相撞？这种博弈的主动权其实并不完全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习近平能否纵横捭阖，用强有力的震慑手段遏制极端人物的野心冲动，用来自东方的人文情怀化解顽固的战略误解坚冰，既考验着他的胆气，也考验着他的智慧。

大跨越，中国人正在创造历史

邓小平有句名言：“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邓小平在1978年发起了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改革，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所谓“赶上时代”的要义，也正在这里。

为了“赶上时代”，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成为新时期中国党和政府带领人民奋斗的总目标。

中共十五大将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扩展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共十八大重申了这一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这只是历史赋予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使命之一。与此同时，新一届领导集体还将肩负更加重大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开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从中共十八大到中共二十大，执政党既要率领中国人民成功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要科学谋划未来30年的现代化建设全局。这就是中共未来10至15年最为重大的历史任务。

根据中国的发展规划，人们可以看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既处在已经完成第二步发展战略，正在迈向第三步发展战略的“大台阶”上，又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叉点上。换言之，中国既处于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阶段，又处在由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跨越的阶段。只有确保转型成功，中国实现现代化才有把握；只有确保跨越顺利，中国才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跻身世界一流强国。

全世界的登山爱好者都知道，在珠穆朗玛峰南坡有一个“致命海拔区”，从海拔8500米处进入这一区域后，距离登顶还必须逾越最后一道关口——“希拉里台阶”（位于珠穆朗玛峰8839米处的一个登山关口，因著名登山运动员埃德蒙·希拉里第一个通过此关口而得名。）这段裸露的山体岩石断面几乎垂直，十分险峻，每次只能容一人攀越，其他登山者不得不在这片危险区域驻足等待。2015年上映的惊悚电影《绝命海拔》，再现了无数登山者在“希拉里台阶”下饮恨终生的故事。

由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正在重返世界之巅的复兴之路上艰难攀登，如今已走到了“致命海拔区”，正在发起对“希拉里台阶”的冲刺。

“民族复兴”“赶上时代”“中国梦”，从其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都指向一致——让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所以，全面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历届领导人前赴后继、从未放弃的强国梦想。

近14亿人的中国迈入现代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当今世界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人口总和还不到10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而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口已经达到13.68亿人（2014年数据），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20%。也就是说，中国一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将超过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所有国家与地区现代化人口的总和。

中国一旦迈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世界的财富版图将为之重新描绘。而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曾长期占据的位置。

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早在21世纪之初就研究了1700年以来中国GDP的变化趋势，并与美国和世界总量进行了比较：170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22.3%，美国占0.13%；1820年中国占32.9%，美国占1.87%；1949年中国占4.5%，美国占27.34%。

中国的财富体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才触底反弹的。中国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分别按汇率法和购买力平价法预测了中美两国GDP增长趋势，其中汇率法预测结果是：2019年中国GDP为19.8万亿美元，美国为18.9万亿美元，中国将第一次超过美国。世界大多数统计学家都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口径，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看，即使按汇率法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很有可能在未来的10至15年内重新回到世界第一号经济体的位置。

中国重回世界一号经济大国的位置，这将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观。在人类历史上，繁荣经济体曾经轮流坐庄，辉煌强大的罗马帝国、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等都曾雄霸一时，但谁也没能成功演绎“王者归来”的历史大戏。如果中国能够重登一号经济大国的宝座，那将是创造历史的奇迹。

当然，中国领导人也非常清醒地看到，即便到21世纪中叶，尽管那时中国GDP总量也许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GDP还只能达到世界最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中国总体还只能算是中等发达国家。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也足以称为旷古伟业了。

然而，中国实现现代化大跨越的最大历史意义还不仅止于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如何在5000年文明的土壤上嫁接现代文明？换句话说，“内不失古老文明固有之血脉，外不落后于世界之思潮”，这一前无古人的难题，中国将如何做得到？这才是史诗一般的大跨越，也是当今世界文明演进最大的悬念之所在。

现实的成功本身就是最好的理论，没有一种抽象的教条能与之争辩。中国道路、中国优势乃至中国经验能否成立，都依仗于中国人民的艰苦探索能否成功。中国的成功将会彻底摘掉困扰其数个世纪的“文明自卑”帽子，从此重树起泱泱文明大国应有的自信心，重树起中华民族应有的文化自信。

正如50多年前的1962年，毛泽东曾预计的那样：“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斗争。……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

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执政团队领导中国人民正在进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斗争，也正在创造惠及全人类的宝贵经验和发展成果，这样伟大的文明成果理应受到历史的珍视，也理所当然会得到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理解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