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讲话，语言颇具魅力，其中，通俗与简洁最为突出。
提起通俗，举世皆知的是他的“猫论”，即“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毛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在此关键时刻，如何评价毛主席、是否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党内也存在不同意见。这个问题既关系到拨乱反正，也关系国家稳定。邓小平当时讲的几段通俗话语，相信人们至今耳熟能详。他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我们现在要做的事就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毛主席没有做完的，继续做下去，毛主席做错了的，改正过来，毛主席没有来得及做的，做起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他尖锐批评反对实践标准的人是“无知”。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就不能够前进，就要亡党亡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他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大胆的试，大胆的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当社会为经济形态上的姓社姓资争论不休时，他指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他在一个车间视察，拿起一个高科技组装件，风趣地问大家：“这个东西姓社还是姓资？”使人们在笑声中得到清醒。他最先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他的“南方谈话”，振聋发聩。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除非发生世界大战，经济建设为中心都要扭住不放。”这些话通俗易懂，又不浅薄，非常透彻、深刻、尖锐。
而说到简洁，邓小平有时只点个题目，讲个结论，让人民群众去议论、去发挥、去探索、去实践。
作为领袖人物，邓小平很少讲话，却总在思考。他的语言往往是思考的结晶。“文革”结束后，他痛心地说了句，“有多少冤假错案啊！”打开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闸门。他讲了一句“那都是第三代啦！”为亿万青年摘掉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政治包袱。他讲了一句“海外关系是好关系”，为数千万侨属洗掉了不应有的政治污点，激发了他们和海外亲人投身祖国建设的巨大能量。解决下乡知青问题、恢复高考问题，他都没有发表长篇大论，只有几句简洁的话。他的简洁有时可以达到极致。家人问他长征期间干什么，他说“跟着走”。毛主席问他：“你在江西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他说了两个字：“等待。”当年深圳市负责人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指给他看时，他就说了一个字：“对。”
在国际交往中，他也常常以简洁的语言，表明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出要解决三大障碍（阿富汗问题、柬埔寨问题、
边境屯兵问题）。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与他会面，他风趣地说，“三大障碍，一年解决一个。”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运处于低潮的严峻形势下，他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使我们在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情况下能够处于主动，在国内坚持“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他对国际形势冷静分析之后，作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判断，果断地裁军百万，把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他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邓小平是一位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政治家。他不讲空话，不讲套话，不讲大话，不讲长话。他的语言，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并能照着行动起来。他为国家发展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句句言之有物，又言简意赅。开会讲话，他强调要“话不离题”，说“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他在“南方谈话”中还特别指出：“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他当年这些中肯的告诫，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王荫桐)
（摘自《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