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桥女烈士被捕及营救经过首度披露

四川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人声报》创刊号孤本，于7月1日起在成都市国家档案馆向公众展出。成都市国家档案馆供图

一九三三年，红军在成都发布的招聘广告。成都市国家档案馆供图

通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陈列的川陕苏区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通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供图

一批珍稀档案今日起集中面世

档案

1920年冬，王右木在成都皇城明远楼建立了四川第一个学习、研究、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读书会”，进步思想从此在巴蜀大地上生根发芽。

90多年来，共产党人在巴山蜀水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可以为救国理想远赴异国他乡；可以为共产主义献出年轻的生命；可以在艰苦的年代发动贫苦百姓展开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历史档案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珍贵，红色记忆，永远历历如昨。

7月1日，《铭记 为了新中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档案展（以下简称“《铭记》展”）在成都市国家档案馆揭幕。122件档案和133张图片，串起了从马克思主义思潮入川到成都解放、成立人民政府数十年风云岁月。

在四川党史上，王右木最早在四川宣传马克思主义、十二桥烈士为捍卫共产主义光荣就义等史实，已经广为人知。不过，此次展出的《人声报》孤本、十二桥烈士毛英才“被捕及营救发掘尸体经过”等珍稀档案，都是首次集中披露，让公众感受到共产主义先驱的坚定信仰。

革命浪潮四川进步青年从未缺席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在这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浪潮中，四川的进步青年从未缺席。

成都市国家档案馆副馆长杨琼介绍，1917年，著名音乐家、成都青年王光祈和李大钊等一起在北京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宣传进步思想。1919年7月1日，王光祈、李大钊、周太玄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宣称“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同年，“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在成都成立，著名作家李劼人任书记，同时创办《星期日》周报宣传新文化。

此次《铭记》展，除了有《少年中国》月刊的创刊号，还有毛泽东写给“少年中国学会”的手稿档案。

而远在国外求学的四川青年，在对西方先进科技了解的背景下，产生了迫切变革中国社会的愿望。档案显示，仅当年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川籍青年，就有90多人。

在一张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在巴黎的合影上，除了周恩来，还有来自四川的邓小平、聂荣臻和早期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穆青。另一张黑白照片，是陈毅1920年与同学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合影。陈毅等人在1922年2月撰写的《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归国后宣言书》显示，早在远赴异国求学时，年轻的学子们就已经开始“战斗”。

杨琼说，1921年，法国当局以“赤色分子”等罪名，把陈毅等104名留学生遣送回国。为表抗议，陈毅等人在归国途中起草了这份《留法勤工俭学生被迫归国后宣言书》，并附留法学生签名名单，回到上海四处散发。后来回到四川，陈毅和同学黎纯一等人先后起草过《赠勤工俭学同仁》《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宣言》等文章，揭露法国政府迫害进步学生的罪行，与四川军阀刘湘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孤本档案《人声报》见证王右木传播革命思想

《人声报》1922年创刊号的头版，历经90余年已经泛黄，边缘已开始朽脆脱落。这是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全国孤本。在“本社宣言”一栏里，可以清楚看到王右木开宗明义提出的口号：“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一切问题。”《人声报》是四川第一份全新的、公开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刊物，并因此在成都培养了一批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实践者，唤醒了民众的觉醒。

杨琼介绍，成都青年知识分子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从批判封建习俗、倡导民主与科学，逐步转向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冬天，早年留学日本、曾投身五四运动的四川江油人王右木在成都开设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是四川第一个学习、研究、宣传、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当时学习资料缺乏，王右木自费订购《新青年》等多份进步刊物，并手抄、油印《共产党宣言》供会员学习，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参与革命，为成都党组织的建立在思想和组织上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扩大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2月7日，王右木在成都创办了四川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人声报》。此次《铭记》展上，不仅可以看到《人声报》创刊号原件，还有王右木将此前《新四川旬刊》更名为《人声报》给四川省会军事警察厅的呈文。档案上还可以看到，王右木是在今日的成都锦江区新集场巷推出了《人声报》。而1923年10月，王右木在成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川最早的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

最年轻十二桥烈士她曾有机会跟父亲一起回家

此次《铭记》展，还首度披露了十二桥烈士中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烈士毛英才被捕和营救经过的档案，一展成都青年追寻共产主义道路的坚定信仰。

这份1950年由华西协合大学发表、长达4页的档案显示，毛英才是哲史系毕业生，四川夹江人。就在她毕业典礼后第二天，却突然被当局逮捕。虽经过多方营救，终被杀害于十二桥。

杨琼说，毛英才是一位追求进步思想的女学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1949年的一天，毛英才遗失手包，被小天竺街某成衣店老板捡到，在其中发现了共产党的宣传品，遂举报至警察局。当毛英才到成衣店索回手包时，被警察逮捕，关在将军衙门。

为了营救学生，当年华西校长方叔轩还专门致信警察局，力证毛英才在学校一向没有违反政府法令之行，毛英才的父亲也从夹江赶到成都，希望保释女儿。后来，毛父找到一位川军将领向敌特头子疏通，对方要求，只要毛英才发表反共文字，就可放她出来与父亲一起回家。然而，年仅24岁的毛英才表面上答应父亲的请求，但最终“竟不真心反共”。1949年12月7日，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等下达了“洗监令”，毛英才等被秘密枪杀于成都十二桥旧防空壕的荒草丛中。

此次《铭记》展上，不仅展出了“十二桥烈士”的照片，还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组织清理惨案现场、烈士封柩仪式，以及烈士在监狱中制作的“川西解放组”布标等档案图片。这些图片，无声见证着白色恐怖下，信仰的伟大力量。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吴晓铃 郝勇

成都现红军最早的招聘广告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到川陕边界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外，红军还赴成都发布招聘广告，招聘医生、护士，甚至银行家。在成都市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一份红军招聘广告，是目前成都可查的最早的红军招聘启事。而在邛崃，当地文物局以及红军长征纪念馆等处都保存着红军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布币、铜币、纸币等文物。

到成都招聘专门技术人才

从红军招聘广告上可以看到，广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驻蓉办事处”张贴的，为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军部招聘专门的技术人才，包括医生及看护、无线电及电话技术员、银行家及会计家、机械化学工程师、军事人才、文艺家、科学家和熟练工人。应聘者可向各革命团体接洽，提出要求条件，并写明履历。最后，广告还特别注明了双方会签订劳动合同。“这份广告说明，当时红军还是很注重人才的引进。”成都市国家档案馆研究员姬勇说，只是是否招到了人，招到了哪些人，就无从知晓了。

进入成都地区后，相关的红军组织和成都地下党组织，还在成都市区张贴了大量揭露军阀、唤醒民众等的标语和传单。在成都市档案馆，仍能查到“反对四川军阀进攻湘鄂西红军”“兵士不打兵士，将枪向后打你的反动长官”等标语。

而有的标语还能看出张贴地点，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红军优待条例》、“红军募捐购买飞机的启事”就贴在伴仙街，“川西红军第一路募兵启事”等则贴在爵版街。成都市国家档案馆副馆长杨琼介绍，这是当年的警察部门为了证明工作成绩，专门标注了收缴传单和标语的地点，结果留下了更详细的共产党的活动痕迹。

成都唯一的苏维埃政府建在邛崃

当年，红军不仅在成都发过招聘广告，还在邛崃建立过2个区苏维埃政权和7个乡苏维埃政权。迄今，邛崃仍留有多处苏维埃政府遗址以及红军石刻标语。近年，百姓捐出的红军布币、铜币等也已成为珍贵文物。

红军长征纪念馆馆长高建平介绍，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进入邛崃是在1935年11月，在邛崃停留了112天。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以后，便开展了扩军、备战、筹粮等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纪念馆里，可以看到“实行土地革命”的石刻标语，通俗易懂的阶级划分五言歌：“空着两只手，啥子都没有。专替人做工，才能糊糊口……”在纪念馆的红军亭，还留有“赤化全川”的石刻碑文。

在邛崃发现的红军纸币，有“壹串”和“叁串”两种。“壹串”的纸币下面印有列宁头像，上方有弧形排列的“川陕苏维埃政府”字样；“叁串”正面除了列宁头像，还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坚决保卫赤区”等字样，而背面则印有“土地归农民、政权归苏维埃、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

记者了解到，保存在邛崃市文物局的那批苏区布币，由邛崃农民刘代春捐献。上世纪30年代，刘代春是一位猪肉贩子，红军的司处长在1935年、1936年间总会去他的肉摊买猪肉。红军离开邛崃后，刘代春把部分布币小心保存，1981年捐给了当地政府，并兑换了300元人民币。

珍贵土地使用证见证“分田分地真忙”

通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里，泛黄的川陕苏区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总能吸引参观者目光。这是目前存世不多的红军“土地革命”的直接物证。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通江，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带领苏区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这张小小的土地使用证，成为川陕苏区革命斗争史的缩影。

打土豪分田地

“分田分地真忙”，1932年，红四方面军进入通江以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纪念馆馆长刘惠介绍，红军入川以后，1933年1月开始，就组织工作队分赴各地调查阶级成分，宣传土地法令，查封地主豪绅的田产和房屋，同年3月开始土地分配。苏区政府划分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等5种成分，留足红军的公田以后，就抽签进行分田，获得土地者就颁发土地使用证。

能够分得土地的，主要是贫苦农民。分田的时候，哪怕人在外，也可以分。到1933年4月中旬，约有5万名贫苦农民、手工业者等分到土地。而有意思的是，如果豪绅地主在当地百姓中口碑很好，也可以分一份地。刘惠说，通江苦草坝曾有一位豪绅地主罗映书，家有水田，每年产谷子200多背。不过罗映书为人“不恶”，当地穷人如果过不起年，求到他门下，就可以量一两升米回家，所以穷人并不厌恶他。土地分配时，罗映书出门躲风头，收留他的就是当地穷人。几天后他回来了，苏区政府虽然把他的房子没收做了铅印局厂房，并且分了他的地，却也给他和家人留了一份土地。

兼顾宣传功能

纪念馆陈列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上，可以看到“今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石×斗×升，坐落×处地方，特分给×县×区×乡×村会员××耕种，此证”的字样。土地使用证注明了该土地的地理位置、用地面积、使用者等相关信息。

不过，在面临国民党围剿以及还乡团扫荡的川陕苏区，土地使用证也被赋予了宣传鼓动的功能，因此其上也印了“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府”“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群众耕种”的宣传口号。这些宣传口号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工农武装的建立与扩大，土地革命的开展与深入，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都起到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只是，这个土地使用证当年并没发到每个分田者手上。刘惠说，红军当年在通江、巴中一带几进几出，很多地方根本来不及颁发，有的就在田间地头立块牌子，有的干脆在群众大会上直接宣布。从目前发现的实物来看，这种土地使用证当年仅在通江、巴中一带使用过，并且因为发行量少、使用时间太短，存世的很少。而作为见证川陕苏区土地革命的物证，土地使用证的价值不可低估。（吴晓铃 郝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