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嘉兴——引领苦难中国开启历史新篇章

1921年7月23日傍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座旧式石库门住宅小院，13位怀揣救国理想的热血青年，聚集在一楼昏暗的客堂间，围坐在长方形条桌前，压低声音，兴奋而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这样秘密召开了。

要不是会议期间巡捕突然闯进，距离上海100多公里的浙江嘉兴，也许不会在建党史上留下什么。南湖上那艘普通画舫船，因其承载大会闭幕、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的光荣使命，成为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地方。谁也没有想到，我们党引领的革命“红船”驶出南湖后，从此劈波斩浪，历经苦难，走向辉煌，奔向美好未来……

信仰建党——

凝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

“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是穿透迷雾的指路明灯。

1919年底，南方冬天的一个寒夜，浙江省义乌县河里乡分水塘村一间农家小屋里，透出昏暗的灯光，一位农家青年正在埋头圈圈点点，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直到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面世，引起强烈反响，几个月时间竟重印了十几次，青年的名字以及他所做的工作才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这个青年就是陈望道。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唤醒了沉睡的中华大地，一大批知识分子主动肩负救亡图存的历史责任，探求改造中国的新方案。在包括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中，一种崭新的“主义”，在一批先进分子的传播下，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这些知识分子包括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毛泽东、董必武等在内，这个新的“主义”就是在欧洲被称为“共产主义幽灵”的马克思主义。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民族存亡危在旦夕，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国家命运进行了不懈探索，但均以失败告终。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从此一发不可收，在中国生根开花、枝繁叶茂。”曾在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党的早期历史的李三星说。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建党时50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已成为拥有88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党，其间，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根本指针。

时间回到1920年2月。陈独秀秘密从北京启程南下，在密友李大钊护送下，坐着骡车到达天津，之后再转乘海轮前往上海。到天津的路上，为躲避北洋政府警厅的监视，李大钊假扮账房先生，陈独秀装成老板，假装收账的样子。在骡车上，两人谈话的内容旁人无从知晓，但这次分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继在上海和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据此成就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到1921年7月，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成立，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在广州，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星星之火”逐成燎原之势。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起点很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深入到思想文化层面的产物。”在一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徐云根看来，是共同的信仰把一批进步分子凝聚在一起。他们怀揣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而选择马克思主义政党，则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思潮比较的结果。

“正是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之本，使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300多个政党中脱颖而出。”嘉兴市委党校副校长徐连林认为，“崇高的信仰、坚定的理想信念，这实际上是我们最基本的建党精神。”

从严治党——

确保全党步调一致

建立党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如何更好地管党治党，确保全党在纷繁复杂的革命斗争环境下保持步调一致，是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课题。

翻开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全文15条、900余字，涉及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纪律、党内监督等方面。这些建党之初的基本理念、思路，奠定了管党治党的最早基础，经过从党的二大直到十八大的不断发展完善，党的建设理论体系逐渐成熟。

“我们党早期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建党指导思想、原则方面理所应当贯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党建思想，借鉴国际上一些国家共产党组织的党建原则。党的七大开始独立自主建党以后，我们党在加强党的作风、纪律、组织、制度等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嘉兴市委党校副校长徐连林说。

“比如，在延安召开的七大首次完整表述党的三大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突出强调加强执政党建设，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十二大直到十八大，就强化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严明党的纪律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和肌体健康。”接受采访的党史专家认为，无论形势任务如何发展变化，一以贯之毫不放松管党治党建设党，是我们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有力保证。

张国焘，这位曾经的五四学生运动领袖、中共一大的主持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早期对革命不可谓没有功劳。但后来在长征途中，他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功绩与党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伸手向党要权。担任红军总政委后，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指示，直至分裂党，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到延安后，拒不接受党的批评帮助，直至叛党投敌。1938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纪的决定，以严明的纪律维护了党的自身纯洁。

“党的历史上，像张国焘这样的人还有不少。建党初期，由于党的力量薄弱，急需扩大队伍，一批投机分子趁机混入党内，再加之革命斗争环境险恶，一些意志不坚者经受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变节叛党。在这种情况下，从严管党治党，及时清除异己分子，成为我们党建设的必然要求。” 徐云根如是说。

从严管党治党，可以说是贯穿95年党的建设史的一条主线。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鲜明地将管党治党引向全面从严，体现了强烈的使命担当和深沉的历史责任，短短3年就取得了令党心民心为之一振的明显成效。“上海和全国一样，在从严管党治党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比如，上海市在全国率先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行为，实行该规定一年期间，对165名有相关问题的市管干部进行规范，其中，10人被调整现任职务，10人受到免职处理。”上海市纪委常委王永伟介绍说。

忠诚为党——

推动党的事业生生不息发展

忠诚、干净、担当，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明确要求。三者之中，忠诚为首，惟其忠诚才能干净担当。

方志敏，1924年入党，1928年领导弋横起义，创建了赣东北苏区，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十军。1934年11月，他奉命率红军先遣队北上抗日，遭七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驻江西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降，并许以高官厚禄，只需他发表退党声明即可。方志敏严词拒绝，最终于1935年8月被残酷杀害，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

“在革命时期，对党忠诚往往意味着生命的代价。”南湖革命纪念馆副馆长李允说，“要知道党的组织在初期都是屡经建立，屡遭破坏，党员随时面临着牺牲的危险，敌人对共产党员用得最多的就是‘枪决’、‘立斩’等血腥的杀戮，忠诚与背叛时时考验着每一个党员。一大的13名代表中，有的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如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有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如毛泽东、董必武，他们的名字光照千秋，他们的忠诚永载史册；有的脱党，如包惠僧、刘仁静；而有的甚至叛变投敌，如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这些人被永远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时代条件在变，忠诚的本色基因始终流淌在共产党人的血液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同样涌现出一大批忠于党的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

钱学森、李四光、焦裕禄、谷文昌、沈浩、王瑛、李保国……这个群星闪烁的英雄谱，伴随着党的事业发展，为党的先进性增色。正是由于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党的事业才生生不息，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嘉兴市秉持 ‘红船’精神，加强补‘钙’、强基、固本的工作，同时从严管党治党，开展多层次、有针对性的正风肃纪专项行动，今年以来，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5起，问责38人，对16起典型问题进行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营造了有利于干净担当的良好政治生态。”嘉兴市纪委宣传部部长金钟最后介绍说。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我们党95年的奋斗史、共和国67年的发展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坚定的理想信念，钢铁一般的纪律，无怨无悔的忠诚担当，历来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和无比广阔的光明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