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进步思想传播革命观念——20世纪20年代初天津爱国组织活动

1919年5月4日，规模宏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天津爱国学生、工人和其他各界群众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并相继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救国十人团、公教救国团等爱国团体，推动了全市反帝爱国斗争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全市各爱国阶层的联合。天津一代先进分子迅速成长起来，他们通过建立觉悟社、新生社等进步社团组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探求救国救民之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组织，也在天津积极开展了革命活动。觉悟社等进步团体和党团组织的活动，在海河两岸散播了革命的火种。

觉悟社是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组成的革命青年团体。爱国反帝斗争中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周恩来等先进分子进一步认识到坚强有力的团体的重要性。1919年9月16日，觉悟社正式成立了。觉悟社最初的成员共20人，男女青年各10人。男青年中，有学生联合会副会长马骏和干事李震瀛，还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主编周恩来、编辑潘世纶，以及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等。女青年有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会长刘清扬、副会长李毅韬，以及邓颖超等。在成立会上，觉悟社提出了自己的工作方案，即通过出版名为《觉悟》的小册子开展革命宣传。《觉悟》第一期发表了周恩来执笔写成的《觉悟的宣言》和《觉悟》两篇文章，表明了觉悟社本着“持久”“奋斗”“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等精神，探求适于“人”的生活的宗旨和铲除军国主义、党阀、官僚、旧道德、旧伦常的主张。同其他社团相比，觉悟社的组织更严密，对发展新社员有严格的要求，社员之间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社内实行委员会制，集体讨论决定重大问题。

觉悟社成立后，积极开展活动，很快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1919年9月21日，李大钊应邀来津讲学，与觉悟社社员会面，鼓励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革命新思潮，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认识。李大钊对觉悟社的关怀和支持，使社员们在思想上获得了重大飞跃。他们设立了图书室，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以及《新青年》等刊物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不久，周恩来等觉悟社社员参加了全国学联组织的抗议山东军阀马良的请愿斗争。部分请愿代表被捕后，周恩来返回天津，组织了全市各界群众举行环城示威大游行。各地爱国斗争相互呼应，迫使北洋政府释放了被捕的请愿代表。1920年1月，天津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被查封，马骏等被捕。周恩来等领导天津各学校学生赴省公署进行请愿，营救被捕人员。周恩来、郭隆真等也被捕入狱。刘清扬、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发动社会各界展开了广泛的救援活动。在狱中，周恩来和马骏领导大家开展了绝食斗争，还组织学习哲学、外语、数学等知识。周恩来连续５个晚上向大家宣讲了马克思主义演说，还把狱中斗争情况撰写成《警厅拘留记》和《检厅日录》两部书稿。7月17日，在全国各地强烈抗议和积极营救下，被捕代表全部获释。8月16日，在李大钊主持下，觉悟社邀集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四团体代表20余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会后，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11月，觉悟社停止了集体活动。觉悟社仅存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在天津革命史及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19年9月，继“觉悟社”成立之后不久，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于方舟等人创办了新生社。其主要成员有于方舟、韩麟符、陈镜湖、安幸生、王天麟、李培良、王隶华、王桐华等１０余人，他们大都是直隶省一中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新生社成立后，社员们经常在一起阅读和学习李大钊推荐给他们的有关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了更加广泛深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1日，新生社创办了《新生》杂志。社员们将学习后的心得体会、研究讨论的成果，撰写成文章发表，传播到社会，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和接受新思想。此外，《新生》杂志还首次提出了关于在天津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在当时被誉为是一份“全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刊物。10月，新生社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创办会刊，专门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宣传革命主张。

觉悟社、新生社和其他爱国团体共同战斗，在反帝爱国斗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思想上、组织上为天津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作了准备。他们当中的很多成员走上了革命道路，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革命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天津的党、团员按照党的指示，逐步发展革命力量，筹建天津地方党团组织。

天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并开展活动的。1920年9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北方第一个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天津的张太雷等也加入了这个小组。10月，按李大钊的指示，张太雷、谌小岑等召开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建立了天津第一个团小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一面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面积极着手开展宣传教育和调查了解工人群众的工作。不久，即出版了宣传工人运动的《劳报》，改编选登天津、北京、上海等地报纸上有关工人运动的新闻，同时摘译刊登报道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的改革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性的文章。报纸虽小，政治色彩却十分鲜明，成为天津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以及国内工人运动的报纸。他们还深入学生和工人中开展宣传和发动工作。到天津官立中学、南开学校等处发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月刊)，并把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印成小册子，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发行。同时，他们积极与工人领袖取得了联系，听取和探讨了有关工人运动的情况，并深入工人中进行调查和宣传发动工作。1921年初，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随着张太雷的离开暂停。此后，李大钊指导于方舟在天津继续开展建团活动。

1921年3月，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和发展团组织的公告，北京党组织委派邓中夏到天津着手重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执行委员会。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以天津工余补习学校为阵地，广泛联系工人群众，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通过“政治讲话”课的形式向工人阐明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创办了“天津五五书报代卖社”，专门代售全国各地出版的先进文化科学书籍和报刊，并以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开展天津工人运动的经费。

1922年6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行改组，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凝聚力，团的活动在天津进一步活跃起来。团组织在各学校、工厂中发展团员、建立团小组、发动工人组织工会等各项工作也得到进一步开展。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2年年底成立了公开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3年年初又创办了“马氏通信图书馆”，广泛征集“与马氏学说有关的书籍”。在该馆公布的第一批书目中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伟大的创举》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共产党》《新青年》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刊。为推动天津工人运动的发展，按李大钊的指示，安幸生、李培良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配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劳动立法运动，天津支部致电国会参、众两院，敦促国会通过《劳动法大纲》，保护工人权益。天津支部还通过《新民意报》揭露“二七惨案”的真相，声讨军阀吴佩孚的罪行，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天津支部的推动下，天津工人运动走上了开展政治斗争的新阶段。1923年下半年，天津团组织活动再次暂时停顿下来。

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团员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提高了思想政治素质，进一步深入开展了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为此后党团组织的建设和革命活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随着斗争的发展，天津早期共产主义者逐步地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江浩、李锡九、于方舟、于树德、安体诚、安幸生、李培良、陈镜湖、张隐韬、李震瀛、韩麟符等人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组建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掩护下，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组织的筹建工作开始秘密进行。1924年春，于树德等5名党员和候补党员成立了直接隶属于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的天津党小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天津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召开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中共天津地方小组的建立和天津团组织的迅速发展，为中共天津地委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4年9月，天津全体共产党员举行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正式成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于方舟当选为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江浩为组织部主任，李锡九为宣传部主任。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更加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党的领导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众迅速投入日益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迎接了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