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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

第59章 逐鹿中原

邓榕

2016年02月02日10:48    来源:广安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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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的敌情,毛泽东指示中原三路大军:大别山是否能巩固,是中原解放区能否最后确立与巩固的关键,足以影响战争的发展。因此南线三军必须长期配合,密切协同作战。刘邓主力坚持大别山,陈粟和陈谢向平汉、陇海两大铁路线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战并机动歼敌,以调动围攻大别山的敌军,直至粉碎敌军对大别山的围攻为止。

白崇禧三十三个旅的围攻开始了,各路蒋军以凶猛之势扑向大别山区。

面对愈益严酷的敌情,刘邓分析,大别山区回旋余地狭窄,粮食困难,不便于大兵团宽大机动,因此不宜集中过多兵力于大别山区。刘邓决心采取“避战”方针。

具体部署:以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区,在内线进行小的斗争和游击战,牵住敌人;以总部机关带一部分部队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转入外线,向大别山以西的桐柏、江汉一带实施战略展开。

1947年12月10日,入夜时分,在汉口以北百余公里的一个小村庄——王家湾,刘伯承、邓小平与刚到十余日的新任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在作战科研究作战行动。

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刘伯承回答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

当夜,刘邓分开了。

他们两个人,一人率一部,一个里,一个外;一个在重敌围攻中坚守大别山,一个在外线实施运动展开。

刘邓人虽分开了,但行动却未分开。里外两个指挥部,在分开的时间内,一切电报指示仍照旧由“刘邓”联署签名。

不管人是否在一起,刘邓都是一体。

父亲率领一支精干的前方指挥所,指挥留在大别山地区的第二、三、六纵队,与强大的敌军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作战。

1948年来临了。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在大别山北麓的金寨地区,度过了除夕之夜。

父亲身着灰布棉衣,人更显消瘦,在被寒冷的山风吹得摇摇曳曳的松明光下,他一面从广播中收听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一面听取地方工作汇报,就这样迎来了1948年的第一个黎明……

1948年伊始,敌人依据绝对优势的兵力,用密集靠拢的队形,从南向北对大别山压缩堵击,迅速占领我腹心地区,并到处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摧毁我建立的民主政权,捕杀我地方干部,掠抢民财,抓人抓丁,甚至残酷地制造无人区。

大别山地区的敌情空前严重。

父亲带领的指挥所,不到一千人。他确定的斗争策略是,主力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敌向外,我向外,敌向内,我亦向外的方针,将敌人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敌人大部,以大部寻机歼灭敌人小部。

父亲后来生动地回忆说:“我一个,李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就这么三个人,带着几百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方针就是避战,站稳脚,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从东到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就在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就这样搞了两个月。”

父亲经历了一辈子的战争生涯,大别山这敌重情险的危机局面,被他就这样轻描淡写地一言以蔽之了。

但是,那两个月中间,在他的肩上,担了多重的担子,在他的心中,承担着怎样的负荷啊!

战事险,军情急,但在大别山的斗争,又偏偏怎是军事二字了得!

在鄂豫皖解放区,建立政权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进行土地改革。

那还是在1947年的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一个热火朝天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共产党的各解放区中开展了起来。

鄂豫皖区也不例外,区内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的土改运动。但是,大别山与别的解放区是不同的。在这里,敌情严重复杂,群众疑虑甚多,加之共产党曾四次从这里撤走,如果这次再走,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吗?在土改中,一些地区的干部又犯了严重的“左”倾急性病,在政策和策略上发生了失误。这些作法,非但不利于发动群众,反而脱离了群众,甚至侵犯了群众的利益。

父亲及时地察觉了这些问题。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亲自致电邓,询问新解放区的各项问题。

趁此机会,父亲于1948年1月15日和22日,连续向中央发了两个电报,详细介绍了大别山各方面的情况。

他在电报中说,大别山的特点,是经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左”,抗日时期的右,都在本地区各阶层发生了很深的影响。鉴于在大别山有两种区域,即巩固区和游击区,他提出,在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在游击区则不能急于平分土地。

2月8日,父亲又给中央去电,再次强调了土改要分区域进行的观点。

对于邓小平的几次来电,毛泽东极为重视,亲自复电,亲自批语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

从1948年1月份起,由于敌情严重,大别山区实际上已停止进行土地改革,改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3月8日,父亲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在大别山停止土改,实行减租减息。

父亲的这个报告,是在行军途中撰写的。

那一天,春天乍至,天气犹寒,部队天亮时分方才在野外宿营休息。在几颗凤尾竹下,地面潮湿,父亲叫人点起一盏美孚油灯,在黎明的朦胧中,倚着马鞍,快速地思索与撰写。

就这样,在黎明中,他倚着战马,再次向中央陈述了他的观点。

土地改革工作是解放区建设的头等大事,父亲到一处落实一处,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不同的政策措施,紧抓不放,从不懈怠。

到了5月,他再次为此致电毛泽东,报告情况,阐述看法,并于同月在他负责的中原局召开会议,确定由土改转为减租减息的政策。

5月24日,毛泽东致电邓小平,明确了在新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6月6日,父亲以中原局的名义下发了关于土改问题的“六六指示”,这近两万字的指示,指出了“左”倾错误的表现和根源,详述了新区农村工作的政策问题,同时指出,要全面评价新区工作,既反“左”倾又反右倾。

至此,中原局的新区工作政策转变认识的过程宣告完成。

虽然只是农村中如何进行土地改革的一个具体问题,但实际上,这是个关系到我解放区新区是否能够得到巩固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能否处理得好,至关重要。

要知道,共产党的新区,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直到整个中国大陆的解放……

父亲率部留在大别山区的那一段时日,是极其艰苦的一段时期。

在敌人围攻开始后,各纵队都及时地跳到了合围圈外,以旅、团为单位行动作战。大家忍饥受寒,不顾疲劳,在山野林莽中露宿,在雨水泥泞中行军。 (未完待续)

(责编:乐意、秦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