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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学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体现出积极的深化与拓展。其具体表现是：对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梳理得更为具体、深入；在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上，认为国共两党都为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了政治引领作用；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对国共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在抗日战争的路线和战略问题上，对国共两党的抗战路线、军事战略方针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新观点、新认识；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关系问题上，更为强调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但是，也出现了有些研究成果创新性、科学性不够等问题。今后，应当在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下，处理好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进一步深化相关探讨，更好地服务大局。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流砥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在推动、形成这个历史转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098 页。）
科学理解、充分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这一作用，是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提出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二是对以往一些重要理论认识作出新的解释；三是对个别有时代局限性的提法作出修正。这些特点，既反映了学术研究的进展，也折射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从推动认识深化的角度看，对相关研究情况作一梳理，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一词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客观、形象的定位。那么，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怎样理解它的科学内涵？对此，学界有明确共识，即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对战争胜利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新中国，进而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参见岳思平：《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几个问题》，《党史文汇》2010 年第9 期。）
对于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作用的具体表现，党史学界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的普遍性看法是：第一，党最早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最早组织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第二，党积极倡导、促成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坚持和发展了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核心；第三，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指导全国抗战的伟大纲领，是夺取抗战彻底胜利的指南；第四，党领导抗日军民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并使其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参见曾方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抗战胜利的关键》，《社会科学》1985年第 9期；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 5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人民日报》2014年 9月 3日。）；第五，党组织和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运动，实现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 参见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 5期。）；第六，党完整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参见翁有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史学月刊》1995年第 6期。）；第七，党加强自身建设，为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参见廖心文、庹平、王双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求是》2005年第 18期。）；第八，党成功领导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为长期抗战提供了重要基础和保障（参见刘学礼：《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党建》2014年第 9期。）。
也有论者将上述诸点简要地提炼为理论与实践两大方面，指出要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把广大民众充分发动起来，武装起来；二是要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始终能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担当起这两个历史任务。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党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并且把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越来越多地吸引过来，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保证。同时，党领导抗日军民创建并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参见金冲及：《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人民日报》1995年 7月 6日。）
针对一个时期以来片面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情况，不少学者从国共对比的角度，提出了对“中流砥柱”问题的思考。第一，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国民党内的进步力量和社会上其他各派爱国力量的共同推动，才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了合作道路。推动建立、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是主动积极的，国民党是被动接受的。（参见钟康模：《抗日战争胜利 60周年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索》，《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 4期。）第二，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在抗战根本方针上有分歧，有斗争。历史证明，全面抗战路线才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第三，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坚持独裁，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团结、进步旗帜，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抗战到底。第四，敌后战场拖住了侵华日军半数以上，分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第五，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积极准备新的内战，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为建立联合政府、实现战后和平而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参见张长江：《“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学术座谈会综述》，《党的文献》2005年第 5期；张海鹏：《正确看待抗战两个领导中心，中共是中流砥柱》，《环球时报》2015年 3月 23日。）
还有学者从研究方法角度指出，历史是丰富的、复杂的、变化的，不能简单化。肯定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并不是要否认和排斥其他政党的贡献。中国抗战是全民族、各方面的总体性抗战。不光要有军事上的抗战，也不光是正面战场的抗战，还要有抗战理论、思想的武装，抗战文化的宣传鼓舞，敌后战场的配合和支持等等。对此，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抹杀和否认全民族团结抗日、中共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大作用这一历史事实。（ 参见李蓉：《中国共产党不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红旗文稿》2015年第 8期。）
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权问题
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至关重要。国共两党在抗战中分别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起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与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直接相关。
关于这一问题，多数学者认为，抗日战争能够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肖一平、杨圣清：《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理论月刊》1985年第 8期。）也有研究者对这一认识提出疑问，一是认为它不够准确，“过于简单”，“总不能说共产党领导了国民党，领导了国民党的反共政策，领导了湘桂大撤退，等等”。（胡绳：《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 1期。） 二是认为它不够客观，没有科学反映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历史贡献。由这两点出发，自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学者们争论很多。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国共两党的领导权有转移、消长的变化过程。学者们认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由国民党向共产党方面逐渐转移的。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必须说明在团结抗日中存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说明无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参见胡绳：《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 1期。）这个过程可简单表述为：先是国民党权责一致地主理着抗战领导责任，接着是国共两党转承领导责任，最后共产党担负起领导责任。（参见郭德宏：《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 1期。） 抗战初期，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对抵抗日寇入侵起了主导作用；抗战后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夺取抗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参见夏以溶：《试论抗日战争中领导权的归属与转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 2期。）还有人认为，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并未完成领导权的转移。（参见李茂盛：《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晋阳学刊》1993年第 5期。）
二是国共两党各自领导抗战。其理由是，国共两党的合作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式，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两个政权、两个领导中心的指导下，由两个武装集团在两个战场上进行的。从全国抗战全局看，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着决定性
作用，国民党及其政府也领导了抗日战争。（参见赵省三：《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几个问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 3期；邸继广：《也谈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天津师大学报》1989年第 2期。）胡绳认为，这个观点“没有全面地说明事实”，“把国民党和共产党，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统区和解放区看成各不相干”，不符合事实。 （胡绳：《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 1期。）
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其主要论点是，国共双方共同进行抗战，协商解决与共同抗日有关的问题；两党在抗日纲领、军事、组织、政治上都有交叉与共同之处。（参见汪新、王河：《试论抗日民族战争领导权》，《党史研究与教学》1993年第 1期。） 胡绳认为，这种认识也站不住脚：“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要消灭共产党，它有一套方针；我们也有一套方针，与国民党根本不同。不可能也没有形成共同领导的局面。”（胡绳：《谈党史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 1期。）
四是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持此论者认为，南京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合法”的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我党我军当时一系列方针、作战方针、作战计划等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才能实施；从我党领导人的言论中也可以看出抗战是国民党领导的。（参见周文琪：《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简介》，《党史通讯》1985年第 10期；陈文渊：《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军事史林》1987年第 3期。）［11］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作用不是领导作用，而是导向作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参见刘会军：《全民族抗战新论——兼谈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史学集刊》2007年第 4期。）
这一提法拘泥于形式上的领导权，脱离了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
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提领导权问题，具体阐述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情况和作用。（ 参见王秀鑫：《关于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党史通讯》1985年第 8期；乔志学、胥佩兰：《浅谈抗日战争领导权的问题》，《军事史林》1986年第 1期。）有学者认为，解决领导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应把抗日战争真正作为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来看待。概括地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工、农、商、学、兵、海外华侨和爱国人士，共同进行的一次全民族抗战。这样的表述更能反映抗战历史的真实情况，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两岸人民的团结、海内外华人的团结。（参见张宪文：《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 4期。）有人认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通过阐明抗日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而提出明确的结论，只停留在就事论事上，是很不够的。（参见黄建权：《也谈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 4期。）
针对上述观点，尤其是第四种观点，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
很多学者提出，领导权问题不能只从形式上看，不能单从一个政党所辖地域大小，所统帅军队众寡，和一开始抵抗日军数量的多少上看。政治领导是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关键所在。（参见张胜瑞：《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之我见》，《锦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 2期。）无产阶级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主要表现在“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领导人民去实行这些主张，影响和推动国民党接受这些主张，而自己则是实行这些主张的模范”。（ 逄先知、冯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红旗》1985年第 17期。）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领导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掌握着政治的主动权。（参见胡乔木：《八年抗战的伟大历史意义》，《红旗》1987年第 14期。）
有学者认为，在领导权问题上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在于概念认识不统一。刘大年提出，党的领导不是指权力结构形式、组织指挥系统、国际上承认与否，而是指党在政治上起了作用，居于领导地位。抗日战争中谁领导谁的问题，一是指共产党独立自主，不被国民党拖着走；二是指把抗日主力军广大农民群众、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同盟者动员、团结起来，跟着自己走，或者赞成自己的主张、行动。（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 5期。）有学者把共产党的领导权概括为：其一是指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其二是指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参见何理：《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近十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述评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88页。）
还有学者指出，抗日战争取胜的关键在于真正实行全民族的总动员，发动持久的全面的人民战争。国共两党谁能够做到这一点，谁就实际上是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参见梁柱：《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 8期。）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无疑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
近年来，国共两党都“领导”了抗日战争，都为战争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的观点，逐步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在论述的具体思路上，有以下三种不同情况：
一是从不同角度出发分析领导权问题，认为从形式上看，抗日战争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从实际领导作用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则共同起重要的领导作用，分别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但从中国战场是一个统一的战场来说，抗日战争毫无疑问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参见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历史教学》2005年第 11期。）
二是在“领导权转移”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领导中心”的认识：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共产党都起着全局性领导作用。双方的领导作用是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实现的，不能相互取代。但是，两个领导中心的力量发生着消长变化，总的历史趋势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历史性地改变了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参见张海鹏：《中国抗日战争领导权问题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 9月 2日；《为什么说共产党是抗战中流砥柱》，《北京日报》2015年 6月 8日。）
三是强调共产党的政治引领作用，认为在整个抗战问题上，共产党始终发挥了政治引领作用，国民党则始终处于被批评、被推动、被鞭策的地位。站在全民族抗战的高度评价两党的历史贡献，可以不区分首从主次，但不能不明辨是非。（参见《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专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张宏志》，《党的文献》2015年第 4期。）
科学探讨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一要有全局的眼光，二要有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我们在肯定国民党对抗战所作贡献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对外妥协退让，对内积极反共、限制人民力量壮大的客观事实，而不能将领导权的理解，局限于客观条件的优劣与名义上的“正统”所在。综观全民族抗战的全局，谁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谁代表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谁是抗击侵略军的主要力量，谁就是这段历史的领导者、带头人。从这个角度出发，说共产党掌握着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三、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建立、巩固与发展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一个主要方面。对于这一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不断深入，对国共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新的探讨。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与发展中所起作用，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即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统一战线这个克敌制胜的法宝的核心和领导力量。（参见梁柱：《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 8期。）其表现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有力推动者、模范实践者和坚定维护者。 （参见廖心文：《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四大贡献》，《党的文献》2005年第 5期。）在极为艰难复杂的条件下，党科学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使统一战线在艰难曲折中得到巩固和发展，维持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 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3—15页。）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原则的核心就是领导权问题。它与又联合又斗争原则是辩证统一的，都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后者是对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所应采取的根本原则，前者则是实行这一原则的中心环节与基础。（参见胡华：《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1963年第 3期；王安平：《试析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 5期。）坚持这一原则，对于避免把合作变为合流，把统一变为混一，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参见季鸿生、姚惠明：《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论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 4期。） 党在这一原则下采取的灵活巧妙的斗争策略，是合作得以巩固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参见朱仁鹏：《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广西大学学报》1985年第 2期。）
在相关重要问题上的新认识主要有：
关于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摩擦”问题。对这个问题，党史学界曾产生过两种偏向。一种是突出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把“摩擦”和“反摩擦”作为抗战史研究的主线；另一种则缺乏正确的阶级分析，从所谓“客观”“中立”立场出发，认为国共两党都对“摩擦”负有责任。近年来，这两种倾向都得到了纠正。学者们认为，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之间既合作、又斗争。从整个抗战的历史进程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两党合作抗日是主线，两党的斗争和摩擦则是辅线。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不会改变，因而第二次国共合作又是矛盾的、不平衡的。两党的摩擦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有发生、发展的必然性；从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斗争目的看，都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限制、瓦解直接相关；从斗争的焦点看，则集中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参见王淇：《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42—246页。）
关于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妥协动摇，是长期以来被人们广为接受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大多学者仍坚持这一认识，认为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活动，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中国抗战危机，而且大都与当时国内的反共高潮紧密相连。但有不少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抗日与反共并非绝对排斥，反共未必不抗战。（参见曾景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 3期。） 在整个抗战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说明国民党积极反共并不意味着放弃抗日。（参见黄爱军：《抗日战争研究若干新观点述评》，《北京党史》2009年第 4期。）从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不同阶级利益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在“反共”这一点上，国民党顽固派与日本侵略者有共同的立场。正因为如此，“积极反共”与“消极抗日”才有了内在的必然联系。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如果不运用阶级分析的科学方法，就会陷入一时一事的具体评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得出偏离事物本质的结论，进而影响对国共关系的总体看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两岸学术交流不断增多，台湾学者的一些思想观点引起党史学界的关注与讨论。
对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努力和让步，不少台湾学者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乞降”“归顺”，是为了“挽救其灭亡的厄运”。对此，大陆学者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驳，提出中国共产党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并为此作出真心诚意的让步和努力，是为了抗战，是为了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实现全民族抗战，使中华民族免遭灭亡的命运。中共始终坚持国共合作必须是有原则的合作。
对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党从未回避，也从未屈服，而是把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巧妙地结合起来，保证了它的巩固与发展。（参见陈流章：《民族解放的光辉旗帜指引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征程——兼评我国台湾一些学者的一些错误观点》，《暨南学报》1985年第 4期。）
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游而不击”“趁机坐大”，是国民党长期以来的宣传论调。近年来，这种论调在大陆也产生了相当影响。对此，大陆史家们作了回应：首先，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发展，是打败敌人、消灭敌人的客观需要。（参见王廷兴：《度尽劫波兄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台前幕后》，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第213—215页。）共产党在敌后的“大”，对战争全局十分有利，应该加以肯定而不是否定。（参见荣维木：《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百年潮》2007年第 8期。）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反侵略战争中迅速成长壮大的根本原因，是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贯彻了全面抗战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民族解放而英勇奋战，因而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参见陈流章：《民族解放的光辉旗帜指引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征程——兼评我国台湾一些学者的一些错误观点》，《暨南学报》1985年第 4期。）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的游击战争结果大相径庭，显然不是用简单的作战积极与否能解释的。（参见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 2期。） 再次，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不是“游”和“坐”的结果，而是靠抗战坚决，是靠打出来的。（参见《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专访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张宏志》，《党的文献》2015年第 4期。）
四、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实施的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是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核心内容。总体上看，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认识多年来较为一致。
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对国共两党抗战路线、战略方针的比较等方面。
关于全面抗战路线。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抗战路线、两种抗战主张的斗争。对于这两条路线、两种主张的阶级实质、基本特征及实践结果，党史学界已有充分的研究与论说。近年来，在研究视角上有所变化。比如，有论者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事实出发，指出全面抗战路线体现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一致性，认为它不仅代表着无产阶级与劳苦大众的阶级利益，而且更集中深刻地代表着全民族的利益。（参见刘明钢：《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 2期。）还有论者提出，国民党也说过要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人民战争”，但事实上在很多时候采取了违反人民利益的政策与行动，奉行了打击、限制人民力量的片面抗战路线。（参见荣维木：《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战略与实践》，《求是》2015年第 15期。）
关于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持久战是中国抗战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中国共产党是这个战略总方针的制定者和真正实践者。在国共两党持久战略研究上，学界的主要进展是：
对持久抗战战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系统阐述。学者们提出：持久抗战战略是指导全国军民抗战的锐利思想武器，为争取战争胜利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它坚持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特殊规律，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及一切受压迫的弱国打败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 参见曹屯裕、陈炳水：《试论我党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宁波师院学报》1985年第 3期。）它科学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趋势，表明了通过持久抵抗战胜日本侵略的坚定信心（参见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 3期；陆卫明：《国共两党关于抗日持久战思想之比较》，《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5年第 3期。）；它是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光辉典范（参见肖武男、侯荔江：《论中共抗日持久战制胜战略》，《毛泽东思想研究》1997年第 2期。）。
国民党持久抗战战略研究逐步深入。有学者提出，持久消耗战是国民政府抗战的总战略方针，主要由“持久战略、消耗战略、单纯防御战略、以阵地战为主运动战游击战为辅的战略”等组成，其具体口号是“以空间换时间”，实施方针是“积小胜为大胜”。（参见余子道：《中国正面战场对日战略的演变》，《历史研究》1988年第 5期。） 关于国民党的这一战略，有学者指出，它只是极不成熟的想法，缺乏对战争的统观考虑，更没有对战争全局的预测；其实质是要在英美帮助下取得速胜；在作战实践中，它更多体现为呆板地和敌人拼消耗，而没有把弱势转为优势的战略方针；到相持阶段，它就成为一种消极的拖延战术了。（参见余子道：《国共两党抗日持久战略比较》，《复旦学报》1999年第 5期。）
对国共两党持久抗战理论的比较研究比较客观。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共的持久战略比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更为科学、完备，代表了中华民族对这场战争的最高认识水平。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则一般解释多于系统论述，缺乏理论上的完整性、严密性和政策上的稳定性。（参见余子道：《国共两党抗日持久战略比较》，《复旦学报》1999年第 5期。） 具体说来，共产党是以全面抗战路线实施持久战略，国民党则以片面抗战路线实施其持久抗战；中共的作战原则是积极防御，国民党的作战原则是消极防御；中共始终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国民党的持久抗战是动摇的；中共持久战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建立在依靠外援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包括完整的三个阶段划分，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没有战略相持阶段，因而是完全抽象的、片面的、消极的。（参见王树荫：《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军事战略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 6期；荣维木：《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战略与实践》，《求是》2015年第 15期。）
关于游击战战略方针。敌后游击战是抗日战争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战争形式，对于保证中国抗战和促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具有重大战略作用。过去，党史学界对于中共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地位和作用，曾有比较广泛的研究，但近年来也出现了对其忽略甚至低估的现象。为此，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此问题作了不少探讨。
第一，对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与作用作多角度、多层次阐发。
由科学解决“如何抗战”的时代课题角度看。从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找到了弱国战胜强国的有效武器；解决了半殖民地大国在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人民战争的途径问题，提出了实现人民战争最好的组织形式和作战形式；极大地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变日军后方为前方，破坏了日军“以战养战”政策；对东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太平洋战争进程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参见何理：《论抗日游击战争及其历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 3期；翁有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史学月刊》1995年第 6期。）
从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看。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防御阶段，牵制、消耗了庞大的日军，破坏了它的战略计划；在战略防御阶段，对于停止敌人进攻，使战争转入相持阶段，起了关键作用；在战略相持阶段，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逐步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为转入战略反攻准备了条件；在战略反攻阶段，上升为人民军队进行的正规战争。（ 参见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第 8—9页。）
从军事战略角度看。抗日游击战符合持久战略总方针的要求（ 参见岳思平：《关于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几个学术和热点问题》，《军事历史》2002年第 5期。）；它是更高阶段的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它是以主力兵团为骨干的游击战争；它在更加广泛的社会阶级基础上进行，动员了一切抗日爱国群众；它造成了广阔的解放区战场，是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中特殊的战略进攻。（参见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07页；岳思平：《论抗日战争初期我军的军事战略转变》，《军事历史》1991年第 2期。）
第二，对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
近年来，有研究者探讨了国共两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根本不同，认为：（一）国共两党对游击战的重要性认识不同。共产党认为敌后游击战是重要的战略问题，而国民党始终把它作为正规战的辅助手段。（二）对人民战争的重要性认识不同。共产党主张全民抗战，国民党只把抗战当成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其军队和群众是对应的，运用游击战是没有根基的。（三）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思想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思想是不全面的、不深刻的。（四）共产党是敌后游击战的坚决执行者，国民党则往往动摇不定，其敌后部队往往成为反共摩擦的急先锋，且投敌叛变现象严重。（五）国共敌后游击战的结果大不一样。共产党的游击战由小到大，成为战胜日寇最重要的武器。而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却是由大变小，所起的作用与日俱减。（参见赵万钧：《抗战时期国共敌后游击战之比较研究》，《河北学刊》1995年第 2期；莫岳云、郭铁：《试论国共两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关系》，《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 1期；孙泽学：《国民党敌后游击战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 4期。）因此，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动员了亿万人民群众，点燃了人民战争的燎原之火，逐步实现了收复国土、解救人民的目的。这种对敌人后方的深入持续打击，本身就是一种战略上的攻势作战。到抗战胜利前夕，正面战场弃守的沦陷区已大部分成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一亿多人口的领土得以光复，敌占区被压缩成了点线孤岛，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参见《如何正确认识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几个热点问题——专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张宏志》，《党的文献》2015年第 4期。）反之，国民党在敌后虽有游击队，但绝大多数没能坚持下来，没有形成战略意义上的游击战场，其规模、效果都无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相比，对抗日战争全局的积极影响十分有限。（参见肖一平：《略论中国抗日战争的特点》，《科学社会主义》1997年第 4期。）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是坚持抗战到底、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是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学者们持续关注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敌后战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在研究主题、范围、深度上都体现出新的拓展。
第一，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研究敌后战场的历史作用。
从全民族抗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角度研究敌后战场，是近年来的重要趋势。学者们普遍认为，敌后战场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中国近代革命史角度看，解放区战场的开辟和发展，是民族战争条件下的农村包围城市，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参见王淇主编《砥柱中流——抗日战争中的解放区战场》，第 537页。）
第二，强调全民族抗战路线对抗日战争胜利所起根本性作用。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发动游击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逆转敌我军力优劣之势，发挥了正面战场无法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条路线使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壮大，为后来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准备了条件。（参见齐德学：《中国抗日战争与民众》，《军事历史》2008年第 5期；辛融：《人民战争的胜利》，《光明日报》2005年 9月 13日。）
第三，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深入研究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从政治前途、军事战略、社会建设等角度综合看。敌后战场是使日本帝国主义走向失败的主要因素；粉碎了日军巩固占领区的企图，牵制和消耗大量日军兵力；沉重打击了日本“以战养战”战略；在战略上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维持了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参见李东朗：《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战研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 2期。）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为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在精神上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象征，是捍卫国土支撑抗战的堡垒；敌后战场还是改造国家制度的试验田，是共产党精心设计和塑造的“民主中国的模型”。（参见史天经：《“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与宣传》，《青年记者》2005年第 10期。）
从抗日战争的不同阶段看。学界认为，全国抗战初期，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扩大，改变了中国战场的战略格局和态势，对迎接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大作用；相持阶段，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中国抗战主战场，成为战略大反攻的出发地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基地；（参见刘庭华：《论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北京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建会 2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出版社 2012年版，第 271—280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敌后战场成为支撑危局的中流砥柱；抗战后期，解放区战场开始了局部反攻，加速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参见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 300—318页。）
从歼敌数量和比例上看。当前，学界普遍采纳的敌后战场八年抗战的歼敌数字是，作战12.5万次，歼灭日伪军 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伪军 118.7万人。有论者提出，从歼灭日军绝对数字看，国民党多于我军，但按军队人数比例计算，中共军队歼灭日伪数则多于国民党两倍。（参见张廷贵：《从若干材料看我军在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军事历史》1985年第 4期。）因此，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所开辟的敌后战场，是抗击侵华日军的主力。对于这个结论所据以计算的国共两党公布的数字，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其准确性值得推敲。事实上，对于这一问题，已有学者关注并作出了客观分析：“两个战场抗敌的比例，经常有些变化。数字的计算，因学者们各自的计算方法不同，自然略有出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敌后游击战争已奠定了基础，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魏宏运：《抗日游击战争推动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光明日报》1991年 10月 23日。）也有学者在对日本的战报和我方统计数字作逐年对比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不含东北抗联，有的年份不含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纵队的抗敌伪数），从 1938年 10月到 1945年 8月中旬的七年间，平均抗击了侵华日军的50%。因而，说八年抗战，中共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半数左右，是可以成立的。这与抗战后中共文献的统计是一致的。（ 参见胡哲峰：《中共文献统计的敌后抗击日伪军比例数初探》，《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 2期。）
第四，对敌后战场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及时回应。
近年来，在肯定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功绩的同时，学界出现了某种极端化倾向，即对敌后战场的历史地位刻意贬损，甚至歪曲史实。这些认识虽然大多出现在网络上，但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其中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只牺牲了 1位将领，而国民党军队却牺牲了 100多位将领，这怎么能说明中共是在坚决抗日？怎么说明中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对此，党史工作者作了系统反驳。有学者提出，以牺牲的将领多少为标准来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作用，是个伪命题。敌后战场的游击战的成绩，说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虽然数量不及国民党军队，但事实上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参见石仲泉：《对历史少一点误读，多一份尊重——关于抗战史几个热点问题的辩正》，《北京日报》2015年8月3日。） 还有论者具体分析了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认为以下原因造成了人们认识上的缺失：其一，由于国共合作后八路军的编制减少，许多中共军队的将领实际上是降格任职。新四军更是在反共高潮中被撤销了番号。抗战中牺牲的许多中共部队高级军官，并没有被授予同等军衔。其二，国民党为了限共、防共，没有给共产党将领以同等待遇。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军队牺牲的旅以上指挥官不少于国民党方面。仅东北抗联就有 70位以上的中共将领在抗战中献出了生命。其三，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军衔制上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和管理体系。其四，中共部队一直没有按照国际惯例，追加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军衔。其五，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授予军衔时，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共将领仅仅追认为烈士，没有进行军衔追加。（参见朱成山：《抗战期间牺牲了多少共产党将领？》，《北京日报》2015年 6月 1日。）
六、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关系
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研究者在两个战场的历史作用问题上各执一端，得不到统一的或接近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的讨论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第一，重新认识两个战场的划分。
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中国抗日战场的两个组成部分。从本质上说，它们是由敌我力量对比决定的，是统一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下合理的分工；从作战范围看，它们是根据国共两党在不同战线、不同区域作战而界定的，统一于中国的抗战大局，少了任何一个都不是完整的抗日战争。抗日战争是全中华民族共同抵抗日军侵略的战争，而不是两国三方的军事较量。（参见阮家新：《统一的完整的抗日战争之刍议》，《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 5期。）
有学者认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共所统辖的部队也曾在正面战场作战，而国民政府军事机构也曾有相当一批军队在敌后作战。(参见张宪文：《关于抗日战争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 4期。）中国抗日战争在空间上出现了错综复杂、犬牙交错的局面，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只是军队在空间布局的一种态势，因此将两个战场截然归属某一个党是不符合史实的。（ 参见邱锦、戚厚杰：《八路军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应为正面战场作战——兼与刘庭华先生等商榷》，《民国档案》2007年第 3期。）事实上，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划分，从国共两党所承担的作战任务、作战范围来看，其界限是比较清楚的。在一些具体战役上，两个战场虽存在交叉情况，但并不足以改变或模糊这种界限。
第二，从抗战全局角度看待两个战场关系。
在两个战场关系问题上，学界趋向一致的观点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配合斗争的结果。正是有了两个战场的互相配合，共同御敌，构成中国抗战的统一体，才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不致破裂，保证了抗日战争成为一场持久战，使日军陷入了两个战场的牵制中不能自拔，最终使抗战能够全面开展，取得最后胜利。（参见阮家新：《试论中国战场和中国战区》，《党史通讯》1985年第 9期。）
我国史学界在评价正面战场的历史地位时，曾经有过基本否定和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两种倾向。针对这种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有研究者提出了明确的批评，认为无论片面肯定或否定哪一个战场，实际上都只是承认抗日战争的一半，而不承认另一半。（参见阮家新：《统一的完整的抗日战争之刍议》，《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 5期。）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努力斗争，中国抗战无法坚持到最后胜利。没有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的长期坚持，中国抗战也无法坚持到最后胜利。（ 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 5期。）
学者们指出，研究两个战场的地位与作用，应该从抗日战争的全局和全过程着眼。国民党军担任正面战场作战，以打正规战为主；八路军担任侧面及敌后作战，以打游击战为主，并且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战。这一分工和部署，本身就是统一的战略方针的一部分。两个战场的形成，也是这一方针合乎逻 辑的发展。两个战场都很重要，在战略上互相协同，构成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参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0—48页。）
关于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的具体形式，研究者们认为，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主要是对日作战中的战略协同。在抗战初期，两个战场在战略、战役和战斗中都进行过许多配合。在相持阶段，双方斗争日益尖锐，军队在战役和战斗中的配合日益减少乃至停止，但两个战场还保持着互为需要的战略配合关系；第三阶段，两个战场的对立和各自的独立性更为突出，但是战略上的相互配合仍维持到抗战结束，基本上是一种战略策应、掩护的关系。（参见徐焰：《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 4期。）
第三，具体分析抗日战争的主战场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分歧比较多，争论也比较多。多数研究者强调敌后战场的主要地位，认为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歼敌人数、抗击敌军的比例、解放的国土面积来看，敌后战场在战略上起了主要作用，成为战胜敌人的“决定性战场”。（参见卜力：《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党史资料与研究》1985年第 4期；傅吉庆：《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 5期。）另一些研究者则强调正面战场的作用，指出中国抗战的主要战场始终是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主要战线就是抗战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根据地，在抗战后期成为敌后战场的主要部分。（参见马振犊：《血染辉煌——抗战正面战场写实》，第 10页。）还有学者提出，从战略角度来看，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一样，都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参见荣维木：《中国共产党抗日持久战的战略与实践》，《求是》2015年第 15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着重从抗日战争进程的动态发展中，分阶段研究两个战场的作用。他们认为，两个战场的主次有发展变化的过程，特别是国民党的抗战，经历了由不抵抗到积极抵抗，进而消极抵抗的变化。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也是逐步得到发挥的。（参见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页。）总的趋势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逐渐成为抗战的重心，敌后军民逐渐成为坚持抗战的主要力量。（参见刘庭华：《略论抗日战争中两个战场的不同历史地位》，《党史资料与研究》1985年第 5期。）
战略防御阶段的主战场是正面战场，战略相持阶段的主战场逐步由正面战场向敌后战场转移，这是学界的基本认识。但在主战场转移发生的具体时间上，则有较大分歧。
大多数学者认为，相持阶段到来后，敌后战场的战略地位逐渐突出，开始独立承担抗击日军的重任，成为中国抗日的主战场，正面战场下降到次要位置。对此，有论者提出，在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也曾进行过好几次大的战役，不宜笼统地说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就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参见吴明：《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 6期。）
有学者从实力变化角度出发，对两个战场地位发生根本转变的时间作了探讨，指出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的主要战场，开始于 1938年 10月武汉沦陷之后，完成于 1940年 8月至12月的百团大战。（参见胡德坤：《中日战争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 318—330页。） 也有论者认为，1944年前后，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参见叶智美：《中国抗日战场宏观问题研究综述》，《党史文苑》2005年 10期。）还有的学者则根据国民党抗战的具体情况判断抗战主战场的变化：1937年至 1939年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是国民党战场；1939年到 1940年，主战场向解放区战场转移；1941年后，国民党基本消极抗战，解放区战场为主战场；1944年后，国民党战场又成为主战场；1945年战略反攻时，解放区战场又成为主战场。（参见子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暨中国抗日战争史学术讨论会综述》，《文史杂志》1989年第 1期。）
在认识不统一的情况下，学者们在研究中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有的著作避开主战场问题，代之以“敌后战场在决定整个战场运动和战争结局中的地位越往后越显著”或“国民党与共产党两个重心并存”的提法。（参见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北京出版社 1997年版，第 4页。）
七、结 语
由上述梳理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议题，学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体现出积极的深化与拓展。但勿庸讳言，也出现了有些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科学性不够等问题，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深入开展抗战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人民日报》2015年 8月 1日。）这些论述，为我们进一步推动研究，更好地服务大局指明了方向。
第一，处理好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是政治性与学术性的高度统一。“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人民日报》2014年 9月 4日。）这个重要论断，是以党领导抗日军民艰苦奋斗、取得胜利的客观历史为依据的，是整体的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基本结论。对这个论断做学术探讨，一是要遵循史学研究的科学原则，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基础上，为说明、阐释它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二是要坚持研究的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看到本质、看到主流，不轻易随波逐流。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都与对这两点认识不足有密切关联。将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是做好党史研究工作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共抗战史研究必须处理好的理论问题。
第二，进一步深化相关重大问题的研究。当前，中共抗战史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重要史实，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了挑战，影响到对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的研究与宣传，这就为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宏观理论研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学术背景，对相关基本提法、基本结论作更加深入全面的理论阐发，避免用碎片化的历史描述，消解对宏大叙事的关注与探讨；二是着力进行热点、难点问题研究。比如，从总体上把握国共两党对抗战所作贡献，把握局部抗战和全国性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中国人民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关系等，都需要党史工作者在全面掌握新材料、新观点的基础上，作出更为客观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三是深化对重大历史关节点的研究。比如，对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等重要历史事件作更为详尽深入的探讨，进一步厘清事实，深化认识，推动中共抗战史研究迈上新台阶，更好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第三，坚持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当前，许多问题争论的关键，都在于能否用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来开展研究。比如，针对以往抗日战争史与党史研究不加区分的问题，新时期以来，学界提出要研究完整的抗日战争史，客观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学术实践中，不少研究者又把党史研究与抗战史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着重讲国民党的抗战功绩，少讲甚至从总体上贬损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在学术界产生了消极影响。对此，我们除了对具体问题作出及时回应外，更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方法，全面地、辩证地研究抗日战争历史，对国共两党的历史贡献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把全民族抗战的研究视角与维护党的历史地位有机统一起来，把抗战史研究与党史研究有机统一起来，而不是就事论事，囿于表象，形而上学地看待相关问题，得出极端的、片面的结论。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记述历史，是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的基础与根本。坚持这个研究方法，我们才能获得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研究成果，真正做到把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好、阐释好。
〔作者李珍，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