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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西抗战特殊局面的开创与形成与毛泽东的谋划、决策、指导是分不开的。1935年 12月，他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将红军的发展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其中关键的一步是在山西开辟新的根据地。1936年 2月，红军东征战略第一步完成之后，毛泽东开始谋划并实施在山西全省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东征战役中期，毛泽东明确系统提出“经营山西”，在山西全方位建立发展抗日根据地。在发展山西根据地的同时，毛泽东不失时机地通过多种渠道对阎锡山进行争取工作，促使阎锡山作出联共抗日的决定。毛泽东及时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入晋抗日和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协同作战有关事宜，精心部署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真诚与友军同舟共济，协同作战，推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战略，真正实现了山西抗战特殊局面的开创。
[关键词 ]经营山西；抗日战争；统一战线；毛泽东；阎锡山
抗日战争初期，山西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和主要战略支点，山西蓬勃兴起和发展的国共两军团结抗战的局面，成为整个华北乃至全国的特殊局面。这个局面的形成，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以及全国其他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并取得最后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一局面的形成与开创，与毛泽东的谋划、决策、指导是分不开的。
一、决策“经营山西”战略
毛泽东明确提出“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一战略预期的时间，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 1937年 9月。事实上，随着八路军在山西的逐步战略展开，共产党和八路军此间与山西阎锡山当局在抗日问题上多方面日渐密切的合作，其中尤为典型的是在忻口战役中的协调配合作战，这一预期很快就成为了现实。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此战略布局的谋划则早在 1936年 2月红军东征前后就已开始了。
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包括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在内的华北大片地区。
中华民族由此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面对寇深祸亟的华北形势和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内战不已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思考着如何才能挽救民族危亡、遏制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的策略方针。1935年 12月召开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 1936年党的军事战略总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为贯彻这一方针，“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而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在山西西部（靠黄河一带）首先开辟一块具有五县以上规模的新的根据地。（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414、419页。）
山西地理位置重要，历来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冲，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进入20世纪 30年代后经济建设尤其是军事工业发展较快。如果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不仅能够使红军得到急需的物力、财力、兵力和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的补充，而且将使党和红军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立足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西抵黄河可屏障陕北，东出冀鲁、南下豫皖鄂，可俯控整个华北、中原，有利于开辟更广阔的抗日战场。
早在瓦窑堡会议之前，党内和军内领导层就曾在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个重大问题上有过较大争论。面对党内、军内的不同意见，毛泽东明确强调根据地要得到巩固和发展，必须采取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力主苏区发展与红军行动最有利、最可行的方向是首先东出山西，开创与陕北相连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奠定根据地和红军发展的基础，然后再伺机北上绥远，东进河北，打通与国际的联系和对日直接作战的路线。正是由于毛泽东把握全局、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说服，才有了瓦窑堡会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红军东征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战役行动。
毛泽东“经营山西”、全方位在山西全省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形成的过程。东征战役初期，他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对红军行动、地方工作的部署，主要还是立足于在山西西部的吕梁山区建立一块与陕北相连的根据地，以“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453页。）所以，当红军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占领黄河以东数百里地区，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之后，立即于 1936年 2月 23日致电彭德怀并各军团首长，明确提出红军“目前基本的方针是用极大努力在中阳、石楼、永和、隰县等纵横二百里地带建立作战根据地，为赤化山西全省之起点”。（《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451页。）这表明毛泽东早在渡过黄河之初，就已开始谋划并实施在山西全省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
东征战役中期，红军主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分头向晋南和晋西北乘胜扩展，并准备相伺向晋东南发展，扩大根据地。期间，中央政治局在东征前线召开晋西会议，重点研究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东征以来对山西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情况，特别是其重要战略地位的更加深入的了解，代表军委作报告并多次发言，正式明确地向中央提出他的关于“经营山西”、在山西全省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他指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向华北发展，“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在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方针下，第一时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500页。）强调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经营山西是战略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25页。）会议批准了毛泽东代表军委提出的有关“经营山西”等军事战略方针的提议。其后，为贯彻晋西会议的精神，毛泽东和彭德怀在 4月 2日发给红一军团的电示中，进一步阐明了“经营山西”、创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目前阶段战略基本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在山西作战与赤化，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南、晋西与晋东北。不管晋东南以外之三区怎样，人民经济条件较差，亦不能看轻其重要性。”“山西的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没有山西即不能设想同日帝进行大规模作战。”“在战役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这一仗在东打那一仗在西打，没固定战线，全依情况决定）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实的指导原则。在战略方针上，不规则无定向是不许可的，应有明确的方向与地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529—530页。）毛泽东此间明确系统地提出“经营山西”，在山西的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四面全方位地建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构想，不仅标志着他的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的基本形成，而且通过在晋西会议上的深刻阐述，使之在政治局形成了共识，并最终成为党中央的决策。
东征战役后期，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山西，“进剿”红军。此时，在山西作战已无有利条件，红军被迫西渡黄河，回师陕甘，并决定在此之后实施西征战役。在此情况下，毛泽东与彭德怀于 4月 28日致电周恩来等，坚定地指出：“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在把蒋介石部队调出山西以后，在积极地进行山西干部的创造，山西士兵运动的加强，神府苏区的扩大等条件下，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的机会是会有的。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明确的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第 523—524页。）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经营山西”、向华北发展的战略不但是坚定不移的，而且是深思熟虑的。一年多之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再一次进入山西作战”，并将山西开创为华北抗战的特殊局面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提出的“经营山西”战略的正确性。
二、指导对阎锡山的多方争取工作
红军东征和毛泽东关于“经营山西”的战略虽然暂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次军事行动广泛宣传了党的新方针、新政策，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山西和华北的抗日救亡运动，党和红军对山西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情等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在政治上、军事上震撼了山西的当权者，引起了其统治集团内部思想上、政治上某种程度的分化和动摇。这些都为此后争取阎锡山政治态度的转变，促成共产党与山西当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的建立，最终实现在山西形成抗战特殊局面的战略目标，创造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经营山西”的战略目标，把山西建成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就必须争取盘踞山西多年的军阀阎锡山转变政治态度，使他接受共产党的新政策，进而得到他的积极支持、合作和配合。
华北事变和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特别是 1936年发生在晋绥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的重大事件，使阎锡山进退维谷。一是红军东征不仅重创了其晋绥军，而且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深深地影响和动摇了其军心、民心，甚至触动到了其统治集团的领导核心，给阎锡山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二是蒋介石以增援晋绥军剿灭东征红军为借口，速调汤恩伯的十三军、关麟征之二十五师，商震之三十二军入晋，由此赖在晋南不走，并利用山西内部派系矛盾，暗中收买阎锡山部下的军政要员，策动河东道独立，以期达到消灭异己、“统一”山西的企图。对此，阎锡山曾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 1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101页。）由此阎锡山、蒋介石矛盾再度激化。三是从 1936年 5月开始，日伪军发动对绥东晋绥军的进攻，拉开了绥东抗战的序幕。阎锡山深知，“日人对绥远晋北，在所必取”。“若绥远不守”，则“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
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队、共产党红军三方面力量，使阎锡山自感如同“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 196页。）迫使他必须在“降日”还是“抗日”、“迎蒋”还是“拒蒋”、“反共”还是“联共”这三个关乎他政治统治的重大问题上作出抉择。
这一时期，无论是在东征中，还是在回师陕北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如何推动和扩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贯彻，如何能争取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等问题。他首先分析了阎锡山当时面临的处境及其政治态度有可能发生某种变化的现实性，不失时机地加紧开展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始终是由毛泽东筹划、指导并通过多种渠道展开的。
一是由毛泽东亲笔致函并直接派人前往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实际上，早在 1936年春红军东征期间，毛泽东就曾数次致信阎锡山，但可能因正值两军交战之时，故均“久未得复”。（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83页。)5月 25日，刚刚回师陕北 20天，他即再次亲笔写信表示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并托在东征中被俘的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二九二团团长郭登瀛返回山西时将信转交给阎锡山。信中明确表示：“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4—35页。）同日，毛泽东还分别致信晋绥军第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第六十六师师长杨效欧及赵戴文，申明愿与晋军、与阎锡山停战议和，筹商大计。毛泽东致阎锡山及晋军将领的信言真意切，处处体现民族大义，阎锡山虽仍未回复，但深有触动。
10月 22日，毛泽东致信傅作义并派彭雪枫作为中共代表携信前往绥远面见傅本人，一方面争取傅联合抗日，一方面请他介绍彭雪枫赴晋与阎锡山一晤。11月中旬，彭雪枫在山西省城与阎锡山首次秘密会见，双方达成建立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机构、交通与通讯联络渠道和秘密电台等三项协议。西安事变爆发后，宁、陕之间战事一触即发。为求得和平解决，逼蒋抗日，事变发生后的第 5天，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请他出面“周旋宁、陕之间”，从中调停。同时指出：“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并诚恳表示：红军“愿附骥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624页。）12月 22日，为落实 11月间彭雪枫、阎锡山达成的协议，并争取阎切实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出力，毛泽东再次致函阎锡山，并于次日请山西吉县县长璩象咸回太原代向阎锡山面陈中共之主张。1937年 2月 19日，经过争取，中共方面提出的建立电台和地面通信站，实现晋陕通商诸事，阎锡山终于“均已应允，并望能迅速办理”。（《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6页。）中共中央在太原的联络站以“彭公馆”之名正式建立。自此，中国共产党与山西当局之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二是具体指导北方局做阎锡山的工作。1936年下半年，毛泽东一方面代表中共中央亲自通过各种渠道与山西当局沟通，另一方面多次指示中共中央北方局加紧开展对山西上层的统战工作。8月 14日，他致信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党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刘少奇，要求其对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地方实力派“一有机会，即须接洽”，强调“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571页。）10月22日，在致刘少奇的信中，更加强调山西统战工作的重要地位，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601页。）12月2日，考虑到将来红军在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紧迫任务，他又两次致电刘少奇，指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618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抓住各种机会，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三是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等关系做阎锡山的工作。除请傅作义、郭登瀛、璩象咸帮助沟通与阎锡山的关系外，毛泽东还指示北方局积极联络或亲笔致信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等民主党派的朋友帮助做争取阎锡山的工作。10月22日，他在致刘少奇的信中，提出“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601页。）12月2日他致电刘少奇，再次要求北方局“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其条件为：‘（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618页。）12月 22日，他亲笔复信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629页。） 早在 1936年 2月，北方局就曾经请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通过其与曾任阎锡山参谋长的台寿民同乡、老同盟会员的关系赴晋见阎锡山疏通。之后，朱蕴山又两赴山西做阎锡山的工作，并切实促使阎锡山加快了与中共代表就有关建立电台、联络站、通讯、通商等事项的谈判和达成协议的步伐。
在毛泽东的谋划、指导下，通过多方、多渠道力量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最终促使阎锡山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经过反复权衡，做出了联共抗日的决定，从而也为抗战全面爆发后双方更为密切的合作拓开了道路。
三、开创山西抗战在华北的特殊局面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入晋抗日和国共两军协同作战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积极实践早前提出的“经营山西”战略，全力开创山西抗战的特殊局面，使山西真正成为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
（一）及时与阎锡山商定八路军入晋抗日和国共两党两军密切合作协同作战有关事宜。1937年 7月 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之后，其左路和中路军沿平绥路迅速西犯，逼近山西。面对近在眼前的危机局面，阎锡山对抗日和对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也日渐坚定、积极和迫切。为了尽早部署红军及改编后的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使八路军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以及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得到阎锡山的密切合作和有效支持，从而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毛泽东先后主动与阎锡山进行了一系列的函电商讨，并派中共中央和八路军代表与阎锡山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和协商。
1937年 7月 15日，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并派秘书周小舟携信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商讨“关于坚决抗战之方针及达到任务之方法问题，红军开赴前线协同作战问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4页。） 7月17日，毛泽东再次致信阎锡山，并令中共中央与山西当局联络代表彭雪枫速返太原，就红军与晋绥军协同作战及北方局进驻太原等问题与阎协商。28日，阎锡山复函毛泽东，表示：“先生抗日至为钦佩，国事危急，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71页。)8月10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指示他与阎锡山交涉红军出动路线和公开设立红军办事处等事宜。8月 25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同时，上述问题经与阎锡山商定后，由彭雪枫任主任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正式成立。
8月底，八路军开始东渡黄河，出师山西。为商定八路军赴晋参战后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兵员补充和后勤保障诸事，毛泽东于 30日和 31日连电即将赴南京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谈判的周恩来即时转赴山西，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阎锡山就以上事宜进行协商。9月 7日，根据毛泽东 9月 3日及当天的电示，周恩来在雁门关以西之太和岭行营与阎锡山达成八路军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等四项协议。进入 9月中旬，天镇、阳高、大同相继失守，山西战局急转直下，晋绥军中弥漫着失败情绪。9月16日，彭雪枫奉命赶往太和岭，向阎锡山通报八路军一一五师由原平向平型关开进情况。阎锡山表示，有八路军帮助，他决心团结一致抗战到底。根据山西及整个华北战局的急剧变化，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电示，周恩来于 21日陪同刚刚到达太原的朱德连夜奔赴前线再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游击地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变更等问题。经协商，阎锡山同意八路军在其辖区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允许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独立负责，并可实行减租减息，不好之县长可更换，所组游击队可发枪。
上述一系列协议的达成，阎锡山对共产党、八路军所提要求表现出的这种积极支持、配合的友好态度，虽然有其在晋绥军一路溃败、山西战局十分不利的形势下迫不得已的原因，但无疑为双方此后更加密切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为共产党、八路军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 9月 29日发给周恩来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中坚信：“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毛泽东文集》第 2卷，第 28页。)
（二）精心部署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为了开创山西团结抗战的特殊局面，使八路军在山西和整个华北的敌后游击战争中立足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从而充分发挥其优势、特长和最大的战略作用，最终实现“经营山西”的战略，将山西建成巩固的抗日堡垒，持久坚持华北抗战，毛泽东高瞻远瞩，不仅及早谋划、决策，而且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变更八路军的作战区域和兵力配置，部署各部的战略展开。他强调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应远看一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50页。)，“如部署得当，能起在华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击战争的决定作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47页。）。
根据与国民政府及阎锡山商定的方案，八路军主力开赴山西前线后，将全部集中部署于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配合友军，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是当八路军按照既定部署向山西开进时，华北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企图迅速拿下山西的侵华日军，在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于 9月 13日占领大同后，另一路协助察哈尔兵团迂回夹攻山西的华北方面军直属第五师团，于 9月 11日至 20日先后侵陷蔚县、浑源、广灵和灵丘，直驱平型关，图谋两路会合直取太原。这样，“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47页。）因此，毛泽东迅速作出了调整原定部署的决定。9月 16日，他致电正在率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要求将八路军 3个师暂时分别部署于以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太岳山为中心的晋东北、晋西北和晋南地区活动，以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再图发展，第一次提出八路军在山西分区部署，分片开辟根据地的计划。9月 19日、21日、23日、24日、25日和 29日，毛泽东接连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人及北方局负责人，根据瞬息变化的战局，对在山西普遍开展游击战争进行部署，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姿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 ”（《毛泽东文集》第 2卷，第 29页。）毛泽东特别强调，发展游击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毛泽东文集》第 2卷，第 21页。）
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八路军总部和各师派出若干地方工作团，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开始深入五台山、管涔山、吕梁山和正太路南侧地区分头发动、组织群众外，主力则主要是在北同蒲路和正太路两侧地区配合正面战场侧击日军。太原失守后，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立即部署八路军三师主力以山西四面山地为依托，实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战略展开。正是由于毛泽东及时坚决、正确得当、具有战略远见的部署，才使八路军抗战初期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这也是当时山西抗战特殊局面得以成功开创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三）真诚与友军同舟共济，协同作战。毛泽东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的 1937年 8月到 10月间，一方面集中精力专心部署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力争使之发挥最大、最佳、最适当作用，同时高度重视协同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竭力促成和发展国共两军在山西团结抗战的局面。
一是主动积极地向阎锡山军事当局建言献策，帮助其制定作战计划，促其改变战略战术，鼓舞其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日军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特别是将战火烧到山西后，晋绥军一败再败，一退再退，退至内长城防线时，“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53页。）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多次向蒋介石、阎锡山建议国民党军队不应全部部署于正面，专重于被动的正面防御，而应以主力或部分主力主动迂回于敌之侧后，进行大规模的侧后袭击战，发动和依靠群众，在敌后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此或可造成华北抗战的新局面，支持相当时期的持久战，变被动为主动，否则绝难持久。在忻口战役中，为使国民党军在忻口和太原保卫战中力争主动，毛泽东于 10月 6日和 13日先后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请他们转告阎锡山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程潜：“华北战局重点并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带之太行山脉。”“华北大局之枢纽，现乃在恒山山脉及正太路。该地区如失，则华北战局立即转为局部战，敌已达到控制全华北枢纽之目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第 31页。）因此必须集结重兵确保两关的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同时，此役的关键还在于忻口的守备和出击（出击是主要的），以及对敌之后方的破坏。他建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速派主力三四个师增援娘子关，并加强统一指挥。（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2卷，第 33—34页。）毛泽东的这些建议虽然至关重要，但国民党当局和阎锡山多数并未采纳。
二是集中主力全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开赴山西后，毛泽东反复强调八路军夺取游击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除军事部署的正确外，最主要的是紧密依靠乡村的广大人民群众。然而毛泽东并没有立即部署主力向广大乡村实行大规模的战略展开，创建抗日根据地，而是命令三个师的主力主要集中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首先是初上抗日战场，即取得平型关大捷，有力地配合了阎锡山的内长城防线战役计划。忻口战役展开时，他更是要求八路军“要准备付出相当之代价”，全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虽然可能大量减员，“但在支持山西作战，即用以支持华北作战较为长久之战略目的上，却有很大意义”。（《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77页。）在忻口战役和太原保卫战中，八路军三师主力在北同蒲路、正太路侧翼和晋西北、晋东北、察南、冀西地区断敌交通，袭夺敌县城、据点、兵站、机场，先后取得雁门关、阳明堡、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广阳等一系列游击战的胜利，歼灭了敌人的大量有生力量，有力地迟滞日军的进攻，减轻了友军的压力，给以正面战场以极大的配合。
三是重视加强与友军的团结相处。国共两军在内战时期曾经激烈敌对，但在民族危亡时刻，只有团结一致，密切合作，才能战胜外敌强寇。毛泽东曾专门致电前方总部和各师首长，强调“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经过上述方针，争取他们与红军团结一致，使他们真心愿意围绕于红军周围”。他要求将这一方针昭告全军，“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使此方针能全体彻底执行之”。（《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70页。）
从八路军出师山西，到太原失守，这一时期是共产党与阎锡山、国民党军与八路军合作最为密切的一个时期，也是国共两军在山西团结抗战特殊局面形成的标志。
（四）推动党的军事战略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转变。中国共产党要在华北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的战略任务，开创山西抗战在华北的特殊局面，最基本的军事力量是八路军。要使这支力量承担起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任务，关键是要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和特长，实行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即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将正规军变为游击军，分兵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八路军开赴山西后，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军反复阐释和强调游击战争的重要地位、作用和八路军的主要任务，着力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力促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实现。他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自己的一种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53页。）“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华北正规战争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要负严重的责任。”“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353、354页。）
11月 9日，太原失守之后，毛泽东预见到日军不久即将移其主力向山西内地各县之战略要点发动进攻，强调八路军各师须“重新部署”，即迅速转向并着手山西四大区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1月 13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八路军在山西的任务。他指出：“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116页。）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和具体部署，八路军三师主力随之迅速分兵挺进晋东北、晋西北敌后和日军尚未占领的晋东南、晋西南，全面实行由正规军向游击军，由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并以五台山、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太岳山、吕梁山、中条山为依托，渐次向晋察冀、晋察绥、晋冀豫边区展开，亦即以山西为中心的第一次大规模战略展开。从此，山西抗战进入以八路军正规部队为支柱，山西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全力协同，分区创建敌后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自太原失守到 1938年春夏，八路军各部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深入敌人侧后，分兵发动群众，如火如荼地开展更为广泛的游击战争，相继开辟和基本形成了以山西四面山地为依托的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北、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从而将毛泽东提出的“经营山西”、将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化为游击根据地”的战略由构想变为现实，真正实现了山西抗战特殊局面的开创。
〔作者王雷平，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公室研究员，山西太原 030071〕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