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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萧向荣《西行》以日记形式记录了 1936年红军西征的过程，以及西征战役结束后，西方野战军巩固新区，红军三大主力转战西北和西安事变的有关内容。从《西行》可以看出，红军各级指战员始终高度重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把这一任务“提在政治上更加高的地位”。《西行》还详细记录了曲子战斗和山城堡战斗的情况，这两次战斗在红军统战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如何争取东北军、如何团结广大回民群众、如何争取哥老会，《西行》中都有生动记录。《西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种种努力。
[关键词 ]萧向荣；《西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军；西安事变
红军结束东征回师陕北后，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的倡议，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 16个师另加 3个旅的兵力，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
在这种形势下，1936年5月8日和9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提出，在反日反法西斯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总的任务就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陕南、甘肃、陕北和宁夏四个方向作了比较，认为“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540页。）这次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报告，并作出红军西征的决定。5月 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征战役命令，红军西征开始。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解放军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06页。），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在南线和东线牵制和吸引国民党军队，巩固陕甘根据地，策应主力西征。西征部队于5月下旬至 6月上旬相继出发。至 7月底，西征红军给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开辟了纵横 8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从 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并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作积极准备。三大主力会师后，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西北，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
萧向荣的《西行》以日记形式记录了红军西征的过程，以及西征战役结束后，西方野战军巩固新区，红军三大主力转战西北和西安事变的有关内容。通读《西行》全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本文拟在《西行》所载内容的基础上，结合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种种努力，进行一些梳理和归纳。
一、“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在政治上更加高的地位”
萧向荣在《西行》中详细记录了《军委关于八月份任务的指示》（《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收录了这一指示，题目为《我军应继续执行三大战略任务》。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 560—562页。）。《指示》提出，虽然打破进攻是野战军目前的中心任务，但依然要“把统一战线的任务，提在政治上更加高的地位”。（本文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萧向荣《西行》。）在红军西征以及随后转战西北的过程中，红军各级指战员始终高度重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根据萧向荣的记载，作为西方野战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在 1936年 6月底的讲话中，认为在两广事变发生后，统一战线的策略，就“更加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红军的任务，就是要在西北更推进一步，以便响应两广的发难，援助两广的行动，推进“一致团结抗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式，彭德怀也时常提出指导意见。例如，在 7月 30日，彭德怀就明确提出两条意见：一条是“给白军官长的信，一般的均没有问题，不过给 118D周光烈信，提出要他不帮助 35D事，不大妥当，会给他以不十分好的影响”；一条是“应出一政治简报性质的小刊物，经常散到白军中去，信可以不必多写”。这两条意见，对红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失误，婉转提出批评，同时又对如何创新工作方式，提出明确建议。
萧向荣在红军西征及转战西北的过程中具体从事统战工作。9月 19日，结合中央精神，他记录了自己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理解，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团结西北力量，抵御日寇迈进，防蒋军的压迫和破坏，以保卫西北，打通国际，仍为我们目前急务”。萧向荣认为，这些任务都是从建立和促进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任务出发的，都不是相对的。二是在日寇指使伪军向绥东迈进的形势下，蒋介石有派遣汤恩伯前往抵御的可能性。萧向荣认为，如果真能如此，这将有助于争取汤恩伯纵队，求得统一战线更广泛的发展；如果蒋介石不这样做，红军将联合“二马”及其他实力，以一部到绥东抵御。三是对南京方面，加紧促其内部分化，使 CC派、法西左派、欧美派、元老派等与政训处对抗，从而推动蒋介石走向抗日，即所谓“迫蒋抗日”。对于蒋介石个人，萧向荣认为：“历史也有偶然性，也许蒋军大部参加抗日，而蒋个人跌到历史车轮以外，随着汉奸垃圾投降日本，或消极逃走。”不过，萧向荣也表示，“目前尚不能如此估计”。
西安事变之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共合作抗日被提上议程。从《西行》的记录来看，1937年 3月 6日，红一军团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杨尚昆作关于党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报告。这一年 2月 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电文中，为建立“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中共中央明确保证：“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39、38页。）为使红一军团的党代表理解中共中央电文精神，3月 6日下午，会议安排了讨论，晚饭后又安排了分组讨论。会议的内容和议程，充分体现出红一军团对贯彻党中央建立“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精神的重视。
二、消灭敌人“关系于开展统一战线之局面很大”
《西行》详细记录了曲子战斗和山城堡战斗的情形。这两次战斗，在红军开展统战工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曲子战斗：“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
宁夏是马鸿逵、马鸿宾的老巢，“二马”对红军西征拼命抵抗。因此，“二马”部队是红军打击的主要对象。但是，马鸿逵、马鸿宾属于西北地区的地方军阀，受到蒋介石排挤。鉴于这一情况，西征红军在坚决打击“二马”部队的同时，又采取对策，积极争取。
1936年 5月底，红一军团所在的左路军从陕北延川县出发，6月 1日到达曲子镇。曲子镇是通往宁夏的要隘，也是西征要夺取的第一个重地。从《西行》的记录来看，曲子镇的守敌为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团的团部和民团五六十人。凑巧的是，第三十五师一〇五旅的旅长冶成章率一特务连，也于这一天来到曲子镇。守敌和经过之敌“事前未得我军消息”，因此，以袭占曲子镇为目的，红一军团随即进行了部署，以第二师为先头部队，攻占曲子镇。6月 1日中午，战斗打响。直到 6月 2日拂晓，“在我火力的压迫威吓下，及经过宣传鼓动”，敌人全部投诚缴械，曲子战斗胜利结束。曲子战斗战果颇丰，除了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俘虏100余名士兵外，还捉获了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副旅长杨子福。可惜的是，杨子福在“放俘虏伤兵时放走了”。
毛泽东对俘虏冶成章非常重视。6月 2日，他和周恩来等人专门致电红一军团领导人，明确提出：“要特别优待冶成章旅长”，治好伤口后，送后方一行，谈后即送其回宁夏；俘获官兵可分配送走二三十人，要有回民，给以优待；其余大多数则训练数天，妥送吴起镇，交萧劲光派队护送后方，沿途布置欢迎。（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547页。）
按照毛泽东等人电报的要求，西征红军认真贯彻党的俘虏政策，通过集中训练和个别谈话，对俘虏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晓之以抗日救国的道理。然后发放路费，允许其回老家或返回原部队。对于冶成章，红军将其送往医院治疗，伤愈后又派人将其和夫人护送回去。这样，被俘官兵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政策的义务宣传员，在对“二马”部队开展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山城堡战斗：打破敌人进攻，“才有利统一战线”
1936年 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产生了极大震动。蒋介石不顾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严峻形势和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日救国主张，调集 260个团的优势兵力，妄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机，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夹击，消灭红军主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的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的打击；对毛炳文部、王均部予以牵制；对东北军继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为了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11月 15日，军委致电各方面军，明确提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 853页。）这一电文，充分阐释了歼灭敌人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萧向荣 11月18日的日记较好地体现了这一电文精神。日记这样写道：“胡敌尾我后追击，企图进扰苏区，我三个方面军有消灭该敌之任务。消灭胡敌，关系于开展统一战线之局面很大，必须坚决的克服一切疲劳和困难，执行这一战斗任务。”军委发出上述电文的次日，红军各部便开始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按照萧向荣的记录，胡宗南部第七十八师似乎已经发觉红军主力集中在其附近，所以前进之敌在 11月 21日又退回山城堡，以致于战斗直至下午才打响。到晚上12时许，将敌人全部击溃，大部消灭。《西行》详细记录了这场战斗的战果，此处不再赘述。
关于这场战斗，萧向荣有如下评价：“这次胜利，关系于整个战局很大，在三个方面军的配合之后，给了二、四方面军及苏区群众一极大之兴奋，给蒋之企图以严重的打击，及使其洋洋得意之‘剿匪’计划，濒于破产，给我们友军一个极好的印象，而使其中尚与我军敌对之分子，予以良好的教训。”之所以“关系于整个战局很大”，是由于这次胜利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显示了红军团结战斗的威力，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计划，对于巩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改变红军被动局面，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作用。这里的“友军”，指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山城堡战斗进一步使友军在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希望，坚定了其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决心。东北军中与红军“敌对之分子”，首当其冲的是何柱国的骑兵军。山城堡战斗的胜利给予何柱国“良好的教训”，由此红军与东北军之间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也便更加顺利起来。
三、“团结西北力量，抵御日寇迈进”
在民族危亡日益加深的严峻形势下，如何“团结西北力量，抵御日寇迈进”，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力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了不懈努力。
（一）争取东北军
早在 1935年底，中共中央就对在西北“剿匪”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张学良及其所在的东北军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与之相联合，不仅能够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而且能够影响其他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形成西北的新局面。因此，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传递信件等方式，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为进一步加强对东北军的联系，1936年 1月 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同张学良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在此基础上，1月 25日，毛泽东等 20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3页。）应张学良的邀请，4月 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6月 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对如何开展东北军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指导原则》提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把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但不排除对部分的东北军采取军事行动的必要。（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册，第154—155页。）从 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地区取得的第一个胜利，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打下了重要基础。
在西征以及之后转战西北地区的过程中，红一军团是如何与东北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萧向荣在《西行》中多次作了生动而详细的记录。
1.印发传单。7月 21日的日记，记录了一份给东北军的传单的内容：一是着重说明在亡国灭种面前，东北军与红军应该一致抗日。不然的话，“不管打死一个红军，或是打死一个东北军，消耗一颗子弹，都是国防力量的损失，为日本及汉奸所称快的事”；二是极力为东北军着想，明确提出，如果受蒋介石压迫，不得不向红军进攻时，“尽可先行通知红军部队，红军是可以予以相当的方便的”。传单如何送到东北军手中，日记也做了交代：“利用俘虏送去。”由此可见，红军将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既可以加深东北军对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也可以帮助宣传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
2.精神感化。9月 27日的日记，记录了红一军团第十三团当天的行程。这一天的急行军，行程约百里，而且没有带中饭，但战士并不疲劳，精神状态也很好。只有一小部分掉队，不过很快就跟上了。日记随后记录了一位东北军来的人对红军战士的高度评价：“我在白军从未看过这种艰苦耐劳的情形，这只有红军才能做得到。”12月 25日的日记，再次记录道：“东北军之官长，对于红军之艰苦、英勇的精神，深为钦仰。”红军吃苦耐劳、英勇无畏的精神面貌，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对东北军官兵产生了深刻影响。3.会面联欢。12月 25日的日记，萧向荣记录道：今日第一次与东北军“公开会面”。由于是第一次公开会面，在个别群众中产生了误会，他们“误为红军投诚东北军”。1937年 3月 7日和 9日的日记，再次记录了与东北军的一次会面。这次会面，是为东北军送别，宣传部和抗日战线工作部及宣传队全部参加。从参加人员的组成来看，这次会面有着重要的使命，即宣传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加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两天的日记表明，东北军对红军的到来很是欢迎：“卫队营招待我们，极殷勤”；两军之间的游艺，也“甚得欢迎”。12月 12日，西安事变爆发。随后，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西安，处理这一事变，基本上与蒋介石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共识。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发生的，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行》对西安事变的记录，包括一封来信和两次报告：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就发来信函，通报了西安事变的总体情况；12月 2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任弼时专门就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前途作了一场报告；1937年 1月 11日，作为中共中央派往西安处理西安事变的代表，博古为总政治部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报告了西安事变的原因、客观环境，以及蒋介石释放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一个月之内多次通报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形势和任务，反映出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高度重视。
（二）团结广大回民群众
陕甘宁地区，回民占有较大比例。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对于团结回族人民共同抗日，具有重大意义。1936年 5月 25日，西征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集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等等。（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册，第 129页。）这一宣言，是红军在转战西北过程中执行民族政策的依据。为进一步做好回民工作，6月 8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等西征红军重要领导人，提出对回民工作的政策。电报还规定三大禁条，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即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器具、注意回汉民族团结。（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 549页。)
在《西行》中，萧向荣对团结回民群众的记录，主要集中在两个讲话中。一个是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报告，一个是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讲话。5月 27日，聂荣臻为红一军团作关于西行任务及工作的报告。报告第二部分，在强调“要用艰苦的工作、模范的纪律，来争取群众”时，聂荣臻从几个方面谈到回民问题，包括经济发展已进到土地革命阶段，所以我们应发动回民起来打土豪，必须严格注意发动群众问题；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培养回民干部；注意防止回汉民族的民族仇恨，加紧阶级教育；等等。彭德怀的讲话，记录在 6月 27日之后，未注明具体日期。讲话第二部分，在谈到“占领区域的赤化”时，彭德怀特别强调要发展回民经济，要推动“回人治回”：回民的经济发展，是与汉人有同等的程度，不应以民族的界限，而轻视土地革命的斗争，把民族界限看得太神秘；对“回人治回”的口号应该提得很高，争取少数民族的大多数。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红军领导人的这两个讲话，对于联合回民群众共同抗日，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此外，在 7月 30日，彭德怀还召集萧向荣等人到野战司令部，讨论回民工作。不过，《西行》中未记录讨论的具体内容。
回族人民在党的政策和红军将士实际行动的感召下，迅速觉悟起来。他们不仅积极参加红军，支持红军西征和转战西北，而且还组织了回民游击队、回民抗日救国军等。团结回民群众的工作，为开辟西北抗日战场，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争取哥老会
哥老会是具有广泛下层群众基础的秘密结社组织，在西北地区具有较大影响。哥老会有其革命的一面，如反对统治阶级的反动统治、打富济贫、反对贪官污吏等，但其思想和组织形式又带着极浓厚的保守的、迷信的、封建的色彩。因此，哥老会时常为反革命的野心家与军阀官僚所收买利用。鉴于哥老会的这种性质，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予以争取。1936年 7月 15日，在红军西征期间，毛泽东发表《对哥老会宣言》。《宣言》肯定了哥老会自辛亥革命以来“光荣的事绩”，同时指出，不管我们过去互相间有过怎样的误会与不满，我们现在都应该忘却抛弃，我们要在共同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下联合起来，共赴国难。“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5年版，第 50—52页。）次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指示》明确要求，要“注意物色与哥老会有关系的人物，最好是从前曾经参加过哥老会的同志或革命群众，首先同哥老会中的龙头大爷，特别是豪杰尚义之士，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册，第 193页。）
在 9月 30日的日记里，萧向荣记录了当地哥老会山主大爷的分布情况。从这些记录能够看出，哥老会在西北地区比较普遍。10月 8日的日记，萧向荣提到马玉枢。此人是贵州人，在军界干过，有一定的文化，赞赏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马玉枢跟当地哥老会比较熟悉，表示愿意前往会见哥老会的马二爷，转达红军的主张。但他同时又表示惋惜，因为他认为马二爷没有多大用处，如果马四爷在家，就有可能襄成大事。不难看出，物色马玉枢与马二爷会见，完全符合前述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的要求。虽然马玉枢不看好马二爷，10月14日，萧向荣还是就“红军对回民主张”“红军对抗日主张”“目前红军的行动”与马二爷进行了会谈，“结果颇好”。
争取哥老会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些哥老会会员，给红军当向导，为红军送情报、送弹药，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运送医疗器械；哥老会还通过他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关系，作了很多转化工作；他们自己也组建了江湖抗日军和江湖抗日游击队等武装队伍，与红军共同抗日。
四、《西行》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建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
关于西征期间以及随后转战西北的过程中，广大红军将士如何着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西行》中得到翔实生动的体现。这些记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几个鲜明特点。
（一）各层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西行》所记录的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典范，这与红军各级指战员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是分不开的。如前文所述，作为西方野战军的最高领导人，彭德怀不仅在讲话中分析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强调巩固和发展与回族、蒙古族人民的友好关系，还就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式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作为具体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萧向荣，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效果，更是经常予以总结思考。例如，萧向荣在《西行》中两次提到与东北军开战统一战线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一次是 10月10日。这一天，从东北军开小差的刘希炳，没有较好地完成红军派其给东北军官长送信的任务。萧向荣总结了三点原因：一是刘希炳对统一战线的工作了解太差；二是他没有胆量，不敢承认是红军代表；三是他不敢公开向士兵说话。一次是 10月 21日。萧向荣在与东北军骑兵部队的几个人谈话之后，深刻认识到这样几个问题：这几个人认为红军不信任他们，以为让其送信至东北军是考验他们；对红军关于东北军的政策丝毫不了解；在骑兵部队里，红军的影响力极其微弱。这些总结，体现了萧向荣对统一战线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对更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二）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关于如何有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西行》记录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对东北军的争取，除了前文分析的方法之外，10月 11日还记录了一条更为巧妙的计策。这一天，萧向荣所在的部队，用兴隆镇和常家集两地回民解放会和抗日会的名义，并派群众代表一人，带了 16只羊，前往慰劳骑兵军第三师。同时，还写信表示群众希望东北军和红军停战，一致联合抗日。十天之后，骑兵军第三师就有人去红军驻地谈话，虽然谈话结果不甚理想，但红军与骑兵军从此有了直接接触。争取俘虏，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意义重大。萧向荣记录了这样一些方法，包括开晚会欢迎俘虏，以及解释、上课、唱歌、游戏等方式。《西行》还多次记录剧社的演出。在三原县各界武装自卫大会上，“战士”“火线”二剧社的表演，颇受欢迎。当演“亡国恨”时，“甚至有感而下泪者”。在该县一二八纪念会上，剧社参加跳舞，“大众”剧社演剧两幕。两条记录，提到三个剧社，说明当时剧社之多。“甚至有感而下泪者”，说明剧社演剧在争取社会各界一致救亡方面，效果是显著的。
（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极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何柱国的骑兵军，“坚决进攻”红军。红军决定在有利条件下对其予以正当打击，但仍不放弃“政治上的争取”。政治上争取骑兵军的情况，萧向荣专门有一段论述：“KA的士兵，因过去未与我军接触，同时在何柱国的反动欺骗下，对我军的主张，很不了解，甚至还怕我们俘虏他会把他杀掉。但一般的知识比较高，很容易接受我们的宣传，给以我们进行工作的一个顺利的条件。”这段论述，分析了骑兵军坚决进攻红军的原因，也指出了对其进行政治上的争取是完全可行的。“二马”部队，是西征作战的主要对象。除了在曲子战斗中优待马鸿宾部队的俘虏之外，7月 8日晚，红军对马鸿宾部队解除包围，并利用这一机会，致信马鸿宾，“一方面提出我们真诚的主张，一方面并说明我们以解围之行动，来证明我军对于自己主张之忠实”。捐弃前嫌，争取敌人，红军“对于自己主张之忠实”，得以充分体现。
（四）坚持以强大战斗力为后盾。《西行》统计了从 1935年进入陕北到 1936年 8月 1日红军南征、东征、西征的战果，展现了红军强大的战斗力。仅就俘获敌人而言，共俘获两名师长（此处记录有误，这两名师长都是在战斗中被击毙——作者注）、一名师参谋长、一名师政训处主任、两名旅长、六名团长、400余名团以下军官、8550余名士兵。此外，还抓获县长数人。消灭敌人对开展统一战线的影响，萧向荣有着深刻认识：对敌人给予军事打击，“关系于开展统一战线之局面很大”；山城堡战斗的胜利，对东北军中“尚与我军敌对之分子，予以良好的教训”；坚决消灭胡敌，以“开展统一战线之新局面”。正如山城堡战斗前夕军委电报所指出的：“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争取敌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强大的战斗力是难以做到的。
综上所述，萧向荣《西行》详细记录了红军西征及转战西北过程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生动实践，对于理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研究中国共产党抗战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除此之外，《西行》所记录的任弼时、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等的活动或讲话，在其年谱中没有体现，从而为这些重要党史人物的研究和这一时期党史、军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史料。
〔作者刘志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