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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中共党刊积极宣传介绍《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相关内容和精神。以《群众》周刊为例，从1947年到1948年间《群众》周刊香港版组织力量，设立专栏，及时刊载中共中央关于土改的文件、讲话和新华社重要社论，积极介绍各解放区土改成就和纠偏情况，刊载了大量署名文章。在政治局势激烈动荡、各种政治势力冲突尖锐的年代，《群众》周刊的宣传，有助于港澳人士和海外华侨了解党的土改政策，使一些摇摆不定的民主人士消除疑虑，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利用报刊、立足群众，敢于宣传、善于宣传的政治气魄和精良的宣传工作方法。
[关键词]《群众》周刊；《中国土地法大纲》；宣传工作；土地改革
《群众》周刊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公开出版的理论刊物。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汉口创刊。汉口陷落后迁往重庆，1946年6月又迁往上海。在重庆谈判破裂后，1946年9月5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非法搜查《群众》杂志社，1947年3月2日《群众》周刊在出版了第14卷第9期后被迫停刊。还在1946年11月10日，周恩来就作出指示，要把《群众》周刊迁到香港出版发行，以争取舆论和人心。（参见周恩来致林平、汉夫信，1946年11月10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部署下，《群众》周刊香港版于1947年1月30日顺利出版发行。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群众》周刊香港版的办刊方针是：揭发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揭发它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协定，进攻在抗战中的敌后建立的各个解放区；揭发国民党为打内战，不惜向美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使中国的殖民地化危机越来越严重；揭发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掠夺，苛捐杂税，恶性通货膨胀等，宣传介绍解放区的成就。（参见周而复：《往事回首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235页。） 通过香港这一特殊区域，向国统区、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坚持斗争、坚持统战工作。
《群众》周刊在香港出版发行之时，恰值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态势。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的战斗旗帜，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纲领。宣传土地改革成为这一时期中共新闻宣传机构的一项中心任务。为了贯彻中央对土地改革宣传工作的精神，从1947年到1948年间，《群众》周刊组织力量，设置专栏，大量刊载中共中央关于土改的文件和讲话，及时转发新华社的重要社论，系统介绍各解放区土改情况和重要消息。同时《群众》周刊还特邀著名民主人士和知名学者发表了大量专论和署名文章，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宣传攻势。
本文通过整理、分析1947年第39期至1948年第3卷《群众》周刊刊载中共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社论以及署名文章，归纳总结《群众》周刊扩大宣传和影响的途径，以期呈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政治局势激烈动荡、各种政治势力冲突尖锐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香港通过《群众》周刊，开辟自己的宣传阵地，帮助港澳人士和海外华侨了解中共的土改政策，使一些摇摆不定的民主人士消除疑虑，使中共的土改方针和政策直达民心，展现了其敢于宣传、善于宣传的政治气魄和精良的宣传工作方法。
一、刊载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及时转发重要社论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为了及时把党中央的声音传到港澳和海外，1947年第39期《群众》周刊在首要位置，全文刊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1947年9月13日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转载了1947年11月26日《晋察冀日报》的社论《全体农民起来平分土地》。社论说：“实行这个主张，就是彻底废除封建，彻底平分土地，使人人有地种，人人有房住，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孩子都能念书，广大农民彻底翻身作主人。”“我们的敌人是封建，它压迫农民几千年了，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打倒的，一定要大伙农民都起来，工人、贫农、雇农做骨干，组织一个土地改革的大队伍，团结一条心，像个铁疙瘩，狠命的斗才能打倒它，不斗它是不会倒，也不肯倒下去的。地主是封建剥削鬼，吃农民的肉，喝农民的血，是农民的死对头。他们黑心肠，诡计多，狠命要把农民往死里踩。农民要翻身，就得狠命跟他作斗争，一点不能留情。”（《全体农民起来平分土地》，《群众》1947年第46期。）这篇社论言辞通俗、句句铿锵有力，非常具有鼓动力。
《中国土地法大纲》总共有16条，怎么能让群众理解清楚和明了？《群众》周刊刊登了彭真在晋察冀边区农会临时代表会上的讲话——《把农民队伍组织好》。彭真激情昂扬地说：“大家别看土地法有那么多字，内容多，不好记，不好掌握，其实也容易，同志们只抓到它的要点就行了。简单的说，记住三句话就行了。一个是村里的一切土地平分；一个是地主全部和富农多余的浮财等要拿出来，分给缺乏这些东西的农民，分的时候不要平分，要填坑补缺；再一个是废除债务，乡村在土改前的旧账一律勾销，从前公家贷给贫苦农民的粮款也统通不要了。”（彭真：《把农民队伍组织好》，《群众》1947年第47期。）
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进行，《群众》陆续刊载的中共关于土改的指示有：《东北解放区实行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晋冀鲁豫边区实行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在老区与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1948年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共东北局对新区土改的指示》等。《群众》还转载了中共关于纠正土改“左”的错误倾向的几篇重要文件，如：任弼时《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习仲勋《关于纠偏整党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1933年的两个文件的决定》（《怎样分析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等。另外，《群众》1948年第2卷第18期上不仅全文刊登了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为了帮助群众理解毛泽东指出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的含义，还特别刊发《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详细分析道：农业社会主义“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平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财产是从发展生产力这一个基本点出发的。是为的把不事生产的、寄生的、腐朽的、反动的封建阶级所霸占的生产条件交给直接生产者，是为的彻底消灭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以利社会生产力的广泛发展，而绝不是为分配而分配。在土改中分得一定分量的土地财产的贫农和雇农，此后必须努力生产，改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的竞赛，依靠自己以及群众间变工互助的劳动，来提高自己的经济情况，决不能还等待什么分配又分配，或又把希望寄托于救济又救济的民主政府。（参见《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群众》1948年第2卷第31期。）这篇专论对读者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做了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的评析。
“千户万户喜朝晖，处处村头现紫薇。解放农人歌自得，专横铁鸟云高飞。平田有分躬耕乐，扫地无余心事远。后起青年多俊秀，秋高试马壮而肥。”（《朱总司令近作（诗三首）》，《群众》1948年第2卷第38期。该诗与后来收入《朱德诗词集》（新编本）中的《新农村》有出入：“千门万户喜朝晖，处处村头现紫薇。解放农人歌自得，专横地主莫高飞。平田有份躬耕乐，得地无余心事违。后起青年多俊秀，秋高试马壮而肥。”）朱德的《土改后的农村》这篇诗作登载在《群众》1948年第2卷第38期上，使严肃政治话题变得轻松活泼起来，极富感染力。
二、组织民主人士和学者撰写文章解读《中国土地法大纲》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发后，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方针政策顿时成为全社会最关心和最想了解的话题。作为党的“喉舌”，《群众》周刊组织民主人士和学者撰写专论和署名文章，帮助社会各阶层提高对中共土改政策的理论认识和理解，积极回应读者和社会的疑问。根据笔者统计，这些专论和署名文章共有10多篇，先后有：方方的《“耕者有其田”与爱国民主革命》、许涤新的《耕者有其田是发展工商业的前提》、小云的《解放区是这样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的》、林默涵的《人民解放军与土地改革》、狄超白的《论划时代的土地改革》、陆诒的《对土地法的观感》、胡绳的《让农民自己动手解放自己》、邓初民的《我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一个看法》、陈其瑗的《以实行“耕者有其田”来纪念孙中山先生》、李伯球的《略论中国土地改革》、黄药眠的《我对土地法大纲的看法》、王思曙的《土地改革与中国革命》、许涤新的《为什么要平均分配土地》、谭平山的《土地改革与民主统一战线》等。归纳起来，这些专论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为什么要提出土地问题？这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民众最想了解的问题。时任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社长、民盟中央宣传委员兼《光明报》主编的陆诒解释说：“只有把这个不合理的反动的制度，连根拔掉，我们才能‘一劳永逸’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如果挣脱殖民地的枷锁，必然要工业化。但工业化的前提是什么？还是要在此时此地，先解决土地问题。”（陆诒：《对土地法的观感》，《群众》1947年第41期。）这篇文章还透彻地指出：“如果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就得不到大多数的农民的拥护，不可能有巩固的解放区作为总后方，也不可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把攻势发展，打垮蒋军。”（方方：《“耕者有其田”与爱国民主运动》，《群众》1948年第41期。）
土地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时任中共香港分局书记的方方鲜明地指出：土地改革目的就是农民翻身。“农民的翻身就是民族的翻身”，“只有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挖掉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中国的根子，使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在中国的依靠失掉而崩溃，”。诸如：“培育广大工人阶级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问题，供给给丰富的粮食、原料与吸收最广大的工业品工业市场问题，建设现代化军队问题，援助民主运动问题，提高中国文化问题，就迎刃而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国革命，才算是彻底完成。”（许涤新：《为什么要平均分配土地》，《群众》1947年第40期。）
二是为什么要平均分配土地？为什么要“平均分土地”，是当时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对此，香港《群众》周刊主编许涤新，作了详细的理论分析。他指出：第一，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消灭封建制度最彻底的方法。在这种办法之下，一切的封建特权和超经济的剥削，都失去了其存在的可能。1946年《五四指示》以后，只实现了半个耕者有其田，只算翻了半个身，只有实行彻底平分土地，雇农贫农的土地要求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和解决。第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能动员团结乡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起来参加土地改革”。这样一来“就取消了农村中的贫富的差异，就取消了过去那种利用土地和资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的可能”。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不但取消了封建剥削，取消了封建地租，就是相当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绝对地租和等差地租也没法存在。第三，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这种办法没有厚待任何人，亦没有歧视任何人。这是一视同仁、大公无私的办法。（参见《群众》1948年第2卷第6期。）这主要是从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和方向的角度来论述实行土地改革、推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当时社会有疑问：为什么中共要“泥腿子”自己起来，而不采取较“温和”的方式进行土改？对中共从《五四指示》的“减租减息”转变为发动农民起来搞轰轰烈烈的“平均分配土地”大为不解。时为香港生活书店总编辑的胡绳（署名沈友谷）明确地回答说：因为“除了农民大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社会力量单独能够压倒封建地主势力，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无产阶级也不能”。“一、除非发挥农民大众的力量，就不可能压倒乡村中的封建与半封建的地主统治势力；二、除非发挥农民大众的智慧，就不可能适当地处理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所遇见的一切原则性的和技术的问题——这就是土地改革非靠农民群众自己行动起来不可的原因。”农民大众起来自己救自己，是否会产生失误呢？胡绳斩钉截铁地说：不会。因为“有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领导，有了无产阶级的合作，并且农民自己经过多少年的奋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种合作越密切，领导越明确，经验越丰富，克服这种过火与错误的可能就越大。”（沈友谷：《让农民自己动手解放自己》，《群众》1947年第41期。）胡绳以他在政治上的党性和理论上的锐气明确而简洁地解释了发动农民起来进行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
三是平分土地是否会损害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土地法大纲》实施后对民主统一战线有什么影响和作用？是否会吓跑开明地主，有损统一战线呢？
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常务委员、社会知名民主人士邓初民专门就《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否会破坏民主统一战线、破坏工商业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中国土地法大纲》里面，并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土地分给农民，即为农民所有，而且还可自由买卖。不仅如此，只要不是恶霸地主，也好要分给地主一份。……仍然是资本主义范畴的。”他进而说：如果自以为是民主革命一分子的开明地主，因为“耕作有其田”损害了自己利益，就来反对土改，反对革命，那还算得上是“开明”吗？（邓初民：《我对于土地法大纲的一个看法》，《群众》1947年第42期。）
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伯球在《略论中国土地改革》中也着重分析了实施平分土地后“掀起农民的战斗行动，对于民主联合阵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他说：“在广袤的土地上动员着的群众与解放军主力行动相配合，将由江北迅速发展到江南与西南，国军粮源兵源必将陷于枯竭，各大城市物价粮价的风暴，将逼着广大的工人学生店员工商业家起来自救，所以民主团结只有由此加强，而不是削弱。内战只有由此缩短而不是延长。”（李伯球：《略论中国土地改革》，《群众》1947年第3卷第5期。）
谭平山也指出：“我们完全同意中共土地法大纲，就是因为这个大纲是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最忠实的实践。”他进一步解释说：“实行土地改革不独不会影响工商业者的利益，反而会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发展工商业，使工商业获得发展的前途，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呼吁向往民主自由的工商业者，“坚决靠拢到民主统一战线中来，共同努力于土地改革之实现，以达到工商业发展的光明大道”。（谭平山：《土地改革与民主统一战线》，《群众》1948年第2卷第9期。）政治活动家黄药眠提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这个政纲不是中国资产阶级提出来？”他分析说：“这是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受到了外国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始终不能顺利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始终非常薄弱的缘故。中国资产阶级既不敢去没收地主的土地，因为这有损于私有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但同时他们又没有力量把封建的土地经济转变成资本主义经营的土地经济。于是这个资本主义性的土地政策底任务，乃不能不落在工人和农人自己的身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必有资产阶级来领导，而可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一个命题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可说已经是获得了辉煌的例证了。”（黄药眠：《我对土地法大纲的看法》，《群众》1948年第2卷第5期。）
上述文章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思想：中国共产党是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绝不只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由于资产阶级提不出这样彻底的反封建的纲领，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场运动，而这场土改又极大地保护和促进中国工商业发展，当然就不会损及民主统一战线。这有助于帮助港澳一些摇摆不定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消除对中国共产党土改政策的怀疑和误解。
三、及时介绍各解放区土改成就和纠偏的情况
为了详细介绍土改后解放区土改进展、成就以及解放区的变化，《群众》周刊设立了《解放区报道》专栏，在1948年1月8日刊载了署名醒华的《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概况》，系统介绍了一年来东北解放区土改的主要收获。文章说：“经过一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东北解放区基本上摧毁了封建势力的统治，几千年来呻吟在地主阶级封建淫威下面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翻身，重新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截至去年七月统计：东北解放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嫩江、辽北、松江、牡丹江、合江、辽宁等八省及热河一省）已有六百二十九万零六百二十四个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得八亩地。”“数十万翻身的农民成批成批地涌入人民解放军主力及地方武装，在紧张的土地改革及生产运动中，积极支援前线，一年来参战群众已达五十九万余人，组成担架四万一千付，大车八万六千辆。……东北翻身的农民自觉的为自己的利益而战，这就成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必胜的保证。”（醒华：《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概况》，《群众》1947年第50期。）署名为墨平的《解放区的春耕热潮》一文，激情洋溢地评述了土改后“东北、山东、晋察冀、晋绥、陕甘宁、太行等所有的解放区的农民，现在都已积极地开始了春耕”。（墨平：《解放区的春耕热潮》﹐《群众》1948年第2卷第14期。）通过对解放区土改具体情况的报道，港澳和海外读者对中共的土改政策和作用有了更感性的认识。
特别要提到的是，《群众》周刊1947年第34期、35期连续登载了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新著《我看见了新中国》。她在《耕者有其田——解放区纵横行》一文中提出：中共对两千多年来封建主义统治下的农民开启的这场深刻社会变革运动，将是史无前例的。她说：“土地改革的目的并非为了一个幻想的乌托邦，她是为了‘打破封建’，用‘新资本主义’方式扩充生产。……调整土地所有权以致大部农民能靠自己的土地来生活。她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使更多的贫农上升为‘中农’。”“这样自由的农民才能走上繁荣之路。”（〔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耕者有其田——解放区纵横行》，《群众》1947年第34期。）
由于土改中发生的“左”的偏向带来了负面影响，当时香港社会出现了一种谣言，说“中共不要统一战线了，不要中间人士了，要放弃联合政府的主张，要实行一党专政”，造成人心波动。《群众》连续登载三篇关于土改整党典型经验的文章：《平山土改中创造好范例》（《群众》1948年第2卷第8期。）《绥德黄家川村的整党经验》（《群众》1948年第2卷第8期。）《山西崞县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群众》1948年第2卷第13期。）。1948年2月8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部长谭政文就山西崞县召开土地改革代表会议情况给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写了一份报告。毛泽东为这个报告写了按语，将标题改为《山西崞县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与按语一起发表在1948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上。《群众》1948年第2卷第13期用8页篇幅刊登了该报告的全文和毛泽东的按语。毛泽东在按语中说：“这篇通讯中说明……曾经划错了许多人，但是已经公开地明确经过群众代表的讨论，决定改正。对于不给地主以必要的生活出路，不将地主富农加以区别，侵犯中农利益等项错误观点，作了批判。”及时地帮助读者了解中共是怎样纠偏的，有助于破除社会上的谣言和各界人士的误解。正如毛泽东所说：“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
四、认真贯彻中共对土改宣传工作的指示，敢于宣传、善于宣传
加强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报刊的优良传统。192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页。）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局电，指示：“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针对当时许多地方通讯社和报纸对土地“左”的偏向所作的不加分析、不恰当的报道和评论文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毛泽东罗列了宣传工作中的错误表现：即“一、不是宣传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的路线，而是孤立地宣传贫雇农路线。不是宣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劳动人民、受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民主政府，而是孤立地宣传所谓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对中农，对独立劳动者，对民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等，则一概不提”；“二、在整党问题上，……甚至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宣传”；“三、在土地改革问题上，……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四、在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上，对于某些解放区存在着的严重的‘左’的倾向，或者加以赞扬，或者熟视无睹”。（《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0—1281页。）中央和毛泽东要求“这些现象必须改变”。（《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183页。）
随后，毛泽东在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都应当在报上发表，在电台广播，使广大群众都能知道。”他明确指出：
“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他要求报纸上的文章不能“钝刀子割肉”、“半天也割不出血来”，要写出“尖锐、泼辣、鲜明”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18、1322页。）6月3日毛泽东又批示，必须坚决改正“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的错误，“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在认真贯彻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土改宣传工作指示精神的基础上，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要对香港、对海外，对国统区人民群众的活思想，从各方面进行理论性的解释，（参见许涤新：《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对〈群众〉的培育》，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分会等编《群众周刊回忆录》，群众杂志社1989年版，第7页。）《群众》周刊努力扩大党刊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第一，开辟“友声”专栏，积极鼓励民主人士发表意见、撰写文章。《群众》周刊通过“友声”专栏，鼓励民主人士发表意见、撰写文章，广开言路，消除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共“彻底平分土地”政策的不理解、怀疑和担忧，也“照顾到各阶层读者的需要”，大大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读者之间的联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影响，极大地促进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加强。
第二，努力将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推广到国统区。《群众》周刊在香港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它还通过多种渠道将刊物发往国统区销售。据回忆，当时上海黄河书店就秘密发售《群众》周刊。而且“当时华南的海南岛、东江、西江、粤北、南路等游击区和闽、粤、赣边区，粤、赣、湖边区，桂、滇、黔边区……都分别在香港设立联络点，同时也在港采办《群众》周刊”。（南方日报社、广东《华商报》史学会合编《白首记者话华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群众》周刊总发行量有7000份左右，在香港印3000份，大陆地区主要是国统区印三四千份。（参见卢杰：《关于香港〈群众〉周刊的几点回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南京分会等编《群众周刊回忆录》，第148页。）
第三，专设“读者与编者”和“复信”栏目，及时解答读者问题。例如读者来信问：“怎样划分农村中的几个阶层”？（《群众》1947年第41期。）还有读者问：“毛泽东先生的‘四一’谈话中有这样一句话：‘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者及其统治基础’”不好理解，希望编辑给予指教。（《群众》1948年第2卷第23期。）《群众》周刊都进行了认真、准确的答复。而这份读者来信所提到的“毛泽东的‘四一’谈话”就是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第四，在编排上充分运用社论、专论、短评、通讯、特稿、照片、漫画等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发挥宣传作用。夏衍曾回忆说：“《群众》周刊长文章多，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一，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就开辟了《茶亭杂话》这个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1948年6月17日这个专栏改为《蜗楼随笔》。”（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87页。） 从《群众》31期起夏衍用“汪老吉”、“任晦之”两个笔名，每期写两三千字，一直写到1948年底，一共大约写了十多万字。
经历过这场轰轰烈烈土地改革运动的韩丁，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宣传和动员攻势，他曾生动地描述：“院墙上，几条温和的、防御性的每个字有六尺来高的标语被抹掉了，代之以激烈的、进攻性的标语：‘平分土地！’‘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今天，重新梳理、阅读刊载在《群众》周刊上的那些观点鲜明、论证清晰、分析透彻的文章，读到胡绳、许涤新、方方、林默涵、邓初民、黄药眠、李伯球、谭平山、狄超白等人激情四射的文字时，我们对韩丁说的话有了更深切的历史体认。的确，全社会各阶层动员起来了。一时间“对于每个革命分子、共产党员、政府职员、群众团体的领导、教员、农民、学生、小贩、工人、士兵、商人以及倾向进步、倾向民主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新土地法也是检验他们政治立场的尺度”。（〔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国民党也希望通过他们的土地政策赢得民众支持，还在1946年蒋介石就训诫属下说：要“使一般民众皆能了解我们的土地政策是真正为民众解除痛苦，使农民得到利益”。（转引自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中国近代通史》第10卷，凤凰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页。）但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提出的政治纲领，“不能取信于民众，更不能号召民众”，“一般民众对于本党的宣言条文，他们认为宣言条文都是没有价值的，没有信用的”。（转引自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中国近代通史》第10卷，第328页。）当时就连声称自己对国内各政党不偏不袒、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立场的刊物《观察》，在1948年第4卷第6期上也发表了专稿，对比国共两党土改政策，批评国民党始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土改方案，呐喊：“农村土地问题是今天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大问题”，“谁能与人民站在一边，将来谁就会胜利”。（《观察》1948年第4卷第6期。）以《群众》周刊为代表的中共党刊能够发挥鼓动民众作用，根本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以及中国共产党土改方针政策彻底地消灭了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社会实践，而不是流于空谈。通过《群众》周刊，中国共产党开辟自己的宣传阵地，解答群众对土改政策的疑惑，全力扫除土改“左”的错误倾向带来的负面影响，让广大海外侨胞以及中间力量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从游移徘徊转向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光明与进步而斗争。
回顾历史，我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利用报刊、立足群众，敢于宣传、善于宣传，让群众充分理解党的政策，进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对民众的广泛宣传和动员。习近平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以1947至1948年《群众》周刊对《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宣传为中心的考察，更能让我们从历史场域中去领悟讲话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与重要意义。
（本文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作者何薇，女，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四川成都610031〕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