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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公布的一些有关中共七大的档案资料显示，在筹备七大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七大的召开时间、代表的人数、代表的产生、组成和要求等方面向共产国际进行了报告，共产国际也就此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并作出了重要决议。中共七大档案中仍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会期的拖延问题、大会的经费问题、毛泽民对中共七大的建议、共产国际对中共七大的支持和指导等，值得继续研究。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共七大；《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9卷，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提供了一批档案资料。其中有关中共七大的档案资料，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共七大研究，深化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很有帮助和参考价值。
一、有关中共七大档案的基本情况
据初步统计，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有关中共七大的文件至少有16份，即1937年11月11日季米特洛夫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谈话；1938年2月2日安德里阿诺夫同张闻天谈话的简要记录；1938年5月8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报告；193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的电报；8月19日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给季米特洛夫的书面报告（节录）；10月12日中共中央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11月26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12月29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给季米特洛夫的信；1月29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2月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关于中共组织和干部问题的决议；2月19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的信；3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的决议；3月3日中共中央为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政治方针；3月11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飞行表决结果整理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第34（A）号记录；1943年6月25日毛泽东关于陈绍禹、秦邦宪、张闻天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错误路线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这批档案的形成时间大都集中于1939年、1940年，其中1939年有5份，1940年有7份。虽然这些档案的形成时间和中共七大实际召开时间还有一定距离，但却真实准确地反映了七大筹备过程中一些相关情况。
二、有关中共七大的主要内容
中共六大结束后，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在《共产国际》杂志1928年10月刊发文章，认为中共六大存在不足即没有通过党纲，应委托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拟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经地方组织讨论后，提请中共七大审查和批准。同年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成立常设中国委员会，其任务包括：“制定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研究关于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在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从这一机构的设立，可见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共包括对七大的重视。1931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案，正式将召集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但因各种原因，中共七大并没有及时召开。
1937年10月21日，准备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写信给斯大林恳请接见，并希望得到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建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11月11日，斯大林同季米特洛夫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王明、康生和王稼祥。据季米特洛夫日记提到，斯大林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时，认为大会上“不宜进行理论上的争论。理论问题应该〔放到〕较晚时期，等到战争结束之后”。同时，“与过去相比，现在很少有机会谈论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要知道，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在发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5页。）
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接受共产国际派遣从苏联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为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于12月9日至14日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于12月13日正式通过关于准备召集七大的决议，强调七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和规定如何在巩固和扩大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组织和保障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同时总结六大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会议还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由25人组成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
随同王明、康生到延安的安德里阿诺夫1938年2月2日同张闻天谈话时，张闻天提出：“我们建议在延安（肤施）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6页。）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了关于召开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王明都就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提出了应立刻进行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如发表为召集中共七大告全党同志书、告全国同胞书；给地方党部发出关于七大准备工作的指示；成立大会各主要议程的报告草案委员会；责成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报告提纲等。会后，任弼时被派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才”等问题。（参见《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在1938年5月8日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所作报告中，有一部分是专门讲中共在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其中之一便是在近半年内召开中共七大。报告指出：“为了对最近十年来的工作和斗争作出总结并保证党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决定在近期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的议程包括：“1．十年来斗争的基本总结和目前斗争的主要任务。2．如何组织和保证中国人民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胜利。3．动员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抗日工作。4．新的工作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5．选举党的领导机构问题。”最后，报告还表示：“目前党正在进行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共中央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予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指导和指示，并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86页。）从这份报告可见中共中央在筹备期间对大会议程的初步考虑，重点是如何组织和保证抗战胜利、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等问题。
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就中共中央代表的报告通过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同时指出了在筹备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也不能是以限制参加这一战线的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二是共产党应在建立新的军队、动员全国人民参战、加强部队军事技术训练、
提高军队的政治觉悟和纪律等方面给予国民政府以帮助；进一步开展敌后游击运动等。三是促进国防工业发展，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四是要在坚决进行自卫战争方面支持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五是同国民党的合作必须在三民主义和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六是发展统一战线“首先要求全面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共产党本身”，“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断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统一以及自己队伍内的铁的纪律”，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加强对党的干部和党员的教育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相信，英雄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将会为开展党的整个工作提供新的动力，从而在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起着光荣的作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97—101页。）通过中共七大为党的工作提供新动力，也是共产国际的希望。
193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报告了中共七大召开的时间、代表的选举、代表人数、产生地区、代表组成等各方面的情况。这封电报的内容反映了中共中央关于七大筹备工作的新进展。
关于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报告指出，“代表大会将于今年10月召开”。其代表的选举工作不会早于8月1日结束。关于代表的人数，报告指出：“根据六中全会的决议，代表人数共350人，而现在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已增加到450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51页。）此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1937年12月会议提出的关于准备召开七大的决定，同时决定七大代表的名额为350人。1939年6月14日，中央根据各地的要求，决定增加100名代表，连前350人共450人。这一情况在6月25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作了说明。
关于代表的产生，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各地区的代表人数是根据党员的数量和质量条件、局势以及与相应地区相联系的条件决定的。代表选自华北、东南、华南、华中地区、山西、陕甘宁特区、满洲和海外以及八路军和第四军的党组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51页。）同样是关于大会代表名额的分布地区情况，1939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国内的指示中是分为：北方局、八路军、南方局、新四军、陕甘宁（包括中央直属及留守兵团在内）、中原局、陕西省、东北、华侨、新疆、兰州；（《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知第二号——选举代表的数量质量及各地分配名额》，1939年6月14日。）而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没有提到新疆、兰州，华侨也改为海外。两者在地区上略有区别，给国内的指示简明扼要但涵盖更广。
关于代表的组成和要求，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提出了相应的比例和有关条件。代表应有工人20%，妇女和青年各10%。“所有的代表都应该是政治上忠诚、党龄不少于一年、能够代表相应地区组织和工作的干部”，“所有党组织都应该保证代表的好名声，不让阶级敌人”参加代表大会。最后，报告还“请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我们作出指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151—152页。）
1939年9月，周恩来到苏联治疗臂伤。12月29日，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其最后部分讲到有关中共七大的四个问题：一是大会代表选举、会期与日程；二是六大至七大期中党的政治路线及中央工作的总结；三是修改党章问题；四是选举党的领导机关问题。（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335—341页。） 过去的一些书籍曾提到周恩来撰写了5.5万余字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其最后部分介绍了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59—460页。），但语焉不详，新出版的档案丛书则弥补了这一缺憾。
关于代表的人数和会期，周恩来的报告指出：“因战争关系”，“直至今年下半年，始
在各地召集省区代表大会，进行代表选举。全国代表人数，规定500人外加候补代表三分之一。其中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北中原各省区代表在7、8月中多已选出，大会会期原定1940年1月，现决定延期至3、4月，等候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335页。）
关于大会的日程，预定为中央报告，讨论通过决议和选举。报告进一步说明了中央报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报告——王明；军事报告——朱德；职工运动报告——刘少奇；修改党章报告——张闻天；审查委员会报告——陈潭秋。其他报告为：统一战线——周恩来；八路军——彭德怀；新四军——项英；晋察冀边区——未定；陕甘宁边区——高岗；参政会——博古；党报——凯丰；干部问题——陈云；政权工作——林伯渠；政治工作——王稼祥；锄奸工作——康生；少数民族问题——邓发；农民问题——任弼时；青年问题——冯文彬；妇女问题——邓颖超等。
报告还对中共六大以来党的政治工作路线及中央工作作了总结，认为“是根据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及国际第六次、第七次两次世界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总的路线走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335—336页。）
关于党章，周恩来报告认为六大党章“现在有许多地方因环境改变须加增改，故党中央决定的七次大会提出修改党章，党中央正面已成立修改党章委员会从事起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336页。）周恩来还报告，任弼时已经提出拟修改之原则数条，请求共产国际给以指示。
关于选举党的领导机关问题，周恩来报告说，中共六大选举中央委员共23人，候补13人。七大选举时，“为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开展，名额将增加，总书记制也拟提出恢复。”（《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340页。）
1940年1月29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写信，报告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听取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报告的主要论点，说明中国共产党将在近期举行代表大会，并需要在两个基本问题上得到建议，即为了防止中国统治集团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了在目前条件下继续进行斗争，特别是鉴于国民党领导集团实行迫害共产党和消灭特区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政策，共产党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和措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派了委员会同中国同志一起进行讨论。（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2页。）
2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干部问题的决议。有资料说，周恩来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一道研究了中共中央的干部问题，分析了中共党的干部状况，还就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同共产国际进行了磋商。2月29日，季米特洛夫给斯大林写信，说明共产国际已经同中国同志讨论了有关问题并一起制订了两个决议草案，包括“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所拟定的中共中央的基本政治方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第21页。）
3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决议，“赞同中共领导为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方针”，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国内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第40页。）同日，还通过了《中共中央为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拟定的基本政治方针》。（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第42—49页。）这应该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也是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就中共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三、关于中共七大档案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会期的拖延问题。中共七大的筹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形势的变化，不少问题前后都有较大变化。如关于大会召开时间，中共中央先是确定1940年1月15日召开，后因周恩来在莫斯科治伤最早只能在1月中旬动身，所以周恩来和任弼时建议可否将代表大会推迟到3月份。（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90页。）但中共七大实际召开日期是1945年4月，会议拖延的时间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大会的经费问题。1939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称，党的七大“所需资金还没有着落，请与有关同志协商，积极解决这个问题。请于1939年年底携带资金返回延安”。（《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8卷，第296页。）但周恩来1940年3月返回延安时是否携带了七大所需的经费返回，仍不清楚。而经费问题和会期是否有直接关系，尚未得出结论。
（三）毛泽民对中共七大的建议。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于莫斯科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信建议“在中共七大上要具体讨论党的组织问题，并根据以前对这个问题估计不足的缺点对全党进行原则性的和耐心细致的教育”，以使将来不再犯类似错误。同时，他坚决反对王明担任中共七大关于组织问题报告人，认为王明没有参加过中共的实际组织工作，所以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应委托张闻天或周恩来来作。毛泽民还提出不能忘记过去的教训，不能将一些冒进要求写进党的七大决议。（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第9—10页。）关于毛泽民对中共七大的建议，过去未披露过，值得研究者的注意，是否还有其他同志也提过建议，档案并未提及。
从近年公布的档案看，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1940年3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报告通过决议，一方面赞同中共领导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拟定的基本方针，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共产党在日中战争期间为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近来在自己队伍的成长方面也取得了成绩”。（《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卷，第40页。）这些评价对中国共产党无疑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共产国际也高度重视中共七大的召开，客观上给予了不少的支持和帮助。当然，中共也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此时的密切关系，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同世界的关系。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和支持，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能够有所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和因素。毛泽东谈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时，曾有过两头好，中间差的总体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大致属于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作用好的这一阶段。关于中共七大筹备工作的这部分档案资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李蓉，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北京100080〕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