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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东征。时任东征主力部队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的萧向荣所写的日记《东征琐记》，详细记录了红军东征的过程。这部日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作出东征决策的原因和目的，即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记录了东征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战斗；披露了毛泽东为团以上军政人员会议所作的报告和关于大麦郊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报告，两个报告都就对日作战问题进行了思考。通过《东征琐记》可以看到，红军东征壮大了抗日力量，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初步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坚力量，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关键词]毛泽东；东征；抗战；萧向荣；《东征琐记》
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东征，以“打通苏联”、“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进而进军华北前线，抗击日本侵略。红军出师山西，遭到蒋介石、阎锡山军队的阻拦和破坏，未能实现对日寇直接作战。但是，红军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40页。），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时任红军东征主力部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的萧向荣，在东征期间，利用战斗间隙，在一个薄薄的小笔记本上撰写了《东征琐记》，以日记形式记录了红军东征的过程，还用红蓝铅笔精细地绘制了若干行军及作战详图，并配以详尽的说明文字。这是少见的以日记体形式记录的关于抗战准备阶段的文献，其中包括未刊载于公开出版物的毛泽东的两个重要报告，以及东征期间几次重要战斗的记载等。公布这部尘封了近80年的日记，对于研究红军东征及中国共产党抗战史，具有重要价值。笔者对《东征琐记》的内容进行梳理，并参考其他权威史料，就其反映的几个重大事件作一考察。
一、中国共产党作出东征决策的原因和目的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然而，党和红军依然面临着严峻的革命形势：部队仅余7000余人，兵力和装备受到严重损失，急需休整和补充，而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黄土高原，地瘠民贫，交通闭塞，红军的发展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受到严重制约；同时，蒋介石调集20余万军队，对根据地继续进行“围剿”。如何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如何发展壮大红军力量，如何选择红军的战略主攻方向，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层中出现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向南推进，封住国民党军队通往陕北的通道；有的主张往西，向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古发展，打通和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如时任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就提出要到陕南打游击，认为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
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控制华北大部分地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局势下，毛泽东对各种意见进行反复比较之后，认为应当向东发展。事实上，对于红军拓展生存空间、寻求发展机会来说，与其他方向相比，当时向东的阻力是最大的。为阻止红军东进，阎锡山把山西全省划分为12个“防共自卫区”，制定了“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等反共措施。在军事部署上，阎锡山以四个旅另加一个团布防在黄河东岸300余里的地段上，除此之外，沿河还有12个“防共保卫团”。阎锡山还在沿河岸山头、隘路构筑了大量碉堡，并将沿河边的山崖地坝削成陡壁，形成一个防御整体。然而毛泽东以深邃而长远的眼光看到：“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492页。），主张抓住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有利时机，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然后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和对日直接作战路线。他曾专门致电林彪，明确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498页。）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思考，是因为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中国工农红军的生存发展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当时的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红军当然要发展，然而在日本侵略下，民族生存都危险了，何谈红军发展。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为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第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必须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以便“把苏联红军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如何把“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与“打通苏联”联系起来？《决议》主张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524页。）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正式作出了红军东征的战略决策。第一步，1936年2月5日之前，在陕西完成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第二步，1936年2月至7月，在山西完成20项具体任务，如：击破阎锡山的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上地区，使之成为初期的苏区；扩大红军1.3万人；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着手抗日联军的组织；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等等。第三步，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即使存在困难，但在反日潮流高涨的情形下依然有许多文章可做。（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27—528页。）
有论者认为，红军东征就是本着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目的，而打着抗日的旗号打阎锡山。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如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所指出的：“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卖国贼，须扩大数百万红军才能济事”；“只有把卖国贼统治着的土地，大块的变为苏维埃领土，红军才有依靠，抗日战争才有后方”。（《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43、544页。）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壮大红军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萧向荣《东征琐记》的开篇，记录了1936年2月3日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临真所作的战斗动员报告。林彪在报告中强调，红军东征是为了实现党的任务，即“抗日讨蒋，扩大抗日根据地”和“与苏联打通联系”（本文的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萧向荣的《东征琐记》。），还分析了东征的优势，指出了向北、向南、向西发展的局限，这与瓦窑堡会议精神是一致的。在动员报告的最后，林彪提到：“我们要坚信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为坚决的实现党的战略方针而战斗！”这充分说明，作为红军的重要指挥员，林彪这时已经接受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主张和决策，党中央和红军将士在东征前取得了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二、东征过程中的几次重要战斗
萧向荣在《东征琐记》中，详细记录了自己亲历的若干次战斗，本文择其要者予以梳理。
（一）东渡黄河：突破“沿河三百余里的封锁线”
1936年2月18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发布《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东征部队第一步的任务是东渡黄河，占领吕梁山脉各县。该命令要求以21日20时为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同时渡河的时间。之后，由于渡河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提前至20日20时渡河。《东征琐记》的记录表明，东征部队严格按照这一命令，圆满完成任务：19日，红一军团“决定廿日廿时在团屋村、坪上附近开始渡河”；20日，五团“以28个英雄，首先偷渡，到达黄河东岸”，随后击溃巡查之敌，占领了坪上附近的敌堡，后又击溃三交镇守敌并占领该镇；23日，红一军团又集中于留誉、柳家沟、金家庄一带，以待机击敌并候行李续渡。至23日，两个军团胜利渡过黄河，控制了辛关至三交镇的所有渡口，占领了横宽50余公里、纵深35公里的地区，完成了东征战役的第一步任务。
（二）关上村战斗：“抗日讨贼的第一个战斗”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突破其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极为恐慌。他一面急调入陕的晋绥军回撤，从北面堵截东征军；一面调整其驻晋主力部队的部署，防止东征红军继续东进或南下。
关上村一带，为东出要道，阎锡山急忙派驻汾阳的晋绥军独二旅进驻，阻截红军东进。为此，2月25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明确指出，红一军团有消灭关上村敌人之任务。按照这一命令，26日，红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击溃宿营于关上村的独二旅先头部队第四团。
萧向荣26日的日记记述了敌我两支先头部队狭路相逢的情景。东征将士的精神面貌，在日记里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虽然“星夜赶程”，
但“一与敌接触”，就“毫无倦容，暂不思吃”，并进入阵地，作积极的进攻。这一天的战果，一是全部击溃敌军，其残部趁夜逃跑，一是敌军的山炮连全部投诚。在这里，萧向荣的记录是积极乐观的，体现了政治工作者的特点。同一天19时，红一军团向毛泽东汇报战斗情况的电报中，却阐述如下：“因山大林密，部队运动极感困难，于黄昏稍前，始夺取敌之野战阵地。”（《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由此可见，这一天的战斗，由于将士疲劳、地形复杂，取胜并不容易。基于此，26日23时，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林彪、聂荣臻，对于关上之敌，提出两种解决方案：如地形有利，则于次日坚决消灭之；如地形不利，则隐蔽休息，待红十五军团增援，然后全力消灭之。总之，必须消灭关上村的敌人。关上村战略地位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不让敌人逃脱一枪一弹”，东征将士“猛打猛冲猛追”，在27日拂晓出动，向汾阳、柳林镇、中阳等地追击逃敌，俘虏80余人。27日傍晚，红一军团的两个师将由汾阳继进的晋绥军独二旅旅部及其所率的第三团和第五旅“全部打坍”，并连夜追击。在日记里，萧向荣详细记录了关上村战斗取得的丰硕战果：俘虏400余人，步枪四五百支，山炮3门，迫炮4门，轻机枪20余挺，重机枪10余挺，手提式数十挺，迫炮弹300余发，子弹10万发，等等。战利品之多，使萧向荣不禁感叹：至此之后阎锡山将“不免有‘运输队长’之口号！”
（三）兑九峪战斗：政治影响及对阎锡山的威胁“非常之大”
红一军团取得了关上村战斗胜利的同时，红十五军团占领了水头镇。关上、水头一线，是东征红军的作战枢纽，在地形上又是最好的临时后方根据地。3月1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两个军团负责人，指出：关上、水头的胜利，使汾阳马路与汾水铁路完全暴露在我们面前，使阎锡山对我们的进攻与防御陷入极大困难中。但是，“此时不应估计阎锡山即时转入防御，他使用四个师至五个师在短期内向我们作坚决的进攻是没有疑义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72页。）。正如毛泽东所料，此时阎锡山正在抓紧调兵遣将，准备进行大规模反击。之后几天，毛泽东、彭德怀多次致电两个军团负责人，通报敌情。萧向荣在3月7日的日记中绘制了一幅作战图，反映了兑九峪战斗前晋绥军的部署情况。
3月8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了兑九峪的战斗部署，决定在这一带重创敌军。3月10日拂晓，两个军团的主力向兑九峪的晋绥军发起进攻。从日记来看，在战斗之前，对敌情判断存在失误：“初以为敌仅五六个团”，战斗开始后，方知敌人共有10个团。萧向荣认为，这次战斗没有把敌人消灭，是因为“敌情不明，地形不利”。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后来曾总结道：“兑九峪这一次作战，我们的口张得太大了，想多吃一些敌人，但口张得大了就消化不了，结果打成了对峙战，没有打成歼灭战。那时如果口张得小一些的话，完全可以消灭敌人一部。”（程子华：《红军在一九三六的东征战役：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在华北地区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党史通讯》1983年第6期。）兑九峪战斗虽然“没有完全把敌人消灭”，但在“施行猛烈的炮击”并“集中最大量的兵力”的敌情下，两个军团“反复冲锋”，打坍驻守之敌和增援之敌，使得敌人“表现极其恐慌”，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被粉碎。
（四）西渡黄河：“转移方向作战”
兑九峪战斗后，东征红军兵分三路，右路军南下作战，向晋东南发展；左路军北上进逼太原，向晋西北行动；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域。从《东征琐记》来看，红一军团所在的右路军取得南关大捷，红十五军团所在的左路军消灭了晋绥军第71师周团所率之二营及机炮各一连。其他工作如扩红、成立党组织和游击队组织等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军和晋绥军调整部署，中央军部署在同蒲铁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主要“进剿”红军右路军；晋绥军部署在晋西、晋西北地区，主要“进剿”红军左路军和中路军。蒋介石还强令张学良和杨虎城向延长、延川进击，袭扰陕甘苏区。为此，毛泽东和朱德发布《为反对卖国贼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号召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到4月下旬，形势更为严峻，晋绥军构筑了东、南、北三面封锁线，张学良和杨虎城部则在蒋介石命令下于陕西准备从西面封锁黄河。此时在山西作战已无有利条件，为粉碎蒋介石扰乱红军抗日后方的计划，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抗日实力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月2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两个军团负责人，决定红军主力西渡黄河。电报提出，红军西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坚持以陕甘苏区为中心向各方面作战，而以东方各省为长时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24页。）从5月2日晚上到5月5日黄昏，部队完成渡河任务。至此，红军东征结束。
在部队渡河完毕的当晚，结合上级传达的精神，加上个人的理解，萧向荣分析了红军西渡黄河的原因，即蒋介石、阎锡山“动员了一切的反革命力量，来拦阻抗日先锋军的行动，同时捣乱我们的后方——陕北苏区”。萧向荣写道，如果我军“仍旧停留在山西活动”，就会出现两个恶果，一是“脱离了陕甘苏区根据地”，一是使我们的根据地“处于一种不安的情况”。这样的结果，有悖于巩固发展的战略方针，属于脱离根据地的冒进，因此是不能采取的。西渡黄河后虽不能直接进军抗日前线，但萧向荣依然坚信：“我们将以更有效的步骤，为着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而斗争。”
三、首次披露的毛泽东两个重要报告
《东征琐记》中还详尽生动地记录了毛泽东在东征途中所作的两个重要的形势和战斗报告，反映了他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及党和红军如何应对这些形势的战略思考和具体部署。
（一）1936年3月13日，毛泽东为团以上军政人员会议作报告
《东征琐记》记录了一次毛泽东参加的会议，即3月13日毛泽东于宋家庄（宋家庄，今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桃红坡镇下辖村，又称西宋庄。该村位于大麦郊村西北5里处，萧向荣在《东征琐记》图6中标注的位置有误。）为团以上军政人员会议作报告。这次会议，时任红一军团红一师三团政委的萧锋在其《长征日记》里也有记录，可互为佐证，但未见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军事文集》等。笔者认为，该报告内容很有史料价值，应是对毛泽东东征史料乃至中国共产党抗战史料的重要补充。
据萧向荣记载，毛泽东在报告中谈了四个问题：关于抗日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国民党内部趋于分化的情形和华北地区六种势力并存的形势，明确提出要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坚决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集中全国红军主力于河北，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关于山西作战问题，毛泽东分析了山西战场的形势，并指明了如何从战略上和战役上战胜敌人；关于抗日先锋军的组织，毛泽东提出，抗日先锋军的基本任务是扩大红军和创造游击区域；关于干部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把红一方面军，尤其是红一军团提高到全国的领导地位。
对此次会议，萧锋记录的日期是3月12日。《长征日记》这样描述：“今早，我和阮副团长骑马赶到军团部驻地郭家峪开会。”“进入会场不一会，毛主席和军团首长都来了。”“天将黑时，我们骑马赶回驻地。”（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135页。）根据这一说法可以推断，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天时间。而在3月11日毛泽东、彭德怀致两个军团首长的电报里，明确要求：“一军团以一、四两师及直属队一部由林率领，附十七分队，十五军团以七十五师（缺一团）由徐率领，两军团统归林指挥，明（十二）日进至南北马庄，十三日占领汾县西端马路待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488页。）这一电报表明，3月12日，林彪及萧锋所在的红一师有明确的任务，即进至南、北马庄，应该没有时间一大早去参加持续了近一天的会议。萧向荣记录的时间较为可靠。
这次会议，按照萧向荣的记录，是在宋家庄召开的。萧锋《长征日记》则显示，这次报告会在“军团部驻地郭家峪”召开。而3月7日林彪、聂荣臻给刘亚楼、肖华的电报提到：“军团直属队，一、四师今日始均在大麦郊附近之宋家庄、湾里一带宿营，十三团宿郭家掌，十五军团及方面军司令部宿大麦郊、西岐沟。”（《红军东征：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从这一电报可以判断，红一军团驻地是宋家庄。这一判断可以由萧向荣3月7日的日记得到印证，即“军团今日移至大麦郊附近之宋家庄”。既然报告会是在红一军团的军团部驻地召开的，那就应该是宋家庄，萧向荣的记录应当是准确的。
此外，同样属于红一军团的童小鹏，他的《军中日记》对这次会议没有记录（参见童小鹏：《军中日记（1933年—1936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194页。），这应是由于此时他的职务不够团级(据《中共党史人物传》记载，1936年5月20日，童小鹏到红大学习。红大学生按职务和有关条件分编成一、二、三科。童小鹏和另外两名同志职务不够团级，却被破格分配到师团级以上干部的第一科。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尚无参会资格。
（二）1936年4月29日，毛泽东作关于大麦郊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报告
《东征琐记》载，4月29日，毛泽东在桑壁镇就大麦郊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作了报告。3月20日、23日、24日、25日和27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在晋西大麦郊、石口、石楼等地召开会议，这些会议统称“晋西会议”。根据《毛泽东年谱》关于晋西会议的记载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桑壁镇所作的是关于整个晋西会议决定的报告，而不限于大麦郊会议。除此之外，报告还对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作了分析。
报告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分析了苏联、法国、美国等的形势，指出了法西斯的潜在威胁，认为“目前的形势是很紧张的”，强调“和平口号与统一战线是目前形势中主要策略的一环”，必须“反对宗派倾向，反对关门主义，反对右倾”。二是关于实行统一战线的口号。强调要在瓦窑堡会议的基础上，补充新的口号：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为抗日之先锋；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关于争取迅速对日作战，毛泽东认为，这一口号能够动员全华北以至全国，对于红军只有扩大，毫无削弱。三是关于东征的成绩。这不是晋西会议的内容。在这个报告的前一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两个军团，决定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因此，毛泽东在报告中对红军东征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即“胜利了”：不仅壮大了红军，而且巩固了陕北苏区。四是关于红军的团结统一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坚定政治立场，不放弃原则问题，通过争论、说服和批评，达到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五是关于西渡黄河的战略。这也不是晋西会议的内容。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向东突击是脱离陕甘苏区的冒险行动，没有胜利把握，因此决定转移方向作战。西渡黄河前夕，毛泽东对东征成绩和西渡黄河战略进行阐发，使这个报告不仅传达了晋西会议的精神，也为红军回师陕北作了有力动员。
毛泽东在这一天的活动，《毛泽东年谱》等均无记载，《东征琐记》的记录可以补充这一空白。
这个报告有没有可能是红一军团首长传达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而不是毛泽东亲自作的报告？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存在。第一，4月24日毛泽东曾电告各部首长：“明（二十五）日率第一分队由康城出发，以三天到桑壁镇与林、聂开会。”（《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军事斗争》（1），第372页。）从这一电文来看，毛泽东应该于4月27日左右到达桑壁镇。《东征琐记》对此予以印证：从4月27日到4月30日，萧向荣所记录的都是在桑壁镇开会。这样，4月29日毛泽东为红一军团作报告是可能的。第二，关于西渡黄河的决定是在4月28日才作出的，而晋西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却是“目前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25页。）。如果是传达报告，在超出
报告范围或与报告不一致时，应作出说明。第三，晋西会议结束第二天，即3月28日，毛泽东致电两个军团的首长，通报了晋西会议的决议，远比《东征琐记》的记载简略。（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00—501页。）第四，报告的第三部分提出，一军团这次行动，“在林聂领导下，是正确的”。这显然是林聂的上级领导进行的评价。第五，从萧向荣记录的报告内容来看，通篇体现了当事人自己作报告的语气，而不是传达报告的语气。
四、从《东征琐记》看红军东征的重大意义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谴责蒋介石、阎锡山“拦阻红军抗日去路”、“扰乱我抗日后方”，号召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以“保存国防实力”，“迅速执行抗日战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16页。）至此，红军东征胜利结束。红军东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事业作了重要准备，现结合《东征琐记》作一梳理。（一）壮大了红军，锻炼了队伍。《东征琐记》对东征的胜利成果进行了统计，包括消灭敌军7个团，俘获人枪各4000，山炮3门；扩红达8000人，筹款50万以上；成立河东抗日独立团；组织20个以上的游击队等。关于俘虏敌人，《东征琐记》有过多次记录。如，2月27日，关上村战斗俘敌400余人；3月10日，兑九峪战斗俘敌百余人；3月17日，南关大捷俘敌90余人；4月1日，俘人200余；4月15日，在攻打吉县的战斗中，“自县长、民团队长以下，全部被俘”，计300余人；4月19日，俘50余人。扩红是红军东征的重要任务。对此，萧向荣这样写道：山西是我抗日先锋军争取对日作战，而必需猛烈扩大抗日的主力军的源泉。对于扩红的新战士，东征红军注重加强教育，如“集中训练一时期，至少完成入伍课本第一册”。新战士在战斗过程中的表现，萧向荣如此评价：虽部队成分变动，新战士百分比很高，“然传统之风，不稍减于往日”。由此可见，扩红不仅是红军数量的增加，同时也是红军战斗力的提升，从而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奔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军事基础。
（二）发动了群众，宣传了抗日主张。红军东征以前，阎锡山在“政治防共”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在宣传上极力丑化共产党的形象。红军刚到山西时，曾经出现老百姓逃离的现象。《东征琐记》这样记录：由于敌人威吓欺骗，“群众比较不敢公开出来”或者“群众逃跑较多”。为此，东征将士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在3月27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条记录：八时前进行军政课，八时至十八时群众工作，十八时后汇报并讲评。群众工作的重要地位，在这条记录里得到充分体现。东征红军一方面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另一方面又在一些地方开辟苏区，创建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打土豪、斗恶霸。这些举措，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使群众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群众对红军的认识和爱护，“真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以来所罕见”。由此，“山西民众，纷起响应，举国同胞，欢跃若狂”，鼓舞和支持了华北及全国的抗日运动。在这种形势下，“一切的卖国贼军阀直至日本帝国主义，都在抗日先锋军的面前发抖了”。
（三）初步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坚力量。《东征琐记》记录的毛泽东所作的两次报告，明确提出“要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坚决进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为抗日之先锋”，“争取迅速对日作战”。这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以及蒋介石、阎锡山拼命阻拦红军东进抗日，形成鲜明对比。东征期间，红军军纪严明，如规定“不得随意进老百姓住屋”、“取缔有碍军容之装束”等；作战勇猛，如在关上村战斗中“毫无倦容，暂不思吃”、“猛打猛冲猛追”；吃苦耐劳，经常“拂晓出发”、“早二时出发”、“晨三时出发”；乐观向上，即使负重前进，但没有一个愁眉不展，却像“怀抱着意外的愉快、欢喜”。而国民党军队却常常“趁夜逃跑”、“逃态狼狈”、“表现极其恐慌”。红军将士的战斗力、精神状态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照。这些对比，使中国共产党树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赢得了民心，成为群众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抗战中坚力量。
（四）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东征红军的强大声势和节节胜利，给晋绥军以沉重打击。《东征琐记》对此有着多次记录：在关上村战斗中，晋绥军独二旅的第四团被东征红军“全部击溃，残部趁夜逃跑”；在兑九峪战斗中，晋绥军杨效欧66师等驻守兵力以及随后赶来增援的李生达72师被东征红军反复冲锋，终于“在我英勇的红军面前溃败下去”。这些战况，一度使得阎锡山“慌恐异常”、“举止失常”（杨耀芳：《阎锡山阻击红军东渡的概况》，《山西文史资料》第6辑。），十分不堪。此外，东征过程中红军深明大义的政治主张，如《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等，动摇了晋绥军军心，使其内部出现分化；蒋介石帮助阎锡山拦阻东征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赖在山西，企图霸占山西；红军东征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日本人以“共同防共”为由，频繁入晋，“大有侵夺我晋绥之图谋”（张国祥：《山西抗日战争史》上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页。）。红军回师陕北之后，抓住时机，加紧对晋绥军的统战工作。5月25日，毛泽东分别致信阎锡山、杨效欧、李生达，申明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表示愿与晋绥军停战议和，筹商大计。（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第543—544页。）权衡利弊之后，阎锡山决定“拒蒋、联共、抗日”。随后，山西建立起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东征为之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山西，建立抗日根据地，实现直接对日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者刘志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
来源：《党的文献》2015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