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纯粹粹的学者 顶天立地的学人

即将过去的马年，众多大家遽归道山，令人五内哀戚、不胜悲怆。庞朴、田余庆、郑杭生、吴小如、俞吾金……每一个名字都曾在中国的学术思想界掀起过波澜，他们留下的那些宝贵的学术思想、严谨的治学精神、修身齐家的情怀是我们永远的财富。

人生充满了太多的不告而别，他们匆促而去所留下的空白，也许在一段时间内很难填补。后来者在缅怀与致敬之余，应该想一想如何承续他们的学术之光与精神力量。

——编者

守住科学良心

视学术为生命，不把学问当做饭碗和工具

他们首先是纯粹的学者，不把学问当作饭碗和工具，而是视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2015年1月9日，庞朴先生走了。这是继汤一介先生后，甲午马年中国学术思想界失去的又一位大家。

他的《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和《中庸评议》等文，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孔子和儒学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和李泽厚等人几乎引领、组织了我国的文化与文化史研究，他有关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思考，以及忧乐圆融等特征的讨论，影响深远，至今仍能启发新思。

庞朴是中国文史哲学界少有的融会贯通型学者，他在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研究中创见迭出，尤其在“中庸”与儒家辩证法、“一分为三”、楚地简帛及思孟“五行”、名家逻辑与名辩思潮等研究中均有独到的发现与发明。

与庞朴相比，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的治学范围要小很多，但在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研究中，田余庆先生的学术高度是有目共睹的。他的名著《东晋门阀政治》自1989年首次出版，就成了从事历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正如他的学生、北大教授阎步克所说，他们这一代学人在年轻时并未能获得稳定的求知环境，平凡的家庭也未曾给他带来书卷气的熏陶。但在生命的后30年时间，厚积薄发，心无旁骛，达到了令人叹服的学术高度。田先生极其讨厌华而不实之作、无独立见解之作、无思想内容之作、趋俗猎奇之作，强调“学有所守”，尽量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

郑杭生主编的《社会学概论新修》，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社会学教材之一。他的课也是我们当年上大学时的必修课。当年风行的“凉鞋理论”（良性运行协调发展）早已成为大众用语。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社会运行学派的开创者，他在学术上的创新和引领作用有目共睹。

吴小如作为公认的“多面统一的大家”，他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和造诣，在学术日趋专门化的今天，这样的学术人已经越来越成为“空谷足音”。

吴小如曾说：“我有一个经验，教中学时，讲古体诗而不会古体诗，就隔着一层；讲文言文而不会文言文，也隔着一层。我不想做古文家，也不想做诗人，为了深入作品，就得实践，为了教书，我才下那个功夫，去写文言文，写古体诗。林庚讲诗，吴组缃讲小说，所以能精彩纷呈，鞭辟入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本身就是诗人、小说家。”见贤思齐，吴小如先生在学术上体现了这样的追求。

俞吾金先生去世时才66岁，他所开创的许多学术课题还没有来得及完善就离开了我们。他于199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意识形态论》，至今仍是该领域的里程碑式文献。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著名哲学史家冯契先生曾评价其论文“长袖善舞”，意指俞吾金在哲学领域的各种理论间能够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在整理遗物时，学生们发现了俞吾金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几十本读书笔记，横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个不同的领域。“哲学需要的并不是三心二意的追随者，而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献身者。”俞吾金在庆祝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系40周年纪念会上说的这句话，不只是对后辈学人的期许，亦可视为其自身学术生涯的真实写照。

一生甘为教书匠

不只传授具体知识，而是要跟学生进行思想交流

吴小如家学渊源，能文善诗，其书法被评价为“冲灵和醇，神韵两绝”，然而在人人都是“书法家”的当下，他却说：“我不是书法家，我只是一个教书匠。”

执教40多年，桃李满天下，仍自称“教书匠”，这并不是谦虚。吴小如说：“如果说我有什么嗜好，我唯一的嗜好就是讲课。”他教文学史，既能讲通史，也能讲断代史；他研究古代文学，既重诗文的字义考据训诂，又对文本揆情度理；他术业主攻古典，却还评赏废名、张爱玲等众多现当代名家作品，论述剀切，别有新意。

20多年来，俞吾金指导并培养了40多名博士和硕士。但他一直坚持每学期为本科生开设《哲学导论》。由于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实在太多，经常要换到复旦最大的、能容纳400人的教室才能让所有学生坐着听课。他还坚持每个学期为研究生开设外国哲学方面的课程。不少外系、外校的研究生也都喜欢参加俞吾金开设的讨论班和专题讲座。

田余庆说：“教书不只是一个吃饭的职业，也不只是给学生传授一些具体知识，而是要跟学生进行思想交流。做了一辈子的教师，我最信守教学相长的原则，从教学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他在晚年一直强调，让更多的学生超越自己，是北大教师应有的襟怀。而现在，田余庆的很多弟子已是历史学界的中流砥柱。

郑杭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级教授，很多的本科生都选修过他开设的课程。2012年，郑杭生从教50周年之际，作为国内注册的第一个以“社会发展”为主题的非公募基金会，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正式成立，至今共资助了硕士生30名、博士生34名、青年学者90名。

出世情怀入世精神

让学问走入社会，“化艰深为大众”

这些纯粹的学者，纯粹的教书匠，在时代的洪流中并没有躲进学术的象牙塔。

俞吾金在上海的“粉丝”极多。他一直致力于“化艰深为大众”的理论普及。不仅奔走于沪、杭、广、深等多个城市为市民办哲学文化讲座，还在报纸上发表大量理论文章、演讲稿等。他曾说过，当年他躲在文科阅览室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典文学名著、写小说时，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把他引出了书斋，而学术大众化是时代向学者提出的要求。当下，公众可以自我表达但不充分，需要专家的点拨和建议。而学者走到社会生活中，也会发现很多重大的时代哲学命题。

2012年，郑杭生获得首届“费孝通学术成就奖”，给他的颁奖词这样说：“他注重和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组织撰写基于大规模的经验调查资料的社会发展系列研究报告，体现了社会学的社会关怀和实践取向。他挖掘本土思想资源，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努力进行理论探索，为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开展“千人百村”社会调研时，郑杭生把这种治学理念总结为“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所谓“立地”，就是要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重焕生机，而庞朴以其深厚的学养、精准的眼光，以及对于中国文化深入而广泛的思考，开启、引领并推动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晚年，他还和汤一介一起启动了《儒藏》的编纂工程。《儒藏》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余种，约10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 人民日报 》（ 2015年02月16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