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群众要有一本明白账

“去找社区。”

“去找街道。”

“去找区政府。”

去年底，为办一个证明，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灵英村村民方德超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楼上跑了跑楼下，找了这个找那个。”方德超脑壳都转晕了。

花了近一个月时间，方德超还是没能把手续办下来。

“办这个证明，到底该找谁啊？”方德超一肚子怒火。

不久后，一张权力清单将告诉他答案。

巧做“加法”

2014年2月17日，永川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展开。

“群众办事，到底找哪个？”

在收集群众意见过程中，此类意见屡见不鲜。

通过深入调研，问题根源被找到——一些基层部门权责不清，造成公共权力运行不畅。

一是“有责无权”。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很多基层行政单位和自治组织承担了大量工作责任，手中却没实际权力。”永川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陈智说。

二是“有权无责”。

“而另一些部门，手中虽有权力，但由于监督滞后，遇到群众办事经常推卸责任。”陈智说。

两相交织，“权责不清”问题由此产生，造成群众经常面临被“踢皮球”的窘境。

“博弈之下，‘有责无权’的一方更显弱势，因此‘皮球’往往会被踢到他们那里。”陈智说。

如何破题？

今年春节一过，永川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的案头多了几本小册子——《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村（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这是我们厘清权责的‘显微镜’。”陈智说。

放在“显微镜”下的，首先是“有责无权”的弱势一方——村（社区）。

“我们动员村（社区）全面上报自己承担的职责。”永川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兆龙说，“上报后，又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清理其中‘权责不清’的职责。”

很快，《村（社区）协助办理事项责任清单》出炉，原先的29个大项被细化为38个小项。

“工作职能细化，就可以避免个别职能部门通过大项套小项，把自己的工作责任推卸给基层。”陈智说。

做了“加法”清单，反而为基层减去不少负担。

“同时，这也可以倒逼区级部门履行自己的职责。”李兆龙说。

倒逼“减法”

今年7月的一天，永川区朱沱镇笋桥村便民服务中心。

笋桥村党总支书记樊仕德和村委会主任樊洪等村干部，正在拆除挂在墙上的一块块标牌。

“牌子多的时候，有40多块。”樊仕德说。

这些标牌，大多是上级部门要求挂的——包括“健康自测”“就业指导站”“残疾人之家”等。

“很多情况下，村支‘两委’并不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权限，可又不得不挂。”樊仕德说。

当群众寻“牌”而来找到村支“两委”，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再找到相关部门，往往又被告知“回村协调”。

群众来回奔波，究竟为何？

“这是个别区级职能部门推卸责任，造成公共权力运行不畅。”陈智说。

这种情况在今年7月有了变化——永川区委组织部下文要求村（社区）全面清理上墙标牌。

“这个文件依据的就是‘加法清单’——通过‘清牌’进一步清理职能部门行政权限，让责任归位。”陈智说。

此时，基层的“加法”也开始倒逼区级职能部门做“减法”——

区商委原有的酒类流通备案登记和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备案登记两项行政审批权限被完整下放至镇街。

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决定，将全区农房办证权限下放至各镇街。

…………

通过对全区行政审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永川区取消、合并、下放、调整审批项目181个。

“以权力清单为基础，巧做‘加法’，倒逼‘减法’，清理了不合理的权责关系，使权力得到优化。”陈智说。

“一单一图”

“上网能干啥？”

“一点用都没得，就是让小孩子上瘾。”

放在以前，方德超肯定会这样回答。

不过现在，方德超也爱上网了——上永川党建信息网和永川纪检监察网。

“通过网络，我们把经过优化的权力清单‘晒’给群众。”陈智说。

在永川党建信息网上，基层党政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职责和手机号码一目了然。

“有些需要咨询的事，直接打个电话就问清楚了。”方德超说。

在永川纪检监察网上，“晒”出了各部门、各单位的职权，内容详实、事无巨细。

“想要办什么事，我到电脑上直接一查，就知道该找谁，不用跑冤枉路了。”方德超说。

“晒”出来的权力清单，让方德超不再“头晕”，也让他“省”了心。

2014年9月29日，方德超来到村便民服务中心。

方德超不是来为自己办证明的，他的手里有邻居彭永祥老伴的死亡证明、还有一些村民委托的医保、养老保险办理事项……

一上午时间，方德超就把所有事办完了。

“现在村级便民服务中心墙上，张贴出了详细的办事流程图，我们一看就明白。”方德超说。

不仅仅是村和社区——各街道和区直职能部门，也必须按照规定程序绘制权力运行流程图，并悬挂在醒目位置。

“有了‘一单一图’，什么事找什么部门，办事的流程有哪些，多长时间内办结……都一清二楚了。”方德超说。

监督“逗硬”

“我们这里化粪池严重积水。”

2014年8月30日，永川区南大街街道兴南路社区，居委会主任何江接到居民苏祖友的电话。

“我马上打电话叫人处理。”何江把情况反映到街道环卫所。

几分钟之后，环卫所值班人员赶到现场。

不一会儿，问题便得到妥善处理。

“何主任，非常感谢。”事后，苏祖友打电话感谢。

“我只是打了个电话而已。”何江笑道。

仅仅只是打了个电话吗？

以前，遇到社区解决不了的事，何江也会打电话向上级部门求助。

“但那个时候，电话打出去之后，往往就没有了下文。”何江说。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为使权力清单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建立了三级监督机制。”陈智说。

一是不定期暗访机制。

“派出四个暗访组，不定期地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陈智说。

二是定期回访机制。

“每半年到基层进行一次全面回访，总结经验，完善清单，堵住漏洞。”陈智说。

三是全媒体监督。

“通过运用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平台，让权力清单运行情况接受群众监督，曝光相关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陈智说。

有了“三级监督”，各部门服务群众只能“逗硬”。

“服务群众要有一本明白账，同时敢于让群众查账，假账错账要接受应有惩罚。”陈智说。

（重庆《当代党员》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点击进入“全国党建期刊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