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养七讲之防微杜渐

古时鲁国宰相公孙仪喜欢鱼，闲暇之时养鱼、赏鱼。时间长了，国人尽知。于是，投其所好者络绎不绝地给宰相送贵鱼、送名鱼。可公孙宰相一概笑而拒之。有人问他何故时，他说：“我收了人家的鱼，就会被人情牵制，就要答应人家的要求，甚至要迁就他们的违法行为。”

贺卡虽薄，却能传递厚重的祝福；月饼虽小，却能象征天下的团圆。但两者如果“公而私用”，再“薄”的贺卡也会损公肥私，再“小”的月饼也要扰乱人心。2014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指出，公款送月饼、贺卡这些小事如果抓不好，“小问题”就会成为党和群众之间越来越厚的“一堵墙”。古人说：“不虑于微，始成大患；不防于小，终亏大德。”防止“小问题”累积成“一堵墙”，党员干部必须克己修身、虑微防小、警钟长鸣。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天下之事，必做于细；修身之要，必慎于微。“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古人倡导的这种价值观，揭示了人们在利益和诱惑面前不走偏、不迷航的真谛所在和坚守所在。古往今来，慎微始终是人们以身载道的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不仅能够鉴照出一个人的道德境界、精神追求，更能鉴照出一个人的是非观念和价值取向。那么，“微”是什么？“微”是被人忽视的细枝末节，“微”是随手拈来的小恩小惠，“微”是祸起萧墙的那缕香风，“微”是引人入瓮的那丝媚笑，“微”更是自我毁灭的第一粒“甜果”。因此，防微杜渐历来是仁人志士克己修身的第一道台阶。只有登上了这道台阶，人生才有更加旷达的胸怀和豁达的境界。大凡清官廉吏，都是在登上这道台阶后施展他们为民请命、为苍生造福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在这道长长的台阶上，廉洁之士前仆后继、身影如林。而东汉太守杨震就是一个至今不朽的屹立身影。千百年前从这个身影发出的“四知说”，早已穿越时空、代代相传，成为天下百姓期盼政治清明的美好寄托。

那也许是一个宁静且清风徐徐的夜晚，曾经四次调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的杨震，到郡上任的时候路过了昌邑县，昌邑县令王密怀抱“十斤金子”来见他。王密过去只是荆州的一个秀才，是杨震的举荐使他成为一县之令。现在的杨震，既是他的伯乐，更是他的上司，王密没有理由不去拜访，因为不仅杨震慧眼识才的推荐之恩要感谢，更重要的是自己日后的飞黄腾达还要仰仗这位杨大人的垂爱和提拔。当王密踏入馆驿的时候，已是夜幕沉沉。他仿佛觉得有一缕清风拂面而过，他仿佛感到今晚的皓月分外清澈，甚至清澈得一尘不染。这样的清风，这样的皓月，似乎与此时他的心境大相径庭。下属见到上级，千里马拜见伯乐，自然要毕恭毕敬地鞠躬致敬，自然要热情似火地寒暄问候。可鞠躬和寒暄之后，自然要转入“正题”。史书是这样描述两人的对话和动作的：“（王密）至夜怀十金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密愧而出。”在这里，一句“暮夜无知者”入木三分地刻画了那些行贿者对于行贿时机的选择，既是夜晚，又没有第三者在场，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在这里，一句“密愧而出”从反面凸显了清廉者的品格和意志。如果没有安于清贫、耐得清苦、守住清廉的执着和淡泊，也许那块重金瞬间就揽入怀中了。在这里，一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的反问，问出了为官从政必须坚守的原则和底线。这声反问问得光明磊落、问得弥足珍贵，它不仅问出了慎微的意义，更问出了人格的价值。

“道不可坐论，德不可空谈”，杨震以克己慎微的自律和自省，树立了循“道”与守“德”相结合的为官从政的价值航向。事实说明，面对“王密”们的“循循善诱”，如果迷失了这种价值航向，其他“杨震”们可能有三种选择：一是以“有恩必报”的心态来安慰自己。你想，如果不是我的鼎力提携，你能有现在的位置吗？接受你的一点回报显然是正常的。二是以“下不为例”的理由来开脱自己。只此一次，永远洗手；一次小疵，无关大德。三是以“法不责众”的偏见来原谅自己。大家都敢拿，我为什么没有豹子胆？如此“躬身自问”，自然能“问”出好处、“问”出“油水”。爱因斯坦说：“凡是在小事上对真理持轻率态度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足信的。”克己慎微就是对真理的坚守，就是对党纪国法的恪守，更是能够赢得党和人民信任的自我约束的“定心石”和“航向标”。

巴尔扎克说：“只有那些晓得控制他们的缺点，不让这些缺点控制自己的人才是强者。”共产党人在“小节”面前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定力，才能成为自律的强者、廉洁的强者。

心有定力，善养廉洁之气，首先要有抵制他人“投其所好”的鉴别力和免疫力。兴趣和爱好，是一个人的个性，更是一个人的闲情逸致。有的人爱养花，一天看不到花的容颜，总感到缺点什么。有的人爱养鱼，专注鱼的轻松、自由和惬意。有的人爱“投其所好”，善于捕捉上司的举手投足和喜怒哀乐。比如，古时鲁国宰相公孙仪喜欢鱼，闲暇之时养鱼、赏鱼。时间长了，国人尽知。于是，投其所好者络绎不绝地给宰相送贵鱼、送名鱼。可公孙宰相一概笑而拒之。有人问他何故时，他说：“我收了人家的鱼，就会被人情所牵制，就要答应人家的要求，甚至要迁就他们的违法行为。”在个人兴趣和国法面前，公孙宰相毅然选择了后者，足以说明定力之坚定、公私之分明。再比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些落马高官中，有的人对某一领域“兴趣盎然”，但他们“盎然”的目的却与公孙宰相背道而驰。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长王立军和天津市原公安局长武长顺都“钟情”“科研”，两人发明的专利数量令人喟叹。王立军曾在一年中发明专利211个，平均每1.7天申请一个专利。武长顺除发明35项专利外，还担任了18个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授、研究员。事实上，这两位“专利达人”发明专利的主要目的，就是凭借自身掌握的行政权力将自己名下的专利以许可使用或转让方式授权给具有“公安血统”的企业。一旦这些专利形成“现实生产力”后，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从中牟取暴利。如王立军设计的女警官“鲜红色风雨衣”和全球定位系统的“交警户外工作站”，就曾被大量用于重庆市公安系统。“投其所好”往往是打开那些意志薄弱者“小节”的一把钥匙。为什么同样是这把钥匙，却在公孙宰相面前失去了作用？答案只能是慎微在己、洁身在律。至于王立军等人另一种的“自我所好”，则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以权谋私。

心有定力，善养廉洁之气，还要有不为世俗陋习所左右的清醒和意志。世俗陋习在一定程度上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你若不为“利来”，可能被视作另类。“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若不思“利往”，可能被认为是不食人间烟火味的“清高和尚”。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世俗陋习一旦成风，久而久之就会演变为一种“腐败的负文化”。比如，争议了两年之久、现在已有定论的安徽省萧县县委原书记毋保良腐败一案，大范围地涉及了该县80多名干部。这些干部为县委书记送礼的一个原因，就是宥于“随大流”这样的世俗陋习。正是这种“随大流”的“腐败负文化”，不仅“刮倒”了该县一大批干部，更“刮倒”了干部队伍的价值观和当地的党风、政风。

心有定力，善养廉洁之气，才能既管住自己，又能管住别人，这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那么，“硬”从哪里来？“硬”发轫于理想，锻造于廉洁。而守住小节，则是锻造廉洁的第一道工序。只要这道工序坚不可摧、固若金汤，任何贪腐的欲念也就无机可乘、无隙可钻。此时，正气就会盈于心，浩气就会充于身，廉洁在不知不觉地坚守和淬炼中变成了一种自愿、一种自觉。有了这种自愿和自觉，对民则不取一分，对己则苛求十分，对贪则嫉恶如仇，对腐则恨而眦裂。被誉为清朝“天下第一清官”的张伯行就是这样一位刚直不阿、扬善抑恶的慎独者、反贪者和爱民者。

在清朝，按察使是巡抚的下属。按照当时官场旧例，凡属新任按察使的官员都要给巡抚和总督等上司送礼，以示敬仰、以求提携。康熙四十五年，张伯行升任按察使。面对官场浊习，他说：“我为官，誓不取民一分钱，安能办此！”他不仅坚决不送礼，同时力革弊端、整顿官吏。康熙四十六年正月，他被破格提拔为福建巡抚。在任期间，张伯行抚民、恤民，深得百姓拥戴。康熙四十八年，张伯行奉旨调任江苏巡抚。临行前，福建父老恸哭以送，如失青天。他任江苏巡抚后，立即发布禁止官员“馈送”的檄文，告诫他们：“一黍一铢，尽民膏脂。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这位民唤“青天”的廉吏，1651年出生于河南仪封。“仪封”即是现在的兰考县。张伯行出生311年后，共产党人焦裕禄来到兰考，创造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的“焦裕禄精神”。这两者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一个是从兰考走出去的清官廉吏，一个是在兰考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员。但他们都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慎微”、“慎独”和“以民为本”的思想精华。今天，张伯行秉持的廉洁观已经成为共产党人价值观的一部分：“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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