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并进行文化考试的制度，在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进行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基本上杜绝了“走后门”现象，实现了公平竞争。由于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青年不受家庭出身和家长问题的牵连，让广大考生觉得大有奔头。
“文革”期间，高等学校招生由于采取“群众推荐”的做法，不进行严格的文化考试，不提倡公平竞争，在当时社会风气不正的情况下，各地招生工作存在着严重的“走后门”现象。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用种种虚假手段，将自己、亲属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部门和负责招生的干部，不按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接收不符合招生条件的人入学。当时的顺口溜说: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而一些品学兼优的人却进不了大学。同时，由于采取推荐办法又使高等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因此，毕业时实际上多数人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造成了“文革”后若干年内各条战线上人才奇缺，后继乏人。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他的党和国家的一切领导职务。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复出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表明了自己重新出来后工作的态度，并自告奋勇地分管科学、教育工作。
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事
8月4日至8日，邓小平着手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事是召集30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开座谈会，对教育现状进行调查。
在这次座谈会上，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建议改变当时的高等学校招生方式，恢复“文革”以前的做法，即实行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为高等学校选拔合格的人才。查全性教授在会上慷慨陈词，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但有人考虑到当时已到了8月份，认为当年就要恢复高考，恐怕来不及。参加座谈会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觉得越早恢复越好，便建议说: 如果招考工作推迟半年举行，还来得及。邓小平认真听取了出席座谈会各位代表的发言，8月8日，他在座谈会结束时作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在讲话中，针对1971年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炮制的“两个估计”，邓小平明确指出，它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他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教育战线和科研战线一样，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特别是前17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年不做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了。
根据邓小平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精神，这次会议后第五天，教育部再次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领导谈到招生问题时说:“1971年全国教育会议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至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忘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从青少年起教育他们热爱劳动有好处。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一些劳动。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邓小平对招生的条件发表意见说: “政审，主要看本人的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 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次会议共开了44天，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
邓小平对招生的具体工作抓得极细。他亲自看招生文件草稿，亲笔修改招生对象条件。招生文件初稿对政审规定得很繁杂琐细，邓小平批评“很难懂、太繁琐”，他指示修改为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这之后，教育部制定了新的招生文件。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10月12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文件废除了推荐制度，恢复了文化考试制度，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至此，施实了七年之久的 “群众推荐”上大学的办法被废除，恢复了“文革”前沿袭了17年之久的高考制度。
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命运
从公布恢复高考的消息之时到年底高考结束的两个月中，在全国各地，高考成为了人们的热门话题。由于高等学校已经有11年没有举行招生考试，社会上积存了大批符合报考条件的人。这一年，全国有578万青年报考，考试于11月、12月先后在全国各地举行，当时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纪录，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考试。当时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优质纸张印刷考卷，为此，中央特批动用了准备印制《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恢复高等学校招生并进行文化考试的制度，在整个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进行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基本上杜绝了“走后门”现象，实现了公平竞争。由于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青年不受家庭出身和家长问题的牵连，让广大考生觉得大有奔头。
12月27日，方毅在四届政协七次会议上作《关于科学和教育情况》的报告，谈到了恢复高考情况时说: 高等学校新的招生制度的实行，受到了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起了巨大影响。这次招生过程中，已经发现了大批优秀学生，可以保证入学新生的质量。而且招生制度的改革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年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业余教育和广播电视教育，使广大的青年都能得到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1977年恢复高考，既不是对“文革”前的高考制度的简单重复，也不仅仅是恢复文化考试的问题，它既有破，也有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文革”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荆棘丛生的时代背景下，恢复高考，事关社会走向，事关10年积压的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出路、前途和命运，其中的许多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极其敏感、复杂。在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千方百计为广大知识青年成长成才排忧解难。他亲自过问，制定了许多重大政策，果断地纠正了“文革”的错误，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
1977年，恢复高考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就是这个决定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1977年冬，全国有578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7.8万人；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40.2万人。1977、1978两届共录取68万名大学新生。这其中，大多数是政治立场坚定，有理想、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这批人后来都是改革开放各个领域的骨干，并且成为社会的中坚。这说明，邓小平当年决策恢复高考，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不朽之作。
（《刊授党校》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