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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明 邓公牌友的思想人生

聂北茵
2014年08月29日08:1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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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儿真”是他这一代人的人生写照,年轻时真诚参加革命,工作中,真诚地为民办实事,老年以后真诚地回望过去,真诚地反思

北京社科联大厦五层,会议室里挤满了来宾。

四卷本《王大明文集》新著发布会即将开始。忽然,所有目光都转向了会议室的门口,一行人中,两位“80后”让众人眼前一亮——会议主角王大明和著名作家王蒙说说笑笑间也一同走进会场。

坐在我们面前的王大明,今年已经85岁了,穿一件普通的深色夹克,话语很轻,举手投足间依然散发着书卷气,可以想见年轻时的他也一定是个知性帅哥。1946年的暑假,还在北平市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书的他只身投奔解放区张家口。暑假结束他已经是党的人了,被派回北平搞地下工作。

“两头儿真”是王大明这一代人的人生写照,年轻时真诚参加革命,工作中,真诚地为民办实事,老年以后真诚地回望过去,真诚地反思。

有人说,王大明的想法比较“超前”,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退下来以后。对他的“超前”开始人们或许会觉得有些纠结甚至荒谬,事后发现他不过是先人一步推开了思想解放的那扇门。

王大明可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是一个思想年轻的“80后”。

要用明白人

王大明屡屡被人提起的一个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时任北京市经委副主任的他提出:领导班子要配几个“明白人”。

话一出口,一言激起千层浪。

“文革”10年,王大明长期在底层劳动改造,在崇文门拆过城墙,在北京钢厂炼过钢,在门头沟插过队,在蜂窝煤场登过三轮……苦不堪言的磨难练就了他一双敏锐的眼睛。

刚刚粉碎“四人帮”还没多久,那时候相当多的有识之士和技术干部都还在车间猫腰扫地呢!王大明在调研中就发现,凡是启用中青年干部和技术业务干部的企业,生产就能迅速发生变化。用工人的话说,是用了“明白人”。从群众的大白话中,他归纳出:企业要搞好,首先要用“明白人”。

1982年,在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的提议下,在一次全国企业整顿工作会议上,王大明做了“要用‘明白人’”的发言。得到了许多同志的赞成。然而,也有人不满:难道我们都是糊涂人吗?

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看了会议上报的材料,批示:“从企业基层单位来说,领导班子配上几个‘明白人’,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接着,《人民日报》以耀邦同志的批示作为编者按,摘发了王大明的发言。

用“明白人”这个提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谁承想,争议却并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有人说,用“明白人”不就是说没学历、没技术职称的人都是糊涂人吗?更有人说,把知识分子抬得那么高,不是打击工农干部嘛!一些与王大明熟悉的工人朋友还给他写信说,“王大明,你在我们一机床的时候(注:1963年,他曾在北京第一机床厂下基层锻炼),跟我们挺好的,你现在怎么替知识分子说话啊?你自己也是工人出身,怎么看不起我们工人了?”

尽管阻力重重,当时北京市还是提拔了一大批知识分子担任企业领导职务。用王大明的话说,用人是个关键——“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明白人”上来后,企业面貌为之一变,有的企业搞起了“浮动工资”的自费改革,有的厂原来赔钱,现在赚钱了!最终,邓小平同志给予肯定的讲话传达以后,“明白人”的风波才渐渐平息。小平同志说:“就像北京市王大明讲的,企业领导班子要有几个‘明白人’,企业才能有效益。”

历史证明,“明白人”的争论在北京市工业改革之初是绕不过去的,思想不解放,改革就迈不开步。

也许今天的人们已经不会再对要不要用知识分子——“明白人”有任何质疑。但在当时,王大明要用“明白人”着实展示出一种超越极左思维的独特眼光。

“弱势群体”代言人

1985年,中组部找王大明谈话,希望调他去中宣部工作。没想到此时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食道专家诊断说他患了食道癌,必须立刻动手术。

“刀子一下去就发现不对,食管是软的,如果是癌,食管应该是硬的。”王大明回忆说,后来赶紧做切片化验,发现确实不对,是食道溃疡引起的食道狭窄。

“可是,一刀子下去已经把我的贲门绞了,贲门没有了,只好做了个假的,假贲门挡不住,胃酸总是涌上来腐蚀伤口,所以伤口一直不能愈合,这么一折腾就是4年。”

与死亡擦身而过后,所有熟悉王大明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了,那时,原来体重80公斤的他瘦得只有50公斤。他想激流勇退了。这时,耀邦同志亲自找王大明谈宣传工作,中央已经作出决定——尽管身体不好,他仍然去中宣部报到,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1989年,王大明的伤口奇迹般复合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稀里糊涂地好了,伤口不再渗血,连大夫也弄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大概是我的抵抗力增强了。”大伙儿开玩笑说,他又活了。

活过来的王大明后来又去了北京市委和政协。

在政协工作15年,王大明坚决反对“该说不敢说”“说了也白说”的种种不作为作风,强调政协要“协商于决策之前”,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参政权”。

1998年在一次全国政协的会议上,他呼吁全社会都要关注“弱势群体”并且代表课题组发表了专项调查研究报告。没过几天,他一下子收到了200多封群众来信,认识的不认识的人都找他反映自己的问题。

这时,却有人说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他是讲了讨人嫌的话。对此,王大明非常有底气——我们对“群体性事件”“弱势群体”“城市贫困”等现象是做过大量调研的,关注民生疾苦,我们政协义不容辞——“不管是不是讨人嫌,我们该干的还得干。”

为此,王大明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信,并把“群体性事件”和“城市贫困”的调查报告送给了朱总理。几天过去了,没有一点消息,正好政协开一个会,朱镕基也来了,本来就与朱总理熟悉的王大明直截了当地问到:镕基同志,我给您的报告看了吗?朱总理点点头:好,我回去马上就看。

两天以后,朱总理的秘书告诉王大明,总理已经批示了。后来民政部的同志告诉他,政协的这个报告对弱势群体很有帮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加大了对城市贫困问题解决的力度,资金额度有了大幅度增加。

再后来,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用了“弱势群体”的提法,那些不赞成这个提法的声音也消失了。

邓公牌友

王大明当过北京市政协主席,这个北京人都知道;可他还是邓小平30多年的桥牌牌友,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当然,这与他为人的低调不无关系。

1961年王大明还是个32岁的年轻人,但对于17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来说,那已然是“老革命”了。从这一年起,时任北京市处级干部的王大明和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就开始了桥牌桌上长达33年的友谊。

那一年在顺义调研休息的时候,小平同志想找人一起玩玩桥牌,就问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有没有人会打桥牌啊?那时,王大明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的副主任王汉斌也随邓小平、刘仁在顺义搞农业调查。于是,王汉斌、王大明就被推荐与小平同志一起打牌了。回忆起第一次和小平同志打牌,王大明记忆犹新:

“一见面,小平同志就问我们的名字,因为王汉斌比我大几岁,小平说王汉斌就叫大王,你就叫二王。”

“一开始啊,我也紧张,你想想一个处级小干部和总书记我们之间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啊!可是打着打着就不紧张了。因为小平同志在桥牌桌上没有架子,非常平等。”

“小平同志原来的牌友万里、吴晗都比较忙,他又觉得我们俩打得不错,以后我和王汉斌就经常接替他们了。那会儿,小平的桥牌‘对家儿’主要是对外文委主任张致祥,后来铁道部长吕正操推荐了铁道部的丁关根,说他的水平较高。一打,果不其然。后来小平同志比较固定的对家就是丁关根。”

“您和小平同志打过对家儿吗?”记者问到。

“打过啊!如果来的人不齐,我和王汉斌也跟小平打过对家儿。他打牌很讲输赢,但输了就输了,从不埋怨别人,也不用让着他。比如说他出错牌了,你可以批评他,刚才不应该那么叫牌。你说得对他点点头,你说得不对,他还和你辩论呢!”

“我也接触过一些领导,那打牌是不能输的,输了脸色就不好看了。”

“有时候,打牌打晚了,我们几个牌友就和小平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气氛是很好的。饭桌上他的孩子们什么都说,他一句话也不评论,就是听。这是他了解社会民情很重要的一个渠道。”

“当小孙子、小孙女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的时候,他会露出一种孩子般纯真的笑容。他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很民主的,对子女真是有一种爱!”

“他的家庭绝不是旧的封建帝王式的家庭,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也非常好。我们和他的子女也相处得很好”。

小平同志去世后,王大明和老伴儿曾一起去看望卓琳,“那是春节前,刚一下车,就看到孩子们列队在门口迎接我们。走的时候又是全家人出来相送。当时我们真是很感动!”

人会老 心不老

很多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人都或多或少会感到失落。可王大明说,他退下来10年了,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失落。

2004年,王大明退居二线。在退下来的10年里,他的思考依然没有停滞,看问题更加犀利尖锐。这位经历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变革全过程的思想者,一贯旗帜鲜明地倡导解放思想。在各种座谈会上,在与朋友的交谈中,他总是直抒胸臆——

“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一定要搞清楚,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更是打破思想禁锢的核心问题。”

“现在我们的一些同志总喜欢还把非公经济看做是补充,不能平等对待民营企业,根子就是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来: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不断深化得出的结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教条,生产力发展了,真正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幸福指数高了,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今天,改革再出发,仍需以更大的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

生活中的王大明是一个爱好多、兴趣多、朋友多的人。

在他的书房里有一面墙的书柜里摆放的都是他参加桥牌比赛获得的奖杯。他说,这里展示的并不是全部。

离休以后最多的时间王大明都用来读书,他也有自己的微信,“现在有几天不看点东西,就觉得落后了。”

每个季度他要和经济界退下来的朋友有一次不定期的经济形势分析会,离休以来他们已经讨论过60多次了。每周他都要和牌友们打一次桥牌,李岚清同志也是他的牌友之一。王大明特别喜欢唱歌,有一批歌友,差不多到了一定的时间,大家就去卡拉OK唱歌。他还是三个合唱团的名誉团长。2011年的时候,根据李岚清、吴仪等同志的提议,他们组织了一场“忆之声”音乐会,演唱的都是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歌曲和部分苏联歌曲。2012年,在抗战胜利67周年的时候,他们又搞了一场以抗战歌曲为主要内容的“忆之声”音乐会。今年,老同志们为新中国成立65周年要再来一场“忆之声”音乐会呢!

王大明为什么能够如此智慧而快乐地享受离休生活?“这与我有一个很好的‘半边天’密不可分。”他这样回答你。

王大明和妻子安静媊相识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安那时是贝满女中的团总支书记,王是东南区书记,算是她的顶头上司。1953年他们结为百年之好。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相濡以沫,真正做到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说到如何看待老年人的生命价值,王大明说,王蒙讲过,我们“80后”是老龄人中的“小高龄”。我说,人不怕老,思想的老比身体的老更可怕。只要思想不老,你就不老。

离开王老家时,王大明和小女儿执意把记者一行送到电梯门口,直到电梯门缓缓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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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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