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长征沿途群众的文化水平，漫画也成为宣传的一种常用形式。很多群众不识字，但有了生动形象的漫画，他们就马上能明白红军要说的道理。
“赶场天或是平常，
寨上的农民或是行人来往，
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
因为板壁上有农民的指南。
它是红军留下的标语，
召唤穷苦农民站起来，
打倒土豪分田地，
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
这是贵州锦屏县侗族青年杨和钧遗留下来的诗作《板壁上的指南》。他读了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深受教育。红军走后，他写了许多诗，怀念和歌颂红军。后来他决定去追赶红军，却不幸消息走漏，途中被敌人抓回杀害。
写标语或张贴宣传单，是红军在长征中向群众传输革命道理的最常见、也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几乎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被要求在路过的地方、在宿营地写标语，有的时候到宿营地晚了，战士们还打起火把写标语。长征初期，红一方面军举行过连队写标语竞赛，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都写一个至五个标语；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
红军战士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许多人不识字或识字不多，于是宣传队想出办法，把一小块木板挂在前边同志的背包上，写上几个字，行一次军就能认几个字。不仅干部、战士，就连马夫、炊事员挎包里都有个小识字本和一支小铅笔头，坐下来休息就学写字。由于当时物资匮乏，红军缺墨少纸，战士们想尽各种方法写标语，将革命真理传播出去。
有的战士把标语写在竹叶、树叶上，相互传递，称为“叶报”。进入牧区草地，战士们用各种颜色的小石头块在草地上镶嵌成标语。到了森林地带，红军战士把标语刻在树上，树不倒，标语不灭。在大河的上游，战士们在木板上写下标语文告做成“水电报”投入水中，让它们顺着水流到下游国民党统治区。西南地区的石板、石壁、石坡石头多，红四方面军创造性地在上面刻标语，既醒目又持久。四川通江县沙溪镇景家园村旁的山崖上至今仍矗立着一幅宏大标语“赤化全川”，字高5.9米、宽4.9米，字距7.1米，笔画深达0.35米。
红军的标语通俗易懂，形式活泼，而且根据各地具体特点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湖南针对何健、贵州针对王家烈、云南针对龙云、四川针对刘湘，都有特定标语。如贵州台江县的标语“反对王家烈、犹国材对苗人的一切苛捐杂税”；现存贵州省博物馆的标语“绅粮堆谷满仓，干人无米煮汤”还加入了当地方言，里面的“绅粮”、“干人”都是贵州方言，即地主豪绅和穷人。
这样贴近群众的标语内容自然容易被群众理解和接受。1935年1月红军到达遵义时，遵义南白镇花灯老艺人李祖德挑煤到街上去卖，看见红军宣传打富济贫、爱国爱民的道理，就与红军亲近。红军临走时送给他一把江西景德镇茶壶，他视如珍宝。后来，他用从小就喜爱的黔北花灯曲调编成花灯剧《红军送我一把壶》，剧中唱道：“红军送我一把壶，喝起水来当吃肉；穷人喝了壶中水，千年穷根要拔出……”
考虑到长征沿途群众的文化水平，漫画也成为宣传的一种常用形式。很多群众不识字，但有了生动形象的漫画，他们就马上能明白红军要说的道理。
红军在黎平整休期间，在县政府门口两边墙上绘制了两幅大宣传画。一幅是蒋介石奴颜婢膝地拉着日本帝国主义者朝山海关走去；另一幅是蒋介石将地球仪上的中国地图切成多块，他手捧东北三省地形图，献给一个手握指挥刀、气势凌人的日本侵略者，图上写着“出卖祖国”。这些漫画生动且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卖国的丑恶嘴脸，在当时影响很大。
不只是漫画，红军带给群众的还有歌谣、戏剧、诗歌。红军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革命的道理就讲到哪儿。这种宣传给国民党政府造成极大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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