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培德回忆起红二十五军路过上沙窝的情景时，说：“红军很规矩，简直和农民一样，坐下就和你闲聊。有人活了七十多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
1935年4月下旬，红军长征进入四川阿坝州。
谢成敬听人说：“要来‘霉老二’了，‘霉老二’有爪爪，不管你在哪里，都要把你抓到。”这些传言闹得人心惶惶。后来越传越凶，越传越神，还说“霉老二”个个都是红胡子、蓝眼睛，长得像有獠牙的妖怪,见了鸡、猪、猫、狗都要吃，更不用说是人了。
谢成敬在家排行老大，父母让他拿个主意。谢成敬就找村里的伙计们商量。
有的说：“管他的，不管来啥子东西，我们都跟他们拼。”有的说：“我们拼倒容易，只是那些老的老，小的小，咋办呢？”有的说：“拼，咋拼嘛，还没等你挨到他，他就把你抓去吃了，不如去躲。”
大家就一致同意躲。
主意一拿定，谢成敬就回去对父母说：“我们已经商量好了，大家一起躲到山上去。”于是大家扶老携幼，一起躲到了山上。
在山上住了几天后，有人就到山上来喊了：“老百姓，快出来，我们是红军。”
听到有人喊，谢成敬就爬到树上去看，一看，山上来了好多背枪的人，只见他们也跟一般的人差不多，没有什么好吓人的地方。
以后的几天，这些背枪的人都在这山上喊，喊大家回去，不要再藏在山上了。
谢成敬跟伙计们商量：住在这山上也恼火，啥都不方便，不如下山去看看。另外，看那些背枪的人也不凶，这么多天了，都是把枪背在背上，也没见他们乱打。要是他们乱来，我们藏也藏不住。大家都同意了他的看法，商量好天黑下山。
到了山下一看，到处都驻了军队。不过，他们一点儿都没有乱来，又没有抓鸡，又没有拉猪。大家都有点儿奇怪：只说这次是来了啥子队伍，这么清静呢。
心里有了底后，他们又上山去，把亲人们都喊下了山。
一下山，红军对乡亲们很热情,要他们各自回家,不用害怕,还说红军只打地主老财,不伤害穷人。果然，不久红军开始整老财，枪毙了当地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的吴地主。还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成立了苏维埃。
谢成敬家里也住有红军，还有一个团长。团长经常跟他聊天，动员他参加红军。他见红军一心为穷人办事，也想参加这样的队伍。跟父母一商量，父母不同意，说他是家中老大，是顶梁柱，他走了就没有依靠了。
父母并没有说服他，谢成敬还是跟红军走了。可惜没过多久，因母亲和家中姐弟都生病了，他只得离开红军，回到家中照顾老幼。
虽然不在红军部队了，但已经熟悉红军纪律的谢成敬自觉地成为红军的宣传者。再遇到有人说红军是“霉老二”，“见人就要抓”，他会义正言辞地反驳：“啥子‘霉老二’，是红军，人家都是些好人，他们只是见不得有钱人。”“我曾跟他们住过一段时间，人家纪律严得很，不准亏待老百姓。”
谢成敬只是长征中被感召的千千万万老百姓中的一员。翻开长征经过地方的老百姓关于长征的回忆记录，他们首先被红军吸引和折服的，几乎无一例外，是红军的严明纪律，这与他们以前所知道的土匪、国民党军阀大不一样。一开始，老百姓因为受国民党的欺骗宣传都很害怕红军，想方设法逃到山里去。然而，当他们看到红军的纪律严明，不扰民、不损害群众利益，还给大家办好事，便纷纷转而信任红军、依靠红军，甚至加入红军。
四川古蔺石夹口太平渡下街的柳怀清说：红军比国民党军好千倍万倍，红军战士到他店里买吃的，先问清价钱，照价付钱后才拿走东西。四川军阀的军队过太平渡，到他店里拿东西吃，一不问价钱，二不付钱。向他们要钱时，狗兵双眼一瞪：“老子命都舍得，吃你一点东西还敢要钱！”结果挨一顿骂，差点挨打。
正是严明的纪律使红军迅速与国民党军阀区分开来，形成老百姓对红军的第一良好印象。
那么，红军的群众纪律内容是什么？
陈云说：“每个红军战士都知道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些规定包含了我们的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要求每一个战士务必遵守。”而实际行军途中，考虑到长征的具体情况和长征中战士的实际素质，总政治部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稍做调整，提出了七点要求：
（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
（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
（3）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
（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
（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
（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
（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
这七点要求极为通俗，从具体内容上看，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要求略低，总政治部也指出“这是在保持红军纪律与争取群众工作上最低限度的要求”。但这七点要求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如“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就与八项注意中的“买卖公平”所针对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买卖公平”是建立在双方已经同意交易的基础上，而长征途中有的老百姓或是出于害怕地方军阀的报复、或是由于对红军不了解，不愿意与红军做生意。对此，红军绝不强迫，而是耐心做群众工作，积极转变群众对红军的态度。此外，红军在苏区所使用的苏维埃纸币，在白区根本不能流通，因此，提倡“买东西要给钱”，要使用能在白区流通的银元。但是，仍有红军战士使用苏维埃纸币，于是，总政治部决定每到一处，以师为单位由供给机关设立临时兑换处，专门兑换居民手中的苏维埃纸币，并张贴布告使群众知道；没有设兑换处的地方，坚决不允许使用苏维埃纸币。这项规定得到了群众的肯定，在很多人的回忆中都提到，“红军虽然生活很艰苦，但纪律很好，不乱拿群众的东西，买卖公平。”而且往往是多付给百姓钱，只值八毫钱的鸡，红军却付一块八光洋。
陕西佛坪上沙窝的刘培德回忆起红二十五军路过上沙窝的情景时，说：“红军很规矩，简直和农民一样，坐下就和你闲聊。有人活了七十多岁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人家随到就挖了一个厕所，第二天走后，这一万多人，住过的房前屋后，没有看到一点大粪，到处扫得非常清洁，我觉得很怪，以后才看见地边挖有一个粪坑。”
如此群众纪律，条条制定在实处，处处落在百姓心坎上。自然迅速拉近了红军与群众的距离，密切了红军与群众的骨肉联系。
当然，再好的群众纪律，也需要每一位战士自觉遵守。为了保证群众纪律的严格执行，红军严厉惩治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
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红星》报登载了三例违反群众纪律遭处决的案例，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第一例：“红三军团某部上士袁子何，率领运输员一人，故意逗留后面，枪杀群众的猪鸡，乱拿群众东西，经察觉纠正，竟不服从命令，仍故自由行动，有意破坏红军纪律。现已经上级机关执行枪决。”
第二例：“军委纵队侦察连侦察员谭永华，破坏红军、脱离群众。如在懋功时，假冒红军营长，诬陷群众为反动派，擅自搜抄其家庭，查不出证据就用手枪威胁。每次请向导，总是用拉伕的方式把向导看守起来，像囚犯一样，行路时又要强迫向导背东西，以致向导多数逃跑。此外，该犯曾屡次勒索群众，贪污了很多钱，大吃大喝，经保卫局逮捕，公审枪决。”
第三例：“电话队指导员李元明任职六个月，一贯消极，不执行上级指示，使电话队发生极严重的现象，减员四十余八。该队有两个要去投敌的份子，经别人发觉后，他任其逃跑。该犯贪污打土豪的款子和公款，吞没死伤同志的财产。雇临时伕子几天不给钱，以致伕子逃跑，他却贪污伕子工钱，此外，还到处乱拿群众的布匹、鸡蛋、腊肉等，造成群众对红军的仇恨。该犯亦经保卫局逮捕，公审枪决。”
今天来看这些案例，似乎罪不至死，从上述谴责的语言中，也并不明确他们是因为具体哪一项行为被枪决，但在当时，这些行为引起群众的公愤，使得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大大受损，已经是罪大恶极。这样的枪决，今天从法制上说虽然很不规范，但其价值取向很明确，即以民意为衡量标尺。这样严厉的惩治对所有红军战士自然起着强烈的引导和警示作用。
在目前保存下来的长征期间的《红星》报中，涉及群众工作的共有64篇报道，关于红军纪律问题的相关报道就有17篇之多，可见党和红军对纪律问题的高度重视。而红军严明纪律也确实收到了效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马上就发现了“秋毫无犯”的红军与反动军阀的差别，迅速消除隔阂，与红军交了心；群众的心地也是最质朴的，一旦交了心，成了朋友，便竭尽全力给予红军各方面的支持。可以说，严明的纪律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基本的前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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