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与广大群众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绝大多数红军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土豪恶霸的欺凌与压榨，因此他们自然地把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也就更能感受老百姓的苦楚，并以他们的苦楚为自己的苦楚。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红军在广西西延山脉周围遭遇了极多困难。最重要的困难，就是红军每到一处，全村全镇房屋、粮食统统烧了。
究竟是谁烧的呢？老百姓传说是红军烧的。
这件事直到红军驻扎广西龙胜县广南寨时才水落石出。当时，总卫生部集合准备出发行军，发现镇上三处房屋同时起火，显然是有人故意放火。总卫生部司令员贺诚马上下令回镇搜索，结果捉到七八个穿红军军装的放火人。一问，都是广西口音，并供认是龙胜县政府派来的，专烧民房，每天得大洋两元。目的在于使红军没有地方住，没有东西吃；同时还可以引起当地居民对红军的仇恨。而他们身上的红军军装，则是从县政府杀害的掉队的红军战士身上扒来的。这几个人已经放火烧了好几个市镇。他们穿上红军军装，冒充有病而掉队的伤员，天天跟在红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红军的侦察队，在红军快要来时，先放火烧房屋。
贺诚马上传令部队去救火。灭火后，召集全镇居民开会，当场让冒充红军的纵火犯自供。结果，几百个居民立刻动手，把这七八个纵火犯打了一顿。
贺诚出来演说：“这是广西军阀官僚一方面诬害红军，一方面残酷地使你们年终的时候，弄得无家可归。红军是帮助百姓的，我们帮助你们救火。现在你们太可怜了，哪家房子被烧的，红军愿把没收土豪的洋钱救济你们。大家到那边去领。这几个放火的人，大家愿意怎样办呢？”
贺诚这么一说，大家纷纷要求枪毙这七八个纵火犯。结果大家一块，把纵火犯拖到镇外去枪毙了，然后回来在红军摆好的桌子上领洋钱。经过这么一开会演说，马上有五六十个年轻力壮的男子到贺诚面前说：“我们要当红军。”最后共有一百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
能想出冒充红军到处纵火这么一个恶毒的方法，不得不说当时桂系军阀白崇禧还是费了点脑筋的。但他犯了最致命的错误，即这种嫁祸是在牺牲老百姓利益的基础上。而红军重点不是洗刷污名、把纵火犯枪毙了事，更关心的是百姓利益，帮助百姓灭火，重建家园。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自然也就决定了民心的向背。
红军与广大群众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绝大多数红军都是贫苦农民出身，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土豪恶霸的欺凌与压榨，因此他们自然地把百姓当作自己的亲人，也就更能感受老百姓的苦楚，并以他们的苦楚为自己的苦楚。
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发现所到之处，有很多向他们求乞的“干人”。当地把穷人形象地称作“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见到此情此景，许多红军战士不禁掉下了眼泪。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有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战士们立即围上去。这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
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得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毛泽东并不轻易落泪，在长征中他曾四度落泪，这就是其中一次。他的眼泪是为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而流，这比他自己吃苦受罪还要难受。红军战士们也是如此。因此，红军每到一处，总是先把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给揪出来，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并帮助群众建立起各种革命组织与地方革命武装，成立临时革命政权，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谋求解放和自由；看到特别贫苦的老百姓，总是想着把自己身上能给的都拿出来给百姓。比如一位营长将留给自己老母亲的人参送给长征途中遇见的病重老人；一位普通战士将分给自己的四斤干粮送给饿慌了的母子三人，结果自己体力不支牺牲了……长征中，这样的故事数也数不清。
红军以真心对待群众，换来的是群众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
吴西将军曾向人说起长征中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
那时在湖南，为了摆脱地主武装的纠缠，部队只好迅速转移。刚下过雪，山高路滑，马也很难走，只有下来步行。忽然哗啦一声，一打滑，吴西滚到山崖下面去了。
为了安全，组织上把他安排到湖南桂东的老百姓家养伤。房东大娘每天给他煮干饭，自己悄悄吃白薯和南瓜汤。为了给他增加营养，大娘把家里准备换盐的鸡蛋也煮给他吃了。在大娘的精心照顾下，他很快康复，穿上大娘特意为他编织的草鞋，踏上了寻找部队的征程。
像吴西这样接受老百姓照顾、承受老百姓恩情的红军战士实在是太多了。1936年2月20日，红二、六军团准备将47名伤员从贵州毕节小坝送到大定六寨。路经新寨时，苗族首领杨以沙老人率领全寨男女老少赶到路边，硬是把伤员“抢”到寨子里治疗休养，全寨30多户人家争着让出自己的床铺安置他们。伤员在新寨住下后，杨以沙把大家组织起来，妇女们负责护理伤员，男青年负责站岗放哨。他又派人上山采药，医治伤员；到街上买来棉花，蘸盐水给伤员擦洗伤口。重伤员大小便时，就由苗族同胞背出门。后来，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光荣牺牲，苗寨百姓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并特意为烈士们修建了“红军坟”。红军北上后，有3800名伤病员留在康北藏区，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组织僧俗进行救护，先后有千名伤病员隐藏在白利寺内获得医治。
正是因为沿途群众甘愿冒着极大的危险照顾、掩护红军伤员，才使长途行军的红军有了可以依托的后方，保存了革命力量。
在长征这样艰险的条件下，还有大批群众自愿加入红军，及时补充了队伍力量。我们来看看几个数据。长征中，四川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达4.5万多人。阿坝自治州当年参军的少数民族青年就有5000多名；当时只有2万多人口的茂县，有1000多羌族同胞参军；丹巴县巴底乡随军北上的有270人。羌族土司安登榜放弃家业，率200名羌族勇士随红军踏上征途。在云贵川三省，仅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就有近2万名各族青年加入红军。在黔西北苗、彝、土家、布依、回、白、汉等各族子弟参军的达五六千人，其中黔西县达2000人，毕节县有1004人。中央红军在遵义12天就“招了三千精壮新军”。四川越西县两三个小时就有七八百人参军，红军还专门成立了“倮倮（彝民）连”；在藏族地区的茂汶县甘堡区，一次参军的藏、汉族青年就有200多人。人民群众在参军中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和父子、夫妻、弟兄或一家人父子母女共同参军的热烈场面。
老百姓还积极为红军带路、提供情报，提供船只、门板等，为红军驾船渡江渡河，保障了行军的顺利。
1935年1月，红军到达习水县土城时，千余户老乡把门板拆给红军当铺板；战斗中，又用门板去抬伤员；渡赤水时，抬去门板搭浮桥。红军过河后为防敌人追击，把浮桥炸了，老乡后来去打捞漂在河中的门板时，因分不清哪扇是哪家的了，便随便抬回来，修修补补装门上，并亲切地称其为“红军门板”。
1935年5月3日，刘伯承亲率干部团先锋营，深夜赶至金沙江边的皎平渡。红军找到当地船工张朝寿，跟他说“我们是穷人的队伍，要让穷人过上好生活”，请他帮忙渡江。于是，张朝寿和弟弟张朝满在当地找来30多名船工，加上兄弟俩，共36人。每船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船10次，人歇船不歇。大船可渡60人，小的只能渡11人。有些船已破烂，水不停地从船底浸入，每个来回，都要将船中水倒入江中，才能复渡。36名船工连日连夜地划，手臂划肿了，脚也站酸了，却毫不懈怠。张朝满回忆说，当时虽然累，“但是精神上无比愉快，老感觉有使不完的劲”。虽然红军当时给养困难，却是杀猪宰羊，优待船工，红军喝粥，船工吃肉，每天还发5元工钱。在船工的帮助下，2万多名红军于5月9日全部安然渡江。
更多的群众在自己缺衣少吃的情况下，仍然拿出粮食、衣被、鞋袜、食盐等物资来支援红军，保证了红军的基本供给。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桐梓，桐梓城区10余名缝纫工人和几十名辅助女工，带着12台缝纫机，为红军赶制了3000多套军衣。大定、毕节两县的裁缝和妇女，日夜赶制冬衣2万多套。爱国工商人士刘熙乙廉价卖给每个红军指战员一双胶鞋、一把雨伞。红军进占贵州仁怀县城时，群众代表50余人抬着三只肥猪，一大罐茅台酒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红七军攻下贵州榕江城时，许多群众出于对红军的爱戴，捐出了2万多块大洋，慰问红军。
在征战藏区的16个月中，各族人民支援红军粮食约1000万斤，牛、羊、马、猪等各类牲畜总数约20万头。孔撒土司主动将自己的18万斤粮食支援红军，其他一些土司头人和喇嘛寺也支援红军大批粮食，仅甘孜寺及其属下的7个寺庙就支援红军粮食19万斤。茂县藏、羌各族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300余万斤，岩盐两三千斤，御寒羊皮褂1000余件。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巴底乡贫苦藏民格达一先，把自己家仅有的玉米和3斤二季豆种子，煮熟了送给红军战士吃，还用家中的存麻编了15双草鞋送给红军。
“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百姓一片心。亲人穿起翻山岭，长征北上打敌人。”这首流传至今的质朴歌谣，见证了说不尽的军民鱼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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