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到廖洞短暂休息，全村住满了红军。红军走后，各寨各户回家一看，东西一件都没有丢失和损坏，依旧安然完好，苗家老人夸赞说：“共家”真是好，爱护苗家百姓。
1934年农历九月间，秋收刚过，红六军团大约一万人马，从贵州剑河县岑松镇到塘脚村，沿着陡峭的林间山道，进入施秉县六合乡境内。
八梗寨的刘务东听到声音，半夜起来，见有很多红军战士住在家门口屋檐下，心想定是好军队，才这样不惊扰老百姓，便提出一筐柿花给他们吃，红军拿一吊钱给他，他摆手示意不要钱，红军打着手势讲：“不收钱，我们不能吃老百姓的东西。”刘务东没有办法，只好把钱收下，红军才把一筐柿花分给每个战士吃了。过后两天，国民党军追到后，刘务东误认为又是红军，把家里的一坛甜酒给他们吃，结果他们一文钱不付；有的士兵还到寨上捉鸡抓鸭，抢劫财物。刘务东每每回忆起这件事来还十分悔恨，说：“早知如此，我应把那坛甜酒送给红军吃。”
红军战士来到黄古屯潘保东家，发现缸里有两升米，主人不在家，红军把两升米煮吃了，临走时，放了两块银元在米缸里。在八埂刘王银家，红军把他家米煮吃了，临行前放了五块银元在神龛上。在冰洞，群众都躲进密林深处，等红军离开后，回家一看，刘兰牛等七八家的米缸里都发现有一两块或三四块银元。
红军到廖洞短暂休息，全村住满了红军。红军走后，各寨各户回家一看，东西一件都没有丢失和损坏，依旧安然完好，苗家老人夸赞说：“共家”真是好，爱护苗家百姓。
这是红六军团过苗族地区时所留下的精神印记。为了顺利通过苗族聚居区，总政治部下发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战士们坚决执行。而红军的良好作风，也给苗族人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不少苗族同胞给自己在那时出生的小孩起名纪念红军。廖洞的潘拥武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那个月生的，他母亲曾给他起名叫“拥共”，冰洞的刘桥品也是红军路过那个月生的，母亲曾给他起名叫“照共”。还有八埂的刘敬共，后人一提起他们的名字，自然就想起红军当年经过这里的情景。
从1934年11月红军长征进入第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开始，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会师，红军总共经过了苗、瑶、壮、藏、回、布依、土家、白、纳西、彝、羌、侗、裕固、东乡、蒙古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居住区。各少数民族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民族习惯，红军均能加以尊重，并且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之下，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制定了不同的民族政策。
今天留存下来的红一军团所经过的民族区域表，这样记录：
“藏族区域，经过92天。川西北与康东地区，多为藏族。杨土司属地很大，民族信仰喇嘛教，每个大市镇都有喇嘛寺。民族团结心很坚，生活亦很简单。又因地理与气候关系，所有家庭均团聚烤火念经。牛羊很多，为其大宗食品。民性甚强，对汉官军阀非常痛恨。文化落后，土产很多，与汉人很少交易。藏民自有武器不少。”
“苗族区域，经过21天。苗民比僮（壮）、瑶都进步。黔南桂北苗民很多，自能耕种玉蜀黍、马铃薯及稻子（糯米）。生活亦简单，与汉人关系亦不甚好。跑山极快，善渔猎。与汉人接洽，多经其边居之苗民（能言汉语者）。”
“彝族区域，经过5天。川西西昌冕宁及其以西一带，有此民族。盘江沿岸亦有少数（比较进步的）。彝人自能耕种（与苗民相似），房屋以茅草构成，生活简单，没有床铺及其他用品，均披羊毛毡，衣服少而脏。部队经过该地域时，须预派代表接头，否则自有武装扼守要口，阻止经过。”
上述记录表明红军对少数民族的考察相当用心和细致，即使只经过一两天，也要弄明白这个民族的基本情况、民族性格和生活习俗，在此基础上再制定具体的民族政策。在长征中，红军总政治部先后发出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进入藏区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注意争取彝民工作》《告康藏西番民众书》《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等文件，红一方面军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关于回民工作指导》《回民区域政治工作》等文告、文件，红四方面军发布了《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和著名的六字诀布告。
这些政策措施都充分考虑了各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如鉴于瑶族的内部很团结，土司管事等上层阶层具有较高威信，其内部阶级斗争并没有开展；而且在反对汉族的军阀、官僚的民族压迫方面，瑶族上层还起到了革命的积极作用，于是红军《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中确立了通过瑶族的上层代表去发动群众的方法，而“不求过早的去发动瑶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来破坏我们同他们的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一致行动”。又如考虑到彝族内部家族部落制的统治状况，确定“不打彝族的土豪，对于彝民群众所痛恨的彝族土豪，也要发动彝民群众自己动手的来打。如果在当地没有土豪可打，为了解决红军的给养，应当出钱向彝民群众去买，或经过宣传发动彝民自动捐助。万不得已时，也要出借据向他们借。”
在正确的民族政策指引下，长征红军与少数民族谱写出一曲曲民族大团结的赞歌，其中“彝海结盟”是最为光彩的一笔。
1935年5月20日，中央红军为迅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抢渡天险大渡河，决定从泸沽、经冕宁、过拖乌到安顺场渡河。这一条路，敌军防守薄弱，却要经过历来被人们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承担红军先遣队任务的刘伯承、聂荣臻，临行前得到毛泽东指示：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与彝族群众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争取说服他们，用和平的办法借道彝民区。
先遣队于5月22日进入彝区。当红军过额瓦垭口时，树林中有成群结队的彝民出没，并发出呼喊声，企图阻止红军前进。部队被迫缩短行军距离，走到彝海子，突然从身后额瓦方向传来枪声，涌出成百上千的彝民，手舞大刀簪矛和棍棒，向红军高声吼叫。接着，后面传来消息：跟在后面的工兵连因掉队和没有武器，所带的工具、器材都被彝民抢光，衣服剥尽，被迫退回出发地。
面对严重局面，先遣队坚决执行民族政策，任何情况下不开枪还击。部队停止前进，由通司（翻译）向彝人喊话、宣传解释，但彝民仍不放行。正在混乱之际，从山谷垭口处有几人骑骡马奔来，为首的是彝族果基支头人果基小叶丹的四叔果基约达。通司上前联系，说红军首长要同他谈话。果基约达欣然同意。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肖华同果基约达就地坐下，进行交谈，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红军刘司令统率大队人马路过此地，并不打扰彝人同胞，只是借路北上。根据彝人十分重义气的特点，肖华表示：刘司令愿与彝族头人结为兄弟。果基约达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以前曾知道一点红军的情况，但他对红军的来意有些半信半疑。可是，当他环顾四周，看到红军的军纪十分严明，便消除怀疑，接受了结盟意见。
肖华将沟通情况报告刘伯承和聂荣臻，刘伯承立刻骑马来到彝海子边。同时，果基小叶丹也来了，他见了刘伯承，便要摘牛黑帕子行磕头礼。刘伯承急忙上前扶住，他告诉小叶丹，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受压迫的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实行汉彝平等，同彝族是一家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要团结起来去打国民党军阀，以后红军回来，大家一块过好生活。这样，双方顺利达成协议，两人在彝海子边歃血为盟。按照彝人风俗，先喝血酒的是大哥，小叶丹要刘伯承先喝，表示自己为弟弟，服从大哥。刘伯承将随身带的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送给了小叶丹，小叶丹回赠了自己骑的黑骡子。结盟仪式结束后，刘伯承还代表红军将一面书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授予了小叶丹。
在小叶丹的帮助和护送下，红军沿着“彝海结盟”这条友谊之路，经过7天7夜顺利通过200里彝地，彝族人民“牵牛送羊欢送红军于道旁”，并欢声笑语高呼“红军卡沙沙（谢谢红军）”。红军迅速通过凉山，为红军主力保存了有生力量，更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
刘伯承赠给小叶丹的旗帜一直被精心保存着。1950年5月21日，西康省解放后，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遗嘱，郑重地把旗帜亲手献给了政府。今天，这面象征民族团结的旗帜还珍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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