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嘉兴市委宣传部等单位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一书，日前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一个很有学术价值、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课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虽然研究比较充分，出版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多。但是，对中共一大之前各地早期组织的创建过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俄共中央对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帮助情况；特别是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到底有多少成员、具体是哪些人、他们的生平情况如何等问题研究不够。
该课题资料丰富，论之有据，论之有理，分析细腻，将历史文献和回忆中提及人物及其活动都一一作了考订核实，不但厘清了各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过程，还将当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一一疏理，查清了姓名，还落实了他们的组织归属，并且逐一查考出他们的生平。
课题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浙江省委有关部门的支持，批准列入由习近平、赵洪祝作序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一大时，全国有58名党员
课题组成员不但查阅了国内及来自俄罗斯的大量档案，还多次前往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出生地及早期主要活动地考察调研，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基本上厘清了中共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城市及旅法、旅日学生中建立的过程；对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人数、每个成员的身份和基本情况进行了考证，基本弄清了中共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的情况，提出了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有58个成员的新观点，并且逐一查考出他们的生平，撰写了每个成员的传记。名单如下：
上海早期组织14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邵力子、袁振英、林伯渠、沈雁冰、沈泽民、杨明斋、俞秀松、李启汉、李中。
北京早期组织16人：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刘仁静、范鸿劼、缪伯英（女）、张太雷、李梅羹、朱务善、江浩、宋介、吴雨铭、陈德荣。
武汉早期组织8人：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郑凯卿、赵子俊。
长沙早期组织6人：毛泽东、何叔衡、陈子博、贺民范、彭璜、易礼容。
广州早期组织4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李季。
济南早期组织3人：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
旅法早期组织5人：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陈公培、赵世炎。
旅日早期组织2人：施存统、周佛海。
这58名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其中留学日本的有18人，北京大学毕业的有17人，其他大学毕业的有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有13人；从籍贯来看，湖南最多有20人，其次是湖北有11人，浙江7人，广东5人，河北、山东各4人，江苏2人，安徽、重庆、贵州、江西、山西各1人。这一名单及其归属的组织，得到了国内多位权威专家的认可，认为在没有新的历史文献发现之前，这一课题研究得出的成果是可信的，最新的，也是权威的。
这个群体基本上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大多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们投身革命，已不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了小我而奋斗。他们站在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上，超越了以往志士仁人的追求，怀揣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是当时中国优秀分子的集中代表。
共产国际、俄共帮助中国建党
课题查证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俄共帮助在中国建党的一系列举措。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了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和联合干涉，为粉碎帝国主义的包围，列宁构想并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反帝联合战线，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经莫斯科与远东再到拉丁美洲的民族殖民地革命联合起来，开展世界革命。为此，于1919年3月，建立了共产国际。为了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苏俄先后建立过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远东俄国共产华员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等机构。以上机构在3个方面为中共的建立提供了帮助。
组织上的帮助。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连斯基，于1920年4月指派维经斯基来中国，在北京、上海开展建党活动；同一时期，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又派遣斯托扬诺维奇到天津、广州参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活动。维经斯基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讨论社会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最初，维经斯基设想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结合起来，由这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起来，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是中国社会党。无论是国民党党员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只要是宣传过社会主义思想和支持过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先进人士，都是其发展的对象。7月4日，维连斯基从海参崴来到北京，召开了有10余名俄共(布)党员参加的重要工作会议，部署在中国召开代表大会，完成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而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制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等文件，对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中国共产主义者逐渐与无政府主义者走向分裂，并最终在中国建立了列宁所主张的纯正的共产党。
思想上的帮助。强调共产党组织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认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认识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无政府的共产主义”；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当时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像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党的义务，反对“绝对自由”。
经费上的帮助。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时带来的经费有2000美元，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由他出资得以印刷出版；8月，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派霍赫诺夫金携带了价值10万美元的钻石到上海变卖以支持建党活动；1921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给国际的一个报告中讲到，自1921年初维经斯基离华后，由于经费无着，各地早期组织不得不停止活动；而参加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到上海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成立中国共产党提供资金帮助的；中共一大召开时，每位代表得到100元的旅费资助，几乎是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主事(校长)一年的薪水；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说，从1921年10月到1922年6月，党中央机关一共支出17655元，其经费来源：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显然，没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建党活动的开展是十分艰难的。
南湖会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虽然只有一天时间，但是完成了建党最重要的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会议首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一纲领在上海会议期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围绕党在当前的工作是以研究教育，还是以革命运动为主；中共是否需要联合其他政党，对南北政府取何种态度；党员是否可以在现政府中做“官”，是否可以加入资产阶级国会。所以南湖续会首先是讨论通过了党纲，明确规定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等无产阶级政党的原则；第四至十五条是关于组织章程的条文，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
南湖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中心工作和工作方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案》，明确了党成立后的基本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组织新式的产业工会，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吸收工人加入共产党。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通常的说法，认为中共一大成立了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但也有大量资料表明，大会依据党纲选举产生了党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20世纪50年代苏共中央移交中共中央的档案有一份党的第一届中央委员名单：陈独秀为书记、周佛海为副书记，张国焘、李达、李汉俊、毛泽东、李大钊、杨明斋、刘仁静为委员。领导机构的产生是完成建党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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