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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未名湖畔的哲学名宿

王建柱
2014年07月18日16:3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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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人文学院,亲切看望87岁高龄的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在汤教授研究室里,习总书记同他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的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汤一介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哲学史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创建中华文化书院推动“文化热”,到90年代最早提倡“国学”,从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文化总顾问,到《儒藏》工程的首席专家,汤一介通常被外界看做是北大哲学系的“头牌”。但他并不愿以“哲学家”或“国学大师”自居,他曾谦虚地说:“在1949年以后的30多年间,只有马、恩、列、毛这样的领袖才能称为哲学家,而我们只是一名普通的哲学工作者。”

汤一介的一生,是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的,因为历次的政治浩劫,他与同龄人一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弯路,但他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以“知天命”之年重新焕发了学术研究与创作的活力。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最著名的学者,汤一介的一生映衬着中国哲学在不同时代的沉浮。

探讨人生——让人生放射出更大的光芒

汤一介祖籍湖北,1927年生于天津,父亲汤用彤是学贯中西的哲学家,言传身教对子女教育影响很大。天资聪颖的汤一介受父亲的影响,早在读高中时便思考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探讨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

上世纪40年代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百姓颠沛流离,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1945年1月,为准备考大学,汤一介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先修班听课。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让青少年时代的汤一介开始独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他撰写了《论死》《论善》《论人为什么活着》等一些显露哲学家天赋的文章。

“我想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汤一介想,人生就像一根蜡烛,可以慢慢地让它烧完,也可以让它很快地烧完,放出更大的光。他下定决心,要做那个很快烧完并放出更大光芒的人。1946年,汤一介考上了北京大学。虽然对西方文学很感兴趣,但他还是选了哲学系。

在北大,汤一介仍然保持着勤学苦读的习惯,并很快崭露头角。少为人知的是,汤一介在中学时便开始接触到共产主义,曾因读《西行漫记》与几个同学组织去延安,结果被贵州警备司令部抓了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汤一介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结识了乐黛云女士,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对于汤一介来说,乐黛云是他生命中一位最重要的人。汤一介回忆,解放后,北大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时他与乐黛云都在做团的工作。汤一介毫不掩饰他对乐黛云的欣赏:“她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又非常热情的女孩,没有什么心计,说话直爽。”二人结婚60多年来,历经各种坎坷,却不离不弃。

破冰研究——做思想独立的学者

汤一介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学习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专业理论著作以及一些苏联文学作品。1951年毕业前夕,他被派到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党校领导对其委以重任,留在党校给学生讲中共党史,后又讲授马列主义哲学。他讲的课程很受欢迎,党校领导决定把他调到党校工作,他却一直想回到北大,继续自己的哲学梦。

1956年10月,汤一介终于回到北京大学,并开始帮助父亲汤用彤整理文稿,翌年,父亲的名著《魏晋玄学论稿》正式出版。从此,汤一介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

改革开放以后,汤一介迎来了学术生涯的春天。

在走过了那个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家的年代后,汤一介决心要成为一个思想独立的学者。1983年,汤一介撰写出版了《郭象与魏晋玄学》一书,该书打破了过去唯心唯物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认为考察哲学历史应着力发掘前一个哲学家解决和留下的问题,找到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1981年春,汤一介在北京大学首开了选修课“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佛教、道教”。这个题目不仅涉及玄学,还涉及佛教跟道教的关系等问题,难度可谓相当大。为了成功开讲,他每天“做功课”做到很晚,“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两点钟前就寝”。而这样一门可能相当枯燥的课程,却被他讲得有声有色。据他回忆,这门课“很受学生欢迎,三易教室,最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而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

“我努力把教学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脱钩,力图坚持独立思考,并提出一些新观点,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十分艰难的历程。”之后他又出版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等专著,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绕不开的著作。

1984年,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组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举办了四届反响巨大的“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推动了当时的文化启蒙运动。

肩负责任——从传统走向现代

1983年,汤一介赴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正好那时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会上特设了中国哲学的圆桌会议“专场”。汤一介以“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可能性”为题作了讲演。他认为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儒家的这几个中心理念都没有失去现代意义,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他的发言论据充分,扣人心弦,把充满思辨气氛的大会推向了高潮。

上世纪90年代商业浪潮滚滚袭来,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发表“文化冲突论”,对此,汤一介立即给予了批评和回应。他指出,中国讲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的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他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来批判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

怎样实现文化共处呢?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1993年芝加哥世界宗教大会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条金律。普世价值是共性,以此为基础,沟通起来就容易,不排 斥别的文化,自己的特殊价值也就容易被接受。

现在的汤一介,可谓著作等身。随着时代风气和学术氛围的改善,汤一介进入了研究的“高产期”,他提出了“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等诸多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相结合。

主编《儒藏》——人生最后的梦想

晚年的汤一介依然忙碌。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主持制定、汤一介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方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2004年,由北大牵头,汤一介挂帅的《儒藏》编纂工程正式启动。

就在这一年,汤一介被查出患上肝硬化,病情一再反复。虽然老伴乐黛云一直在为他的身体忧心,但汤一介并不遗憾。作为《儒藏》项目的提出者和总负责人,汤一介将《儒藏》视为自己最后的梦想。

现在,在汤一介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已出版的33本《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作为这部集中华儒家文化精髓的浩瀚工程的总编纂,汤一介坦言:责任重大。

“这个项目涉及文史哲、图书馆、考古等专业知识,能干这个活儿的人并不多。现在做《儒藏》已经有些晚了,做《二十四史》的那批老先生大都已经故去,老专家也没剩下几个了,再过十年八年几乎就没有了,会出现人才断层。现在做《儒藏》带有抢救性质,一方面要抢救这些老专家的学识,另一方面也要抢救书,还要培养新的人才。”汤一介说,这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继往开来,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同时为人们提供可以了解和利用的儒典大文库。

目前,87岁的汤一介和老伴乐黛云过着平静的生活。 汤一介说,人到老年,总会考虑一些事情,人到底为什么活着?是吃饭,穿衣,这样一天天活着,还是有理想和抱负地活着?当然,每个人的理想和抱负是不同的。父亲汤用彤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汤一介说他一直努力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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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金雪、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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