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科学史工作者，他一直有一个梦想：科学史，这个在不少人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学问，愿它在科学事业中发挥它的大用
当人类仰望星空，心生无限遐想，天文学应运而生，成为一门古老的科学。揭示宇宙奥秘，发现天体运行规律，领悟天人关系，人类探索宇宙的脚步永不止息。
16岁踏进“天文”的门槛，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孙小淳至今已经在现代与古代的天文学中穿梭了三十多年，着眼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他将引领大家走近神秘的天文学，他将告诉我们：天文学史不仅仅是天文学的“文化点缀”。
古代星空的追寻者
孙小淳出生在江苏溧阳的一个农村家庭。1980年，年仅16岁的他进入南京大学天文系攻读天文物理专业，或许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和天文分开过。
因为天文学对数学、物理等学科的要求非常高，那时候的孙小淳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学习，直到大三的时候，才时常有机会碰碰自己最爱的足球。临毕业时，因为国内仅有的几个天文台已经人员饱和，这个专业大多数毕业生一毕业就面临改行，入学时的兴奋变成了毕业前的惆怅。但孙小淳是幸运的，由于各方面优秀，毕业后他被留在系里做助教、辅导员和团工作。
因为做学生工作的需要，孙小淳开始接触哲学、人文类的书籍。这期间，孙小淳遇到了他的恩师卢央教授，正是卢央向孙小淳展示了一个他过去未曾想到过的专业领域——天文学史。1986年，他报考卢央教授的研究生并被录取。
在恩师卢央教授的引领下，孙小淳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知识殿堂。卢教授的讲课不拘一格，周易、八卦、星命、医学、奇门遁甲……无所不谈；考古天文学、人类学、哲学、结构主义……旁征博引。在当年“文学热”的助推下，《美的历程》、《美学》、《纯粹理性批判》、《西方哲学史》、《批判哲学的批判》……这些佶屈聱牙的书籍成了孙小淳的日常读物。
孙小淳在恩师身上学到的不是解题的技巧，而是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学天文就避免不了涉及占星术——常常被认为是“迷信”的领域，“但卢老师却教给我们不同的思维，把占星术当作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用解释学、语义学的方法来研究古代占星术的构建。如此一来，那些被视为毫无价值的占星记录和术文，就转变成了非常有历史价值，甚至有科学价值的文献。”受此启发，孙小淳1989年的硕士论文题目选定为《北斗星在中国占星学中的意义》，他从那时起就对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抱有极大兴趣。
1989年，孙小淳在南大读完在职研究生取得天文学史硕士学位之后，在卢央先生的推荐下，考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师从薄树人先生。薄先生的教导激发了孙小淳对科学史的兴趣，但科学史对他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专业。博士阶段他继续从事天文学史学习，主要做中国古代恒星观测史研究。1992年经薄先生的介绍，孙小淳被送往荷兰皇家科学院分子与物理研究所及阿姆斯特丹大学天文系进行中荷联合培养博士学习，研究中国汉代的星官。
在荷兰一年多的学习和工作是快乐而短暂的，导师基斯特梅柯（Jacob Kistemaker）不吝的鼓励，实验室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每天咖啡茶时间里的思想碰撞，热烈而礼貌的争论，这是他向往的学术天堂。
“到了国外对自己反而有了更好的认识，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你往往是通过与别人的比较来认识自己。在那种环境氛围里，对自己打开眼界、增长知识是很有好处的。”孙小淳说。
在荷兰，孙小淳分析中国古代的星表时，脑海中呈现出当年教授给自己讲解数学分析的情形，突然之间意识到可以把傅里叶分析法运用到古代星表的分析上。就用此方法对中国古代的最早星表《石氏星经》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其论文于1993年发表在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刊上。用这种方法确定星表年代，应该说是孙小淳的独创，而且被国外同行称为是非常有效而且“优雅”的方法。他在荷兰完成了《汉代星空研究》的博士论文，1993年回国答辩。后来与导师合作，修改博士论文，并于1997年在荷兰以专著形式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外期刊上出现六种以上文字的书评，都无一例外地肯定这一成果。这一研究成果不仅确定中国最古老星表的年代，而且复原了中国汉代的星空，与古希腊托勒密的星空遥相呼应，在世界天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回国后我留在科学史所工作，参加了不少课题，完成了对《郭守敬星表》的分析；参加了陈美东先生关于《中国古星图》的研究，还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利用历史学、考古学和天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年代。此外还参加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大系》的编著工作。但是在这过程之中，我渐渐意识到这样做科学史在思想上的局限性。我们注重考证，往往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在某些方面领先等等，常常是以现代科学概念套古代思想，甚至免不了牵强附会。我们搞《中国科学技术史大系》，实际上还是步英国学者李约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后尘。”孙小淳说。
“百人计划”召唤下回国
1998年，一些从北京大学等单位来的博士生到了研究所，他们为研究所的学术带来新鲜的思维。对传统的做法，有的甚至被批评为“只会考证，却不知为何考证。”
孙小淳说：“这种批评听起来是很尖锐，但确实也指出了我们在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和方法论反思的状况。我对此有很大的感触，由此萌生了我再次出国学习，以扩大自己的学术见识的想法。”
一年后，在中科院的第十年，已经35岁的孙小淳放下所有，和妻子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系做访问学者。“去了之后，我觉得干脆读一个学位吧，这样我就可以经历美国的教育。”四年的学习，孙小淳觉得自己的视野与视角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宏观更有启发性。这一选择用他自己的话说，“不是一种计划性的东西，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偶然。”
在美国费城学习的四年，是孙小淳生活上最艰苦，思想上最快乐的时光。由于语言上的困难，他一开始还有些不适应，但是很快就克服语言障碍，并逐渐享受课堂上的讨论，体会新理论、新思想和新方法带来的冲击。除了选修科学史方面的课程外，孙小淳还选修了社会学、哲学、人类学方面的课程，这些都使他大开眼界。
“虽然不能说自己对这些学科有多么深的了解，但却启发了我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科学史的问题。有很多概念和方法，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比如人类学中的主位与客位观察、文化的浓绘、关联思维、理论渗透、社会学中的知识与权力、领袖魅力和政治合法性、科学知识的社会构建、文明之间的冲击与回应等等，无一不启发我对科学史的想象。孙小淳说，“在美国的学习，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增长我的学术见识。我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因此也产生了很多想法”。
在对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国际前沿理论与方法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后，孙小淳把目光放到了中国科学史的研究之中。2000年他与美国学者合作，编辑出版了《跨文化的天文学》，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等角度去理解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2003年，科学史所刘钝所长给孙小淳打了一个越洋电话，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劝他回到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搞“知识创新工程”，需要人才，可以申请“百人计划”把他引回研究所。一个电话，孙小淳就回国了，他希望把一些新思想和新方法运用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上。
从美国回来之后的孙小淳，想的就是不能仅仅依老一套的考据方法研究中国科技史，也不能局限在“李约瑟问题”的框架内。他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不能研究“近代科学为什么没在中国发生”的“负问题”， 而是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实际如何发展的“正问题”。
“我在《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的文中指出，李约瑟认为科学是世界性的，近代科学好比是大海，世界各文明对科学的贡献好比是百川朝宗、百川归海。这样的科学历史观固然有其价值，但历史上科学的发展果真是这样唯一的图景吗？历史上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探索、所有的实践，果真是像前世注定，朝着近代科学这个顶点迈进吗？这种目的论的史学观显然忽略了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去，探讨知识的各种传统、产生的各种方式以及知识在国计民生中的应用。这好比是各个文明知识河流的“河岸风光”。我们只有深入到古代文明的文化背景之中，揭示科学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才能真正体会科学历史的同一性和必然性。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科技史，完全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孙小淳说。
按照这样的思路，他设计了“国家与科学：宋代的科学与社会”，得到了中科院“百人计划”的支持。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变的时代，科学上也达到了一个顶峰，被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探讨宋代国家治理和国计民生需求如何影响了各种科学的发展。
在“百人计划”执行期间，孙小淳以《国家与科学：北宋的科学创新》为题完成了宾大的博士论文，取得了宾大的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博士。项目在2008年完成之时，他主持的“百人计划”项目结题并被评为“优秀”。在项目结束前一年，孙小淳还争取到了德国马普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的“马普伙伴小组”项目，于是可以沿着已有的思路，继续开展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他提出了“边界与接点：中国传统科技文化的多元交汇”的课题，希望构建新的研究纲领，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知识结构、知识应用及其创新性思维，揭示中华科技文明最深层的特点。这些课题的灵感都来自于他在美国四年的学习。
“有人问我们搞科学史的价值和追求在哪里，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内在的学科追求，现代科学史如何去发展。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往往是在科学的历史中得到启发，提出新的问题，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意义》，开篇就是从牛顿、康德等人的时空观出发提出问题。以历史观来看科学应当成为科学工作者的思维常态，科学史可以培养科学家的想象力。”孙小淳说，“另一个是外在的社会价值，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如何能够影响和启发人们的思想。比如从宋代科学史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北宋把国家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一用在天文上面，这个数字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所以宋代天文学的高峰很大程度建立在国家的持续支持上。”
历史的使命，就是以古鉴今。
科研之外
在很多时候， 孙小淳的天文学史研究工作与“科普”是同步进行的，比如在三亚“天涯海角”确立清朝康熙年间的天文大地测量点，在四中阆中探寻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的故地，既是学术，又是文化；既促进了当地的旅游文化发展，又达到了科普的目的。
孙小淳一直参加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大会以及国内天文学会组织的学术和科普活动，与国家天文台合作，与天文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近几年孙小淳主持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应用研究、苏颂水运仪象台的科学复原研究，都得到了天文学界很大的关注。
在国家天文台进门的两侧，一侧摆放着亚洲最大的望远镜LAMOST天文望远镜模型，另一侧摆放着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国家天文台、清华大学共同复原的宋代苏颂水运仪象台1:3模型。孙小淳等人根据自行研制的方案复原了“水运仪象台”，且运转正常，在2012年第28届国际天文联合会大会期间做了展示，引起了中外天文学家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与兴趣，大会还破例安排孙小淳做了两次大会报告。孙小淳等人复原的“水运仪象台”，揭示了中国古代以特有的方式实现了机械钟“擒纵”控制功能，完全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体现了中国北宋时期的科技水平。
2003年在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的山西临汾陶寺遗址的天文考古研究中，孙小淳等对中国最早的史前天文台遗址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研究中国天文学和早期文明的起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孙小淳一直倡导“科学家是科普的先行者”，在陶寺遗址考古发现1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期间，他向襄汾县政府主动提议为当地的学生举办一场“天文与考古”科普活动。原定两个小时的科普活动，由于学生的反响热烈，提问不断，延长了整整一个小时。
2009年是“国际天文年”。这一年，正好发生日全食，在中国广大的地区可以看到这一奇观，孙小淳作为嘉宾参与了央视的日全食直播；同年在央视国际频道“人物聚焦”中畅谈“中国古代的天文学”。
从事科学史研究已经将近三十年，孙小淳早已把它当做自己安身立命的事业，作为一名科学史工作者，他一直有一个梦想：科学史，这个在不少人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学问，愿它在科学事业中发挥它的大用。
对话孙小淳
《中华儿女》：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认为天文学和天文学史离我们太遥远，您能谈谈这两者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联系吗？
孙小淳：天文无处不在，只是我们没有太注意。就像人类生活离不开时间，我们已经习惯于看手表得知时间，却不会意识到时间实际上是通过天文观测确定的。天文学可能看起来很遥远，但是内在本质上是跟我们密切相关，探索宇宙的目的是寻求人类生存的安全感，这其实和古代天文探索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我们现在表述的方式更加科学、更加理性。而研究天文学史，我们不仅可以总结历史上的天文学成就，而且可以认知古代天文与人文及社会之间多方面的关联，这是天文学史研究的人文价值。此外，由于中国古代特别关注关心天象的变化，所以留下了大量的天象记录。这些天象记录可以为我们现在研究天体物理学及相关科学提供非常有价值的观测数据，例如利用古代的“客星”记录可以研究恒星演化和超新爆发机制，利用古代日食记录可以帮助研究地球自转的变化，利用太阳黑子记录可以研究太阳活动长期变化。近代天文学的历史还很短，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为现代相关科学提供了独一无二的、长时段观测数据，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中华儿女》：怎样理解您所倡导的“科学文化”？
孙小淳：科学是一个共同体，科学的创新，与这个共同体的文化密切相关。科学文化，在于传承，在于制度，在于科学家的思想和行为，在科学评价和资源及荣誉的分配。如果一个研究机构，可以丢开学术传统和制度不管，以权力代替学术，搞官本位主义，以私利或小圈子利益代替“公有性”和“无私利性”，科学讨论和学术争鸣开展不起来，那这样的研究机构的学术不可能搞上去。科学是科学家的职业，科学家是人，因此科学具有社会性。因此在科学文化中也像在社会中那样追求公正和透明。现代科学在社会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科学院建立卓越的科学文化是科学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华儿女》：不少听过您讲座的人都说您把科普讲的很有意思，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孙小淳：科普在国内经常被理解为是把科学的成果翻译为通俗的语言，应该由专门的科普人员去做；有人说科学家科学做得好，科普不一定做得好……这些理解都是不准确的。一流的科普只有一流的科学家才能做出来。在德国，他们的科学家是非常重视科普的，因为科学家只有真正理解了的科学问题，才可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它传递给大众。科普的目的是引起兴趣，启发思考，激发灵感。如果一味地灌输知识，是引起不了学生兴趣的。有些科学家只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钻研，不涉及其他的学科，这样容易陷入狭隘的视野，到头来只会一味跟着别人走，缺乏创新。 在我看来，科学家自身也需要科普，那应该是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视野、科学责任、科学文化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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