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传播范围更广，更具亲民性和草根性。它使得公众也得以利用手中的互联网和手机，发出自己的声音。公众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前所未有地增多，公众利用互联网几乎可以获取其需要的任何信息。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中国社会的任何力量和结构变化都会为其执政活动带来影响。尤其新媒体作为一种传播权下移和传播渠道自主化的信息流通工具，大有信息自助化的趋势。而政党组织从其当初发生学意义上来讲，其本身也是一种媒介，只不过是带有某种垄断性的特定政治媒介。新媒体由于其技术上的广谱化和渠道上的廉价化，注定其在使用频率、使用范围和使用人群上都占有明显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的政治组织传播构成一定的竞争和压力，为执政党带来一定困扰和忧虑。具体来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意识形态与文化安全受到挑战。如果说以资本和技术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主要对应民族国家经济市场权力的话，那么以新媒体为主要推手的文化和政治全球化必将挑战各主权国家的传统意识形态和区域文化边界，推动世界各国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融合和价值观再造。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思想和文化的领导力尤为重要，一方面通过思想和文化的领导权捍卫我们党的理论和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理论和体系的意识形态功能巩固和实现党的领导，善于通过意识形态领导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我们党执政的传统优势。不难理解，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在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权益增长的同时，也对我们党的传统执政方式和执政优势构成相应挑战。
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改变了信息生产、加工、传播的格局，更是作为一种新的规制改变了信息的内容和表达，这种渠道和内容的差异化与多样化对党既有的信息能力和媒体执政资源客观上产生了竞争，其结果必然对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优势与主导权构成挑战。正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同欧美一些国家受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相比，同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陷阱相比，同西亚北非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相比，我国发展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但是，西方仍然在“唱衰”中国。国际舆论格局是西强我弱，西方主要媒体左右着世界舆论，我们往往是有理说不出，或者说了传不开。这些年不绝于耳的“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言论之所以甚嚣尘上，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国际信息传播权的不对等和新媒体的随意聒噪引起的。
信息传播与安全问题。在传统媒体时代，党对于社会的传播权控制可谓优势明显。一方面党作为社会权力中心，对信息源头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作为党的喉舌身份，使得社会信息传播通道也被牢牢控制，普通公众的媒介权力微弱。而新媒体完全颠覆了这一信息竞争格局，信息权力发生了明显的反转。新媒体传播范围更广，更具亲民性和草根性。它使得公众也得以利用手中的互联网和手机，发出自己的声音。公众获取信息的途径也前所未有地增多，公众利用互联网几乎可以获取其需要的任何信息。除了接收此类信息，他们还能利用新媒体对这些信息进行二次加工和转播，扩大信息的播散范围，甚至形成舆论以影响党和政府的行为与决策。党和政府的信息权力开始为公众分权，信息权力的下移使得公众成为了信息源头和掌握媒介渠道的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由此导致党和政府对媒介和信息传播的掌控已不如从前那么容易，由此导致党和政府的信息传播与安全因信息权力格局改变而改变。
例如郭美美事件，纯粹就是以秦火火为首的网络推手及网络水军公司一手策划的。这种幕后炒作红了郭美美一人，却把中国红十字会置于舆论漩涡直至抹黑，还造谣郭美美与红会原副会长郭长江的关系。一会儿说郭美美是红会原副会长郭长江包养的“二奶”，一会儿说是郭长江的私生女，而郭长江则是中国著名文学家郭沫若的儿子。最后，连美国的媒体都开始纷纷报道。中国红十字会及中国政府的慈善体系几乎被郭美美事件彻底摧毁。尽管郭美美事件后来得到澄清，但对党的公信力和中国社会的慈善事业所造成的惨重损失却是永远无法挽回的。该事件之所以发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由于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与安全受到破坏造成的。
党内党外事务管理的界限开始模糊。新媒体因其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本性对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解构，传统社会领域中的各种功能性划界可能面临失效，包括对传统政治叙事当中的党与社会、党与国家、党与非党的界限都会产生某种消解。党内民主推举的干部、出台的政策、创新的理论以及既有党组织的传播功能等“有形”部分都可能遭遇来自新媒体领域的“无形”匿名政治干预，实体政治组织有可能遭遇影子政治组织的牵制。例如轰动全球的“世界新闻报”和“维基解密（Wikileaks）”就是典型例子，媒体舆论试图干预和操控政治的努力昭然若揭。包括国内近些年影响较大的雷政富案引发的13名厅级干部免职事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周铁男案、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案等都是率先有新媒体爆料，随后纪委和组织部门跟进处理的。这种干部的处分和免职权限照理应该由党内自行作出，但新媒体关于党内事务的曝光和乐此不疲地推行网络反腐，客观上的确对党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某些影响。
网络群体性事件。党内民主的发展由于受到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必然呈现为不足和失衡的一面。一旦这种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成本支付被新媒体充分地挖掘并加以放大，就会产生网络群体性事件或网络暴力事件，而且这种网络群体性事件通常会由虚拟世界走向现实世界。如“湖北石首事件”、“温州赴美考察团”、“南京天价烟房产局长事件”、“张家港官太太团出国事件”、“贫困县县委书记戴52万元名表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等都对党内正常秩序和民主进程产生实际的影响。尤其以沈阳小贩夏俊峰刺死城管一案为例，在夏俊峰一审、二审均被判处死刑后，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置社会秩序与法律公正于不顾，罔顾城管生命，充分利用新媒体大打情感牌和仇官牌，以至于这样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迟迟不能判决，最后还要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此案件召开记者会再次作出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在法律程序之外添加非业务程序，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新媒体带给相关国家职能机构和部门的压力所致，是相关职能部门在用非业务手段纾困新媒体的“群起围观”。
危机管理和舆论引导。任何政党政治都可能遭遇某种政治危机，传统的政治危机往往可以通过政治家团队的努力和政治技术、政治杠杆的调节得到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应对。然而，新媒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政党政治发挥作用的时空和方式。首先，传统的风险信息管控在新媒体的今天几乎不可能；其次，政党内部的各种意见会加大对新媒体的运用和起作用的范围；最后，从现代政治变迁的推动力量来讲，逐渐由过去的“武斗”走向“文斗”，由“线下”走到“线上”，由“暴力革命”走向“互联网革命”，由“实体革命”走向“虚拟革命”，由“枪杆子”走向“鼠标”。
例如2010年底在北非、中东蔓延的所谓“茉莉花”革命，之所以也被西方媒体称为“推特”革命，就是因为在这场所谓的民主化革命中以Twitter、Facebook、google等为代表的新媒体着实起了点火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于有人总结卡扎菲的政治生涯时不无幽默地说，当老派旧人物遭遇新媒体战争时，不仅输得很惨，而且也宣告了传统媒体的无能。我们党作为世界第一大党，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应对民主化发展所带来的政治风险和舆论引导，依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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